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丽萍

【案情】2005年吴某(女)与胡某(男)登记结婚，共同居住在胡某在农村的住所，吴某将户口一同迁至胡某处，户主为胡某。2006年，吴某与胡某生有一子小胡。2012年5月，胡某在农村的房屋依法被征收，胡某作为户主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安置房是对原有住房征收进行的补偿，按照每户的人口进行补偿，每人补偿标准35平方米。按此协议，胡某一家三口分得一套105平方米住房。2012年12月，吴某与胡某因感情破裂被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儿子小胡由胡某抚养，但未就安置房进行判处。2013年1月，吴某将胡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对安置房的所有权进行分割，由胡某对吴某应得的安置房份额进行补偿。据悉，该安置房仍在建设中，尚未交付使用。本案中，吴某离婚后能否要求对尚未交付的安置房进行分割？【分歧】对于本案中吴某能否要求对尚未交付的安置房进行分割，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胡某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尚未实际履行，安置房尚未交付，吴某起诉的标的并不存在，故应裁定驳回起诉，吴某须待安置房实际交付后，方可再行起诉。第二种观点认为，胡某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当事人双方为当地政府与胡某，吴某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作为协议外的第三人要求对安置房进行分割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故对吴某的诉求不应支持。第三种观点认为，该案为家庭财产纠纷，该安置房为吴某与胡某婚姻期间的共同财产，故对吴某的诉求应予支持。该纠纷实为分家析产纠纷，李某母子的诉求应予支持。【管析】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房仍未建设中，尚未实际交付，但基于国家政策、政府诚信等综合因素考虑，该协议效力是有效且预期能够实现的，该协议约定的利益是确定的必然的。吴某基于自己应得财产份额而提出相应的诉求，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居住权，至于该安置房是否交付，并不影响吴某对自身利益的主张。其次，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虽然是胡某与当地政府签订的,但胡某作为户主签订此协议,并不当然的由其个人取得该安置房的所有权,其代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应由整个家庭对该安置房享有所有权。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妨碍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分配，这并不是调整拆迁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仅是拆迁一方主体对利益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故吴某有权提出分割安置房的诉请。最后，拆迁安置房虽然是对原物权人胡某的原有住房进行补偿，但其不仅具有一种对物补偿的特性，也具有一种对公民居住权保障的特性，从协议约定内容“安置房是对原有住房征收进行的补偿，按照每户的人口进行补偿，每人补偿标准35平方米”可以看出，协议约定安置房的面积是按照人口而非按原建筑面积来确定，这充分体现了对公民居住权的保障，故胡某获得的安置房应是吴某与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财产。对离婚时尚未处理的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据此，对吴某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责任编辑：顾小娟

近日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判决被告太平洋私立医院赔偿原告张小小，自2012年起至原告终老，每年的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合计49000元。原告张小小因发热咳嗽伴气喘在家三天后，于2000年12月29日由其家长带到被告太平洋私立医院就诊，经治疗，原告病情未见好转，并于2001年1月1日出现烦燥、呕吐、双手乱抓、抽搐不止等症状。后转至湖南省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并诊断为：麻诊、脑病后遗症。2001年8月20日，原告以被告在对其诊疗期间用药不当造成其中枢神经中毒为由，向法院起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审结该案。该生效判决对原告10周岁前的治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部分作出了判决，现原告已超过10周岁，但后续治疗及其他相关费用仍无着落，故原告要求太平洋私立医院继续支付后续治疗费用。但被告太平洋私立医院以与原告之间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已由二审法院审理终结，且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为由，拒绝支付。遂产生纠纷诉至炎陵县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张小小与被告太平洋私立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虽经二审法院审理终结，但原判决仅对原告张小小10周岁以前的相关费用进行了认定，现原告张小小已年满10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原告张小小有权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原告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审”原则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遂作出上述判决。（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责任编辑：周利航

怀孕四月后为确保胎儿健康发育，梁某先后三次在某医院进行超声产前检查，B超提示均为胎儿正常，当生下畸形婴儿后，梁某夫妻俩痛苦万分，为讨说法，梁某夫妻俩将某医院告上法庭。近日，经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双方调解，由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梁某、肖某精神抚慰金共计45000元。2011年11月份，梁某怀孕后，先后三次到某医院做产前检查：2012年3月10日B超检查提示是单活胎中孕，确认预产期是2012年8月14日；2012年5月16日B超检查提示是单胎中孕，胎儿脐带绕颈一周；2012年6月26日，B超提示：单活晚期妊娠，在检查所见中显示，部分四肢远端因方位关系显示不清。2012年7月26日，梁某在另外一家医院又做了B超检查，提示：……胎儿部分器官不能完全显示，不能排除胎儿所有畸形（最佳检查时机为妊娠22－26周）。2012年8月3日，梁某产下一活女婴，新生婴儿左马蹄内翻足肢体畸形。为此，梁某夫妻向法院起诉，认为被告某医院违反卫生部制定的产前检查诊断技术规范，在妊娠中期（22－26周）内未诊断出胎儿肢形畸形，存在过错，要求被告某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60000元。被告某医院则认为超声是一种影像学检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名专家进行彻底检查，期望所有胎儿的畸形都会检查出来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梁某产下畸形婴儿，医方没有过错，不应当赔偿。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某医院三次B超检查未发现胎儿畸形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提出了“被告某医院对梁某三次B超检查未发现胎儿畸形，存在过错”等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梁某在妊娠中期先后三次去医院作产前超声检查，其愿望是要求确保胎儿健康发育；被告某医院对梁某在妊娠中期的三次B超检查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均漏诊胎儿左马蹄内翻足肢体畸形，致使原告梁某未及时终止妊娠，畸形婴儿降生，造成梁某夫妻身心受到严重精神损害，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对原告梁某夫妻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一审判决被告某医院赔偿梁某夫妻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宣判后，被告某医院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了上述调解协议。

“空姐”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婉、亲切。但是，武汉的空乘人员黄小姐近日却因为伪造证据妨害民事诉讼被法院判处了罚款。昨天上午10点，黄小姐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其开具的罚款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当场缴纳罚款。经过法官教育，她认识到自己伪造证据的行为是极度错误的，表示今后将吸取教训，做个守法公民。黄小姐是武汉人，在某航空公司从事空乘工作。由于跟老公陆先生感情不好，黄小姐想离婚。按照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原则，离婚诉讼可以在被告户口所在地或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法院起诉。陆先生是南京人，在上海居住不满一年，黄小姐本应在南京起诉，可她考虑到自己常住上海，且夫妻俩有一套房产在浦东，因此想在浦东法院起诉。要在浦东法院立案，黄小姐必须提供丈夫陆先生在上海居住满一年的证明材料。为此，黄小姐前往浦东高行一居委会询问，工作人员告诉她，陆先生在上海居住满一年的证明必须由其本人到场确认，否则不能开具。黄小姐打官司“心切”，回家路上看到路边办证刻章的电话后，竟然“灵机一动”，花钱刻了居委会的印章，盖在自己写的“证明”上，提交给了法院。这起离婚案件立案后，法官在审理当中发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上“印章”跟以往有明显不同之处，于是向居委会查证。居委会表示，从未向黄小姐出具证明，并派员到法院说明了情况。当主审法官询问居委会“证明”一事时，意识到露馅的黄小姐马上承认了为在浦东法院立案因而伪造证据的事实。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黄小姐的行为属于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因此，法院对她开出处罚决定书，罚款人民币2000元。至于这起离婚诉讼，法官告诉黄小姐，她可以申请撤诉，等陆先生在上海居住满一年后再向浦东法院起诉，也可以由浦东法院移送到南京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案情原告重庆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赵某系原告单位职工。2010年12月13日11时30分左右，第三人赵某因私人原因，在未向公司请假的情形下，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并于2010年12月13日中午12点左右，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当事人赵某对交通事故无责任。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第三人赵某系工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遂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分歧对于第三人赵某擅自离岗提前下班是否属于“上下班”范畴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上下班”是时间性限定因素，一般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内上下班，即使作扩大解释，也必须是在规定时间前后的合理时间内上下班，否则不能视为“上下班”；另一种观点认为，“上下班”只是对“途中”的限定，其强调的重点是“途中”，只要职工在“途中”是为了或者因为“上下班”即可，至于“上下班”时间则不应作严格限制。评析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无论从工伤制度起源，还是通勤工伤的立法表述，尤其是我国通勤工伤的立法变化，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上下班”是用于限定在“途中”的目的或原因。提前下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违反用人单位用工纪律擅自脱岗提前下班；另一种是通过请假、请示等形式获得用人单位同意而离岗提前下班。对于“合纪”提前下班，应当视为正常下班，不存在认定“上下班”的问题；对于“违纪”提前下班的，用人单位通常不承认其间发生的通勤伤害属于工伤范畴。笔者认为“违纪”提前下班也属于“上下班”范畴。第一，职工擅自离岗提前下班的行为，并没有增加在途的潜在危险，意外通勤伤害与工作之间的关联性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第二，职工擅自离岗只是违反用人单位用工纪律，本身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构成工伤的法定情形，工伤制度是为保障职工因工受意外伤害后能够获得及时的经济补偿而设，并没有约束职工遵守用人单位工作纪律的制度功能；第三，工伤认定采用的无过错补偿原则，在一般工伤事故中，即使劳动者违反了劳动纪律，也不影响劳动者的工伤认定。譬如，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因未能按照规范流程操作机器设备造成意外伤害的，也应认定为工伤，即使其存在严重过错，相对而言，职工擅自离岗提前下班的过错程度甚小，而且与通勤事故发生没有直接关联，更应该认定为工伤。不仅如此，“上下班”本身应作目的或原因来理解，只要劳动者系为了（开始或结束）工作而往返于单位与住处之间，一般均应认定为“上下班”，除非劳动者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往返于工作地点与住处，但当个人原因与工作因素相重合时，也应认定为系工作原因。例如，劳动者提前下班照管小孩，虽然有其个人原因，但其之所以需要往返于单位与住处，还是由于该工作致使其发生了空间位置的转换，故仍应认定为有工作原因，也应属于上下班范畴。为此，提前下班属于“上下班”范畴，其间发生意外通勤事故的，应认定为工伤。责任编辑：顾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