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贞

行为人不仅对被害人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且要求被害人交付远超过债务数额的财物，其行为属于以索取债务为借口，出于勒索钱财意图而非法拘禁他人，即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应认定为绑架罪。案情2011年2月24日10时许，被告人王兆伟驾驶车牌号为鲁QED119比亚迪轿车与田玉州、欧阳甲祥（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新雅路108号金贸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附近，将被害人林水永所驾驶的车牌号为苏B698S0的福特蒙迪欧轿车逼停，田玉州、欧阳甲祥等人下车强行将林水永戴上手铐拖入被告人王兆伟驾驶的汽车，以解决林水永欠田玉州36600余元的债务为由，向林水永索要现金10万元。遭拒绝后用木棍等对林水永进行殴打，威胁如不交钱到山东后将其腿敲断，并将林水永带至山东省费县、平邑县看管。后林水永被迫答应交付9万元并与其妻子陈小玲联系付款。陈小玲在得知付款才能放人后，于次日上午将9万元汇至田玉州的农行卡上，田玉州等人得款后将林水永释放。被告人王兆伟分得赃款1.2万元。王兆伟被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诉至法院。裁判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兆伟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的手法拘禁他人勒索钱财，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系共同犯罪，属情节较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兆伟起次要作用，属从犯，故予减轻处罚。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兆伟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人。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兆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评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王兆伟等人的行为构成何罪，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兆伟等人为索取债务，将被害人强行掠走，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王兆伟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采取了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向被害人强行索取财物，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第三种意见认为，王兆伟等人以勒索被害人钱财为目的，劫持被害人为人质，让其家人以财物交换，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特征，应以绑架罪定罪。之所以出现三种不同意见，原因在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之间存在一定相似之处。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勒索型绑架罪在主观上都是出于索取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均表现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非法限制并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而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都是以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采取威胁或要挟等手段，迫使被害方交出财物。因此，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之间的混淆，成为审判实务的难点之一，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首先，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区别。主要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勒索财物的对象不同。绑架罪中被害人与被勒索财物人为不同的人,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与被勒索财物人具有同一性。二是行为方式不同。勒索型绑架罪以杀害、伤害、扣留不放等方式向被害人家属或其他人发出威胁，索取赎金，暴力方式具有可立即付诸实施的现实性和急迫性，“以钱赎人”是其本质特征。而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内容包括暴力伤害、毁坏被害人的人格或名誉、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被害人的重要财物、栽赃陷害等，不必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只要能够引起被害人心理恐惧即可，威胁内容是将来实施。本案中，被告人王兆伟等人控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而且以伤害被害人相威胁，并以此向被害人的家属要挟，这种威胁具有现实性。此外，王兆伟等人要挟和威胁的对象不仅仅是被害人本人，其所得9万元也是在胁迫被害人家人的情况下取得的，即被害人与被勒索财物人不具有同一性。因此，被告人王兆伟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其次，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区别。主要应把握以下不同点:一是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虽然二者都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但前者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单一客体；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除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还包括侵犯他人财产权，着重点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二是客观方面不同。前者的客观表现除非法拘禁他人行为之外，没有提出其他非法要求的行为。行为人只是提出了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的请求，该请求是合理的，虽然不合法，并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意。后者的构成实质上是复合行为，包括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即不仅要求有对被害人形成强制的行为，而且还要求有勒索财物的行为。三是犯罪主观方面不同。非法拘禁罪行为人的目的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而绑架罪行为人的目的不仅是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还有勒索财物或满足行为人其他不法要求。债务的存在与否对行为的定性至关重要，如果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行为人基于索债的目的，且索取的债务数额与实际享有的债权数额相差不大，表明其主观目的主要是索取债务，就应定非法拘禁罪。但如果索取明显超过债务数额的财物，表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主要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索取债务成为次要目的，就应定绑架罪。从本案分析，被告人王兆伟等人不仅对被害人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且要求被害人交付远超过债务数额的财物，该要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行为已经超出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评价，而是以索取债务为借口，出于勒索钱财意图而非法拘禁他人，即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定绑架罪。综上所述，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对被告人王兆伟等人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文中均为化名)

2010年6月初，被告人杨某与个体经营者吴某达成协议，杨某帮吴某处理鸿派鞋厂所欠的债务，吴某则将鸿派鞋厂无偿转让给杨某。被告人杨某邀约数人到鸿派鞋厂，以对账为名将被害人曹某所持有的欠款单拿走，并进而采取扣押欠款单的方式，利用鸿派鞋厂亏损以及当时人多势众的情势，迫使被害人曹某接受以4万元了结其对该鞋厂所享有的15.59万元债权。6月8日至11日，被告人杨某先后采取相同的手段迫使被害人张某接受以2万元了结其对鸿派鞋厂所享有的6万余元的债权，迫使被害人赵某接受以2500元了结对鸿派鞋厂所享有的1.95万元的债权。被告人杨某处理完鸿派鞋厂的债务后，依约获得了鸿派鞋厂的设备，并将设备倒卖，从中牟利，后案发。【分歧】审理中，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杨某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原因在于其取得被害人的欠条是以“对账”为由而骗得，后又隐瞒鞋厂实际财产状况，骗取被害人同意放弃债权，故构成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更有甚者认为，本案仅是民事欺诈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评析】笔者倾向第二种意见，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1．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债权等财产性利益有的国家(如日本)专门规定了利益罪，与财物罪并列，财产罪侵害的对象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是我国刑法并未对利益罪作规定，只是在解释论上认为，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成为诈欺等财产罪的侵害对象。因此，在我国，作为财产罪侵害对象的财物是从广义而言的，自然包括了财产性利益。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法：一是使对方负担债务；二是使自己免除债务(或延期履行债务)；三是接受别人提供的劳务。在司法实践中，财产性利益都被作为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财产性犯罪的犯罪对象。如以欠款凭证等财产权利证书可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又如李某抢劫王某5万元欠条案、戚某等人抢劫倪某欠条案，都以抢劫罪判处，其裁判理由为：为消灭债务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回欠款凭证的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侵犯了公私财产的合法所有权。欠款凭证不是财产，但却是财产权利的主要凭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证明凭证，丧失此凭证，债权人就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向债务人主张财产权利，甚至最终丧失财产所有权。可以说，在特定情况下，欠款凭证往往就等于同值的财产。本案的犯罪对象是财产性收益（债权），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法是使自己免除债务，即以较小的利益换取较大的债权，因此应构成敲诈勒索罪。2．本案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首先，民事欺诈应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其精神强制应是很少的，而精神强制严重的就应构成刑事犯罪。本案显然应以刑事犯罪论处。其次，本案杨某虽然采用了欺骗的手段获得了被害人所持有的欠条，但是，被害人将收条交出只是为了“对账”，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自身财产。其后被告人又隐瞒了鞋厂实际财产状况，但被害人同意放弃债权，主要不是因为被骗取，而是杨某利用人多势众甚至不给欠条就进行强取的方式，故不符合诈骗罪的骗取犯罪构成。同时，又因杨某的行为尚未达到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程度，故也不构成抢劫罪。最后，本案中，杨某实施的欺骗行为仅为犯罪手段，其先以“对账”骗取被害人将欠条交出，再依靠人多势众及鸿派鞋厂因亏损面临倒闭被害人债务可能无法清偿，甚至连欠条都无法收回以至一分钱都收不到等言词，对被害人形成心理胁迫，迫使被害人放弃了大部分债权。债务人以较小付出消灭了比付出大得多的债务便实际取得财产性利益，杨某也就因此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杨某利用勒索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一般的敲诈勒索案件多以人身攻击、揭发隐私等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获得财物。采用本案这种手段实施敲诈勒索罪是较少见的，其对经济生活危害极大，应严厉打击。

“醉驾入刑”后，酒后代驾现象越发常见，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逐步进入诉讼程序。有偿酒后代驾关系一般以合同形式存在，司法对有偿酒后代驾合同关系的认定处理，对类似纠纷的解决和“酒后代驾”行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有偿酒后代驾合同系独立的新型无名合同酒后代驾指代驾人以自愿协助或取得报酬为目的，亲自驾驶被代驾人指定的机动车辆，将被代驾人合法、准确、安全运送至被代驾人指定的目的地并交还机动车辆的行为。所谓酒后代驾合同则是代驾人与被代驾人之间自主设定、变更、解除酒后代驾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实践中常见的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与委托合同、承揽合同、雇佣合同及运输合同之间存在特征上的交叉，但区别亦十分明显，如：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中被代驾人系以自己的名义完成特定运送行为，法律后果由代驾人承担，这与委托合同不同；被代驾人指定目的地的行为并非详尽的定做指示，而仅为简单的要约内容，代驾人往往根据自己认为合适、便捷的路线实施运送行为，且不以自身所有的车辆为工具，故不符合典型承揽合同的特征；代驾人可能以自然人、企业组织甚至公司法人的形式存在，若是后两种情形，实际代驾人往往隶属于代驾公司而非被代驾人，故难以成立雇佣关系；与运输合同的区别在于，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中的机动车辆为被代驾人所有或支配，并非由运输方提供。由于有偿酒后代驾合同的特征存在上述混同性、杂揉性，以至于有观点将之定性为“混合非典型合同中的类型结合合同”。笔者以为，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有偿酒后代驾经营关系，因与合同法分则中规定的以及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有名合同均存在本质区别，故不宜机械归类，而应认定为一种独立的新型无名合同形态。有偿酒后代驾合同纠纷适用法律宜采“相近原则”有偿酒后代驾作为一种新兴的经营形态，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经营模式，各地、各类酒后代驾合同在权利、义务安排上呈现很大差别。以代驾人的法律形态为例，有的代驾人系个体经营户，其与被代驾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更多掺杂了短期雇佣的因素；而不少代驾公司则采取聘用、接受挂靠等形式招揽符合条件的驾驶人员，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此时的酒后代驾法律关系则更接近于特殊的承揽合同。2010年3月，某地法院在审理一起代驾撞人案件过程中，就认为代驾方为车主提供的是事先双方约定的“将车主连人带车安全送达目的地”的劳动成果，认定本案代驾关系为一种新型的承揽法律关系。因此，笔者以为，试图适用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审查处理有偿酒后代驾合同纠纷是不切实际的。既然有偿酒后代驾合同属于一种独立的无名合同，兼具各种典型合同的特征但又有区别，审理该类纠纷案件时应立足于纠纷解决的目的，综合选择适用与案涉法律关系最为相近的法律规定，而不必拘泥于归类定性。具体而言，合同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均有适用余地。例如，在有偿酒后代驾以公司经营的形式开展的情形，格式合同的应用使得代驾人与被代驾人存在订约实力上的“强弱”差别，故有必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倾斜保护原则；与客运合同的相近性，又决定了被代驾人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义务的推定存在。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之效力判定实践中，有偿酒后代驾合同多以“口头联系+简单的确认单”形式存在，详尽的书面合同较为少见，即便有较为详尽的格式合同也因被代驾人处于酒后状态而难辨成立时间。根据成立形式的不同，酒后代驾合同的成立时间应作区别认定：(１)被代驾人酒前订立的，合同成立；（２）被代驾人酒后清醒状态中订立的，合同成立；（３）被代驾人因醉酒明显不清醒，同行人、亲戚、朋友代为订立的，因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代订人有代为订立合同的权利，故成就表见代理，合同成立，这与英美法系的“默示授权”推定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处；（４）被代驾人因醉酒明显不清醒且代驾服务提供前无人代订合同，代驾服务完成后由目的地同住人员或者物业管理人员补充确认的，此种情形下合同于被代驾人上车一刻即默示成立；（5）被代驾人因醉酒无法准确说明目的地的，因缺乏明确的合同目的，视为双方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代驾合同不成立。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生效要件的相关规定，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一般情况下订立即生效。审理实践中易生分歧的有：１.醉酒者订立的代驾合同的效力状态。据司法实践一般处理原则，成年且精神健康的醉酒者尽管无法准确表达意志，但其醉酒状态是基于其健全的意思表示能力基础之上的喝酒行为的自然后果，我国民法推定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而成年且精神健康的醉酒者订立的符合其他生效要件的代驾合同依法有效。至于可撤销或者效力待定状态的认定，与一般合同纠纷案件具有共性的问题，可按一般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有偿酒后代驾合同纠纷案件的个性问题，如存在缔约能力的“强弱差别”、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涉及雇佣、承揽、客运等法律关系因素的，按上文所述“相近原则”适用相应的法律进行处理。2.是否以订立书面合同为生效要件。我国目前尚无关于有偿酒后代驾的专门立法，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亦未将订立书面合同规定为有偿酒后代驾的生效要件。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为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即便将来因行政管理需要出台了“有偿酒后代驾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的内容，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订立书面合同系效力要件，否则只要符合其他生效要件的，口头成立的有偿酒后代驾合同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要旨增值税发票记载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不同时，原则上，若买受人接受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申请认证、抵扣等，可视为买受人已经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品种、数量、价格等内容。案情2009年12月31日，沈志云代表原告永达公司与被告枕磊公司签订涤纶胚布买卖合同，约定永达公司为枕磊公司提供涤纶胚布，胚布开票单价为2.78元/米，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2010年5月25日，永达公司向枕磊公司开具两张江苏增值税发票，发票上记载胚布单价2.9914271447元，税率17%，数量合计66136米，价税合计231474元（即胚布开票单价为3.5元/米），枕磊公司随后即对此两张增值税发票申请认证并抵扣。截至诉讼之日，枕磊公司已付款13.5万元。裁判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永达公司与枕磊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为凭，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枕磊公司辩称与永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讼争交易实际发生于枕磊公司与案外人沈志云之间，因永达公司否认，且枕磊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枕磊公司该项辩称不予采信。枕磊公司接受货物后未能及时支付相应货款，是造成本纠纷的原因，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判决：枕磊公司支付永达公司货款96474元。枕磊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枕磊公司尚欠永达公司货款金额的问题。虽然沈志云代表永达公司与枕磊公司签订了涤纶胚布买卖合同约定胚布的开票单价为2.78元/米，但永达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业发票上，分别记载单价2.9914271447元，税率17%，数量合计66136米，价税合计231474元（即胚布开票单价为3.5元/米），扣除枕磊公司已支付货款13.5万元，枕磊公司尚欠永达公司货款96474元。因枕磊公司在接受永达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后，申请认证、抵扣，应视为枕磊公司已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品种、数量、价格等内容。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虽为枕磊公司尚欠永达公司货款金额的问题，但其核心问题是当增值税发票记载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不同时，应如何处理。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增值税发票不仅是纳税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商业凭证，而且兼具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对增值税的计算和管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增值税发票除了国家控制税收的主打作用之外，还蕴藏着进销双方交易的辅助信息。于是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通常会从增值税发票中推衍求证，出现了有关增值税发票证明力的相关争议。近年来，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作为主张货款的一方当事人，出卖人往往会以开具给对方当事人的增值税发票为主要证据，要求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购货单位承担付款义务，而进货单位则多以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实际未交付标的物、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数量、价值与合同约定不符等进行抗辩。本案中，永达公司即以增值税发票为主要证据，要求枕磊公司支付增值税发票记载项下的价款。一审中，枕磊公司抗辩与永达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虽然二审中，枕磊公司承认与永达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但其认为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价款与买卖合同约定价款不符，应以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作为计价依据。关于增值税发票记载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异同应如何处理，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增值税发票作为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事活动的重要凭证，主要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重要凭据，该凭据本身尚不具有单独直接证明合同价款的证据效力，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应以合同约定的价款作为计价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增值税发票记载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不同时，原则上，若买受人接受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申请认证、抵扣等行为，可视为买受人已经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品种、数量、价格等内容。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首先，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笔者认为，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对于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价款及数量具有推定效力，在对方未提供反证予以否认的情形下，应认定增值税发票记载的价款和数量。其次，在纳税流程上，认证是抵扣的必经环节，虽然两者在税收管理上可能有不同的作用，但在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民商事法律事实的认定上，其没有实质上的效力区别。买受人接受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申请认证、抵扣等行为，可视为买受人已经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品种、数量、价格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买卖合同内容的认定同样具有推定的证明力。虽然从司法实践中看，现实中确实存在当事人之间基于简便或其他不便为他人知悉的理由开具和接受票、物、价不符的增值税发票，但毕竟并非交易常态，也为相关规章所不许。故对方否认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数量，认为票、物、价不符或部分不符的，应举证或作出合理解释，如其能够证明开票后存在退货或销售折让等情形，导致票面货物、价格等情况与实际不符的，可据实加以调整，并责成当事人向税务部门办理相应手续。本案中，永达公司向枕磊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上，分别记载数量66136米，价税合计231474元，扣除枕磊公司已支付永达公司的货款13.5万元，枕磊公司尚欠永达公司货款96474元。枕磊公司虽提供2009年12月31日与沈志云签订的涤纶胚布买卖合同，欲证明争议项下胚布价款为183858.08元，但此后，枕磊公司接受永达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业发票，并申请认证、抵扣，且未出现开票后退货或销售折让等情形，应视为枕磊公司已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数量和价格。法院支持永达公司要求支付货款96474元的诉讼请求，既合乎证据规则，亦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

某市一税务所系国有事业单位（内设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张某任所长，李某任副所长，被告人王某任该所普通工作人员，所里还有赵某、钱某两名职工。2008年，王某伙同张某和李某（李、张均另案处理）利用负责税务征收和管理等职务之便，经预谋后，以单位需要费用的名义向辖区内某公司负责人黄某索要16万元（不开票，不入账）。过了一段时间，张某提出单位钱不紧张，不需要费用，把钱分掉，王某和李某表示同意。后王某、张某、李某各分得4万元，赵某、钱某各分得2万元。[分歧]本案审理中，对于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罪处罚，形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以单位名义向他人索要钱款，这是单位的行为，后单位内职工均分到了钱，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特征。对被告人王某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以单位名义向他人索要钱款，这是单位的行为，其行为构成单位受贿罪，对王某应以单位受贿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与张某、李某有一个预谋的过程，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后实施了索要钱款及分款的行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属共同犯罪，应按受贿总额16万元处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不属共同犯罪，应按其实得4万元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针对前面两种不同意见，分析如下：第一种意见私分国有资产罪能否成立关键问题在于本案中的16万元是否属于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国有资产；二是国家以各种形式对国有公司、企业投资形成的财产和投资收益；三是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财产。其中第一类主要指：国家依法赋予各行政管理机关强制收取的各种税费；国家通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取得的财产；国家通过强制征收取得的其他财产。根据上述规定，行政事业单位违反行政法规，滥用职权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所得的款项，应认定为国有资产，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本案中税务所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向黄某收16万元，该款既不是正常的税费和其他应收管理费，与乱收费也没有关联，而且没有入单位的账，该款是王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得来的钱，属于受贿款的性质，故本案中的16万元不属于国有资产。故被告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二种意见单位受贿罪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本案是否符合单位受贿犯罪的特征。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并且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如果收受财物归国家工作人员个人所有，则成立前述受贿罪。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等人索要的16万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索要的，却被税务所的工作人员私吞，单位分文未得，故本案也不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首先，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本案中情形属于该款规定的情形；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本案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是个人受贿；最后，实践中，共同受贿必须有共同故意、共同行为、共同占有三个要件，一般来讲，只有夫妻关系、情人关系才定为共同占有。本案中，税务所中的赵某、钱某对于16万元不知情，王某、张某和李某预谋时也只是讲为单位要些费用，后来才产生分钱的故意，王某没有共同占有16万元总额的犯罪故意，本案不符合共同受贿的构成要件，不能按照总额来定罪处罚，故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应按其个人实得4万元来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