陈刚

案情简介：原告王某某和范某某系原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的股东，因为拆迁补偿款和被告（原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经营场地的出租方北京市石景山区XX农工商总公司）产生纠纷。经过律师的据理力争，庭审后，双方和解，被告支付了补偿款，原告同意撤诉，圆满地解决了此次纷争。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我作为王某某、范某某的诉讼代理人，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一、原告依法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1999年被告所属寅远车队改制为有限公司，王某某依法收购后，和范某某二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改制时曾经过石景山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王某某、范某某拥有改制后的企业是合法的。该公司租用被告的场地及房屋从事经营活动，每年交纳租金4,5000元。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在该场地上自建多处房屋。根据2001年1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承租人有权利就拆迁补偿事宜与出租人、拆迁人进行协商并签订拆迁协议；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所以，在2004年拆迁时，占地单位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及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就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在租赁被告场地期间所建的房屋及企业停产、停业的经营损失，达成补偿协议，共补偿61万元。被告将该款付给了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后，原告积极配合开发商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乃至拆迁活动顺利进行。二、拆迁时，原告与被告会同拆迁单位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达成的拆迁补偿61万元的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口头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当时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已经实际履行，也就是被告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将房屋拆除，把经营设备搬走。被告作为一方主体，不能因为变更了法定代表人，而否定前任法定代表人与原告达成的协议，从而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试问：难道原告的房屋就可以这样白白地被拆除吗？原告在拆迁时因停产、停业的经营损失就可以漠视吗？如果可以这样对待原告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肆意践踏。总所周知，“有权利就有救济”这是市场经济应当遵守的基本法则。现在被告矢口否认原来的口头协议，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三、被告拒不退还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客观存在，证据确实，原告诉求依法应予支持。2005年1月，被告以为了查清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刑事犯罪，该笔补偿款项权属不清为由，要求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将该笔补偿款交给被告，待案件查清后公司将原数返还。为了支持被告新领导班子的工作，原告所拥有的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将该笔款项交给被告，被告并为原告开具了收据。现在被告抗辩补偿款不予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没有证据支持，法庭不应采信。首先，被告认为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项目三部出具的《证明》虚假，被告这样的抗辩毫无事实根据，请法庭不应采信。其次，被告认为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项目三部不具有法人资格，出具的《证明》无效，纯属无稽之谈。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项目三部一直独立负责拆迁补偿等工作事宜，为原告出具的证明只是实事求是的陈述一下本案的客观情况，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因此，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再次，原告当初领取补偿款时，履行了合法的财务手续。在原、被告和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三方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后，被告按照正常的合法的财务制度向原告支付了本案中的拆迁补偿款。最后，被告2005年1月28日给原告开具的《收据》，可以证明原告诉求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原告的诉请有事实根据且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主张，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四、依据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能限制或剥脱第三方的权利。被告依据和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的协议来抗辩原告的诉求依法不能成立。依据我国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能为第三方设定义务，更不能限制或者剥脱第三方的权利。况且，在原告与被告协商拆迁补偿时，并不知道被告和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协议的内容。因此，被告和北京XX地产有限公司协议中的第18条为无效条款。原告依法享有独立的请求权。这在事实上充分体现在拆迁时，占地单位和原、被告三方达成协议补偿原告61万，足以证明被告现在所依据的抗辩理由是无效的。五、本案中原告主体适格，依法应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拆迁补偿款。由于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失去了经营场所，经过全体股东王某某和范某某决议通过，依法进行了注销登记。因此，原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理应由原股东行使和承担。并且在被告为北京XX运输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上也显示，缴款人为王某某、范某某。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立。因此，原告是本案权利的实际所有人，原告以权利人的身份起诉被告索要拆迁补偿款，当然应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请。综上，原告的证据符合事实，合法有效，应判决被告依法退还补偿款61万元及利息109,800元和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代理律师：陈刚年月日

职务侵占罪的成功案例陈按：由于本罪的总体处罚低于盗窃罪，因此律师在代理本罪的实务中可以在侦查阶段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可以建议不予起诉，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可申请缓刑，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基本人权（此罪的办案经验与心得）。本律师代理的多个职务侵占罪均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例如郭某窃取所在公司产品达十一次之多，本律师第一时间接案后，立即找承办警官沟通并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出具律师建议，申请取保候审成功，并继续依法与承办警官交流，最终取得撤销案件的结果。附：取保候审申请书申请人：郭某某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西店村212号申请事项：申请为犯罪嫌疑人郭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事实与理由：犯罪嫌疑人郭某因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在xxxx年x月xx日已被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安部门拘留，现被羁押于大兴区看守所。由于犯罪嫌疑人郭某系初犯，且其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一贯表现较好，其家人也有能力退赔涉案赃款。综上，对犯罪嫌疑人郭某采取取保候审，社会危害性不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现郭某的弟弟郭某某愿意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作为担保。据此本案犯罪嫌疑人郭某的弟弟郭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特向贵局提出申请，请予批准。此致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申请人：郭某某xxxx年x月xx日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和量刑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本罪的立案标准职务侵占罪是数额犯，也就是说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不构成本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数额较大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财物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本罪的量刑：犯本罪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可见相对于贪污罪、盗窃罪等罪，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较轻，且量刑的幅度较小；而贪污罪、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量刑幅度较宽。附：法律及司法解释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为正确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惩治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犯罪行为，现就《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一、根据《决定》第九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实施《决定》第九条规定的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取贿赂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二、根据《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用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三、根据《决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实施《决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挪用本单位资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为进行非法活动，挪用本单位资金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的，依照《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四、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处罚。《决定》第十二条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五、《决定》第十四条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工。六、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七、《决定》公布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公布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依照刑法第九条规定的原则办理。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成功案例陈按：律师在辩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否则，不构成本罪。本律师在代理法国在华大型公司员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先获得取保候审的成功继而又取得了案件的撤销，恢复了当事人的清白。附：律师建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预审处：我受周某的委托，作为代理律师，为其涉嫌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提供法律帮助。经过会见，以及通过认真的调查，本律师对本案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发表如下法律建议，恳请贵处予以充分考虑：一、本案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人应为高某本人。高某在2007年7月13日之前，一直在为xxx公司提供维修服务的上海夏乐物流公司作维修工。高某加入xxx公司的维修部门后，在xxx公司组织的培训考试中完全合格，且非常清晰、准确的回答了在维修制冷设备时首先要关闭电源。但是案发时，作为多年从事电工行业的高某应当知道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维修业务的基本操作规定和常识，然而高某或因为出于疏忽大意或出于过于自信的心态，在维修冷柜时其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独自一人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如未穿绝缘鞋）带电冒险作业，而导致此次伤亡事故的发生，危害了公共安全。我们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委托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可以得出本案中高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上所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由于高某在此次事故中因为自己的过失犯罪又成为了此次事故的受害者，高某的身亡而致无法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二、xxx公司已经受到了其应当承受的行政处罚。本案中由于xxx公司在招聘员工时没有严格把关，从而导致了像高某这样的维修工从事如此特殊的岗位却没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并且xxx公司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疏漏。所以在xxx公司与高某家属达成善后事宜时，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罚款11万元。该公司对于此行政处罚不持异议，及时的缴纳了罚款。由此可见，虽然周某是xxx公司维修部门的负责人，但是由于其入职是在2008年，而高某2007年已经进入xxx公司的维修部门工作。因此，对于高某不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而进入xxx公司维修部工作的错误理应不由周某个人来承担。所以，产生本次事故行政责任的xxx公司已经受到了其应当担负的行政处罚。三、周某在此次事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案发当日，周某仅有的行为是在接到xxx公司中关村店维修主管的电话，说冷柜温度探头到货后，便通知了一下高某。随后，高某却没有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报批，擅自一人去维修冷柜，并带电作业，酿成大错。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二是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并与生产、作业有直接关系；三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违反规章制度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二是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构成本罪，只要具备其中的一种形式即可，不要求两种形式同时具备。但在本案中周某作为维修部门的负责人并没有强令高某冒险作业，甚至都没有让他立即去维修冷柜，而只是告知其维修的配件到货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周某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应该承担此次事故的刑事责任。综上，本案的刑事责任人已经死亡；行政责任人xxx公司也已经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厉处罚；周某在此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依法不应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因此，我们谨代表周某本人建议贵处依法结案并撤销案件，恳请贵处能够早日撤销周某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依法恢复周某完全的公民自由权，努力营造一个宽严相济、执法为民的法治社会。代理律师：陈刚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案标准及其量刑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这里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是指违反有关生产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因此，这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包括以下三种情形：(1)国家颁布的各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2)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3)虽无明文规定，但反映生产、科研、设计、施工的安全操作客观规律和要求，在实践中为职工所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根据1989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1)致人死亡1人以上的；(2)致人重伤3人以上的；(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的，或者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八条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三）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四）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第九条的规定，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三）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四）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根据刑法第134条之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谢亚龙被控受贿罪一审辩护词陈刚律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谢亚龙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虽未经司法审判，谢亚龙却早已先被媒体“定罪”。如此套路，除了宣泄以及敷衍球迷的愤怒之外，对于整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辩护人认为本案从程序到实体都存在严重问题，期盼头顶国徽的各位法官查清本案事实，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维护公平与正义。第一部分：本案的程序违法问题首先，异地监视居住严重违法。侦查机关在2010年9月4日对谢亚龙做出监视居住的决定，谢亚龙的户籍地在北京市，住处也在北京市，却被监视居住在沈阳“206”专案组办案点。并且由武警来看押，这是一种恶劣的变相羁押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谢亚龙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侦查机关可以随意提审或任意延长审讯时间。谢亚龙还当庭控诉：其曾遭受到殴打、折磨、侮辱、脱光衣服浇冷水、坐老虎凳掰手等刑讯。同时以他的家人生命安全来威胁他。这些都令人发上指冠！其次，检察机关违法提审。谢亚龙于2010年9月16日被刑事拘留羁押在辽宁省看守所，但检察机关却二次违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3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23条之规定，从看守所提出谢亚龙到沈阳“206”专案组办案点进行审讯。同时，根据《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第二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而本案中，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全程的审讯录音、录像。第三，检察机关以受贿罪起诉谢亚龙，匪夷所思的是对所谓的行贿人却没有进行刑事追诉，却将这些所谓的“行贿人”作为证人用以指控谢亚龙，这十分的吊诡。尤其指控中那些巨额的“贿赂”行为却不见相关追诉。这极其不正常！第四，长期剥夺谢亚龙会见律师的权利。本案中，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办案机关一直阻止律师会见谢亚龙，让谢亚龙无法享有接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辩护的权利。而作为监督法律实施的检察机关却知法犯法。一个程序严重违法的案件，正义将无法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希望法庭不能将错就错，掩耳盗铃式的进行裁判，否则，这样审判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不公的判决，虽未必承担法律责任，但终将被历史谴责。第二部分：实体上，谢亚龙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证明谢亚龙犯有受贿罪。一、受贿事实不成立根据刑法第385条之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１）行为人职务上的便利，即利用行为人现有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者与职务相关的便利条件；（２）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本案中，从起诉书所述事实及有关证据来看，谢亚龙接受财物的行为，根据现行法律，均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关于第一项指控：首先，发现英派斯器材以及将英派斯作为推荐产品的提议人不是谢亚龙，“健身路径”的采购事宜不是由谢亚龙负责，决定采购英派斯设备中起作用的也不是谢亚龙。因英派斯的产品质量好，公司信用和效率都不错，国家体育总局最终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了英派斯的产品，经过层层报批，体育总局相关领导都有批示，程序合法。谢亚龙没有为张爱国所在的公司谋取利益。其次，从英派斯张爱国给谢亚龙送礼的时间来看，大都是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这阶段朋友之间、熟人之间通过互送礼物联络感情，表达情谊，是很正常的事。谢亚龙为人正直，张爱国愿意与其成为长期的朋友。其中的8万元谢亚龙当庭陈述其早已在2003年还给了张爱国。二人之间有着正常的礼尚往来。所以，该项指控不符合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关于第二项指控：谢亚龙是个锐意进取的人，为了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努力打破垄断，让利社会，树立市场信心。谢亚龙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足球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谢亚龙不仅没有为邵文忠谋取利益，反而缩小了邵文忠所在的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的经营项目。作为国有公司的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财务制度应当有严格的要求，而邵文忠指控行贿谢亚龙的犯罪事实却没有相应客观的证据予以印证。因此，此项指控事实完全虚假，不能成立。关于第三项指控：江苏舜天晋级中超跟谢亚龙没有任何关系，且谢亚龙与张玉道本不认识。就关键事实情节，涉案5万元的款项以什么形式、何处支取，以现金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给谢亚龙，张玉道都称记不清了。但是却记得如何报销的，明显在拼凑证据。同时张玉道所称送给谢亚龙5万元的报销记账凭证上载明的时间却在其所称的行贿时间之前，这明显是在做伪证。该项对谢亚龙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关于第四项指控：首先，2006年足球赛事数据表证明了山东鲁能的实力，取得相应的成绩实至名归。该队提前夺冠的那场比赛，谢亚龙是应山东体育局局长张洪涛的请求，到现场观看。山东体育局希望比赛公平、公正，而谢亚龙一贯严格要求公平竞赛，根本没有对山东鲁能有任何的偏袒和照顾。其次，谢亚龙在讯问笔录里多次提到是刘广迎带着康梦君，而康梦君却说是他一个人到谢亚龙办公室送的20万。康梦君说他在2007年初让财务总监李海周准备20万现金。而根据2005年11月22日鲁电集团党任（2005）90号中共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委员会文件《关于康梦君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显示，李海周在2005年11月22日已被免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财务总监的职务。同时，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证明谢亚龙收受了山东鲁能的20万元现金。因此，康梦君的证言虚假。此项指控不能成立。关于第五项指控：依据中国超级联赛的相关规定，俱乐部完全自主转让，只要合法按照规定进行即可，最后到中国足协履行备案登记，不需要谢亚龙同意。否则，中国超级联赛不可能得到国际足联的认可。这项指控完全在丑化、歪曲中国足球，严重违背事实。该项指控称朱骏送给谢亚龙的20万元巨款，居然没有支取凭证，银行对账单也没有，仅他个人的证言无法证明他送给谢亚龙20万。且其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证。因此，此项指控不能成立。关于第六项指控：首先，选择朱广沪作为主教练是足管中心主任办公室会会议共同决定的事项，并不是一个人说了就能决定的事情。朱广沪的留任不是谢亚龙的个人意志，首先朱广沪与足协的合同既没有到期也没有出现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谢亚龙要求按照合同办事合理合法，没有任何徇私舞弊的行为。其次，谢亚龙的妻子身患严重的尿毒症，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朱广沪知道后送给谢亚龙的5万元纯属私人感情方面的礼尚往来。由上可知，该项指控也不符合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关于第七项指控：谢亚龙只是应广州体育局的请求为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推荐过教练，并没有与该俱乐部有过任何的交往。指控中显示，2007年春节前及春节后宁智雄给谢亚龙先后送了20万和10万，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却在年前年后都要表示。这非常不合乎逻辑。而且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宁智雄去过北京，去过中国足协。在其证言里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明显是在做假证。同时也没有相应客观的证据证明该项指控的款项存在以及给了谢亚龙，指控谢亚龙的关键证人宁智雄也没有出庭进行质证。因此，此项指控事实也完全虚假，不能成立。关于第八项指控：根据相关证据显示，中国足球的国字号队伍的集训由主教练提出训练地点，球队的领队进行考察，之后报批即可。2008年国奥队昆明集训训练地的安排是由国奥队选择，领队李晓光上报的，谢亚龙没有打招呼为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谋利益。同时，该项指控也没有相应客观的证据证明谢亚龙收受了王万钧的2万元现金。所以，此指控不成立。关于第九项指控：杜伊被聘为主教练是足管中心主任办公会的集体决定的，并不是谢亚龙个人的行为。温嘉庆所指控的“行贿”五万元也没有相应客观的证据证明给了谢亚龙。因此，此项指控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关于第十项指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春亚泰获得冠军是谢亚龙照顾而成就的。刘玉明送给谢亚龙的三万元银行卡，谢亚龙一直在找机会归还，但却未果。银行卡丢失了。可是这张卡到底是哪个银行的？卡中的三万元的钱还在不在？完全可以核实。在没有任何相关客观证据的情况下，该项指控完全不能成立。关于第十一项指控：谢亚龙于2005年2月17日才被任命为足管中心的主任，同年3月18日被任命为中国足协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在2005年3月1日就确定使用耐克球及装备。这说明中国足协已选择耐克作为了赞助商，相关事宜以前早已谈好。且南勇是中超公司的董事长，一直由他负责和耐克公司的洽谈，洽谈完毕后交由足管中心班子批准。谢亚龙刚刚上任，只是履行一下签约手续。没有证据证明，谢亚龙为李彤谋取了利益。由于谢家和李家为世交，两家人平时来往颇多。而李彤因谢亚龙儿子去美国留学送其2万美金，纯属个人感情交往方面的礼尚往来。4000欧元属于谢亚龙个人出国的自筹资金，因为在出国审批单上显示为费用自理。只要在出资单位的预算范围内，出资单位自愿支付，属于合理合法的行为。因此，该项指控的事实不符合受贿罪的法定情形，不能以受贿罪论处。关于第十二项指控：根据相关证据显示，王宝山当国家队的助理教练是根据时任国家队领队蔚少辉的指示，其与中国足协有正式的聘用合同。谢亚龙没有为其担任国家队助理教练提供了帮助。同时也没有相应客观的证据证明王宝山支取了10万元送给了谢亚龙。这项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指控不成立。二、指控谢亚龙犯罪的证据不足1、证人证言缺乏其他客观证据的印证。在本案中，除了证人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谢亚龙收受了指控的款项。既然行贿的是金钱，就应当有相应钱款记录比如支取证明或银行对账单等其他证据，证人证言本身的真实性无法得到查证属实，而且所有的证人都没有到庭进行质证。这让人有理由相信这些贿赂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不能仅凭证言就认定谢亚龙实施了受贿罪的犯罪行为。2、大部分证据取证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而本案中，很大部分的取证地点不合法：绝大数的证人是在宾馆被取证，甚至有的在专案组的办案点被取证。3、本案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全部为非法证据。谢亚龙于2010年9月4日在沈阳“206”专案组办案点被监视居住。专案组对其进行非法取证，做了大量的讯问笔录，后来案件被移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却二次违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3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23条之规定，从看守所提出谢亚龙到沈阳“206”专案组办案点进行审讯。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这些讯问笔录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证人全部没有出庭质证。辩护人庭前申请法院通知控方全部的证人及相关证人出庭质证，但没有一位出庭。依据法律相关规定，证人出庭是原则，不出庭是例外。本案几乎全部是言词证据，没有其他形式的证据相互印证。若证人不出庭，将无法印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此种状况下，案件事实如何能够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0号证据规则：“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至此，本案中的证人证言将无法采信。综上，本案控方的证据实难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谢亚龙受贿罪名不能成立。辩词总结：同为法律人，希望我们在坐的各位守住法治的底线。不仅还谢亚龙一个公道，而且要对得起我们的良心！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相或许丑陋甚至恐怖，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担当！若我们今天能迈出这一步，虽然艰难困苦，却可为中国法治的文明点燃希望之光。谢谢！辩护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刚2012年4月24日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陈按：现代法治国家为了约束强大的公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审判公开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以期保护个体的基本权益。从这一角度言，刑事诉讼法与宪法之功能殊途同归。因此，刑事诉讼法通常被称为“小宪法”，意指其在基本人权保障上的地位在所有法律中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国依然沿袭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思维与行为模式，把刑事诉讼法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而无视其应有的宪政价值。在此修法之际，本着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维护法治的精神，本律师就草案中有关条款提出如下意见以供参考：一、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原则的缺失。草案保留刑诉法原有的第1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立法总则，依然将惩罚犯罪作为宗旨。而“保护人民”这个非法律词汇无比空泛，不能明确有力的体现我们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该条显示出草案仍然没有改变法律工具论的本质。这明显违背了我国加入的以保障人权、限制公权为宗旨的国际人权准则的公约。强调打击犯罪的立法宗旨，势必造成人权保障的弱化，这种违背世界通行刑事诉讼价值的选择，将继续阻碍中国民主与文明的进程。（目前，我国已经加入的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法公约主要有：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5年批准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4年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1985年批准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1985年通过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90年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二、无法保障的“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我们就确立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单纯追求惩罚犯罪，没有必要的程序正义，公民的基本人权无从保障。此次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但这些规定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配套，仅为一种口惠罢了。首先，草案第19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看上去很美，但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没有沉默权制度，就不可能做到“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而且刑诉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种“如实回答”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完全矛盾。93条规定的实质依然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还要有回答的义务，并且还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否则就会被认为认罪态度不好、无理狡辩，从而量刑加重。这将导致草案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处于中看不中用的尴尬地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空头支票。由此可见，没有规定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没有沉默权，仅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些字样，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建议废除93条的规定，直接确立沉默权制度。其次，修正案草案第53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但这种所谓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才予以排除的规定，又给办案部门打开了便宜之门。本律师认为，对于非法证据理应一律排除。同时应当规定，非法收集者的法律责任。“无责任则无法律”，草案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违反程序法的法律责任严重缺失。司法实践中的公安、检察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收集、裁剪证据，其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局面依然延续。同时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的非法证据，也仅可能是排除其证据效力，对于非法证据收集人也奈何不了。这种司法制度环境下，要排除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简直是痴人说梦。同时，草案第55条、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3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没有规定具体核实的期限、不予以核实的后果和救济方式，将无法保证检察院确实履行职权、履行义务。同时不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出庭质证而没有出庭质证的后果，这种立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没有保障措施的前提下，这种规定只能流于形式，不产生法律的效能。由此可见，上述草案仅仅停留在看一看，说一说，听一听的层面上，要想发挥其作用，必须增加相关的制度予以保障，否则，其立法的意义不大，“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的原则无法落实。三、公权力的肆意扩张。第一，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到二十四小时。草案第116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首先，实践证明自有刑诉法以来，十二小时的时间应当满足了传唤、拘传的需要，没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因为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必须谨慎对待，不能任由承办机关自行决定。同时既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就没有必要再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直接采取拘留、逮捕即可。这样的规定相互矛盾。同时拘传、传唤没有起点时间的相关规定，现实中我们的办案机关经常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也没有相应的罚则。面对无比强大的公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辩护律师岂敢提出异议？即使提起了申诉与控告，但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因此，要避免司法实践中无强制措施时间的具体起始点，只要未在规定时间内未向犯罪嫌疑人、家属、辩护律师出具有效法律文书的，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认定为非法，予以排除，同时给予违规者相应从惩处。第二、县级以上公安局长可以行使窃听权。草案第150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这种行为将严重威胁公民的隐私权，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世界各国都予以严格控制，谨慎采用。而我们却没有案件的适用范围控制，没有秘密侦查的期限限制，没有第三方的司法审查，仅一个县级公安局长即可决定，这样的公权力不被滥用，不知道谁会相信。第三，秘密关押的合法化。草案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同时草案第84条、第92条中都有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就强制措施烈度而言，看守所的羁押要比监视居住严厉得多。如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这些严重的犯罪还采用监视居住，且不通知家属，也没有必须多长时间内通知家属的规定。这种立法意图明显是给另设羁押场所，进行刑讯逼供提供方便。据此，侦查人员可以以“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且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这就意味着，长久以来遭世人诟病的秘密关押合法化。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将泛滥成灾。公民的基本人权将受到严重危害。四、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实质性的保障。第一，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草案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草案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草案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首先，“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样的规定应当取消，律师会见不应设置审批环节。其次，虽然草案规定了律师的上述辩护权利，但是却没有规定侵犯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救济方式，以及违法阻碍律师辩护权的法律责任。没有根本性的保障条款，律师的辩护权只能是一纸空文。最后，草案没有真正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尤其律师向被害方证人调查取证，必须要经过检察院或法院的同意，非常不合理。第二、律师的人身权没有保障。草案第42条第一款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是对律师的一种职业报复，从重庆李庄案到广西北海律师案可以看出，此项规定对于刑事辩护活动、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秩序，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必须废除这样的规定。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良民亦罹其害----沈家本

仲裁申请书申请人：XxxxxxxCo.一家XX国的公司（见附件第1至第2页，在XXXXX注册登记的官方文件）住所（注册登记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电话：传真：负责人:职务：（见附件第3至第5页，公司授权及护照）申请人代理律师：（见附件第6至8页，授权委托书）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电话：传真：被申请人：义乌市xx进出口有限公司（见附件第9至10页，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住所：义乌市稠城街道兴中小区xx幢x号xxx室电话：传真：法定代表人：电话：仲裁依据申请人XxxxxxxCo.与被申请人义乌市xx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0010-1786号货物买卖合同（见附件第11页，）中的仲裁条款--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任何争议或与本合同而产生的，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x,xxx，xxx美元；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仲裁而发生的律师费及申请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事实和理由：2010年8月2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见附件第11页），约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售漂白精和焦亚硫酸钠，总价款为x,xxx,xxx美元，付款方式为T/T。合同签订后，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了全额付款（见附件第12至16页）。然而被申请人却没有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把货物及时装运并发送给申请人，至今拖欠申请人xxx，xxx美元的货物。申请人多次催要合同项下的货物。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交货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在此期间，申请人曾多次通过中国的朋友打电话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合同义务，同时以各种方式谋求问题的解决，但均因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诚意，一直未果。综上所述，鉴于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申请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依据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之仲裁条款，特向贵会提起仲裁，恳请贵会依法公正裁决，维护申请人的利益。此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附件：1、第1至第2页，申请人在阿联酋注册登记的官方文件2、第3至5页，KamalA.Mirza的身份证明3、第6至8页，授权委托书及律师身份证明4、第9至10页，被申请人的基本信息5、第11页，货物买卖合同6、第12至第16页，付款凭证7、其他证据申请人：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