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占

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与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纠纷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3-18)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与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纠纷一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昆民一终字第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嵩明县阿子营小石嘴水库。法定代表人许洪川，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理人周剑平，男，1963年7月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总经理，住(略)，身份证号码：(略)。特别授权代理。诉讼代理人罗锦勇，男，196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略)，身份证号码：(略)。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昆明市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阿子营村。法定代表人张绍金，该村委会主任。诉讼代理人周文忠、韩长占，云南建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阿子营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嵩明县人民法院（2008）嵩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为：1998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阿子营村委会把属其所有的小石嘴水库及鱼塘、山林租给鸿创公司管理和开发经营，主要用于养殖、种植及开发旅游度假，合同确定了四至界线，总面积约920亩。承包期限为70年，自1998年11月至2068年11月14日止。合同约定承包款为每年2600元，每年支付一次，于当年的11月20日以现款方式支付。合同第八条规定，如鸿创公司违约，阿子营村委会有权单方收回出租的山林、果林、水库。2007年7月16日，鸿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洪川委托其公司副总经理李学全全权处理与阿子营村委会的合同事宜。2007年，因阿子营村委会的合同书丢失，便找到李学全，要求复印一份合同书，李学全便复印了一份合同书交给阿子营村委会，并在每页复印件上注明与合同原件符合，此复印件第三条与鸿创公司提交的合同书第三条文字内容有不同，鸿创公司提交的合同第三条关于承包金缴纳表述为“每年11月20日支付承包金”，而复印件对第三条表述则为“每年7月30日前支付承包金，超期不交甲方（阿子营村委会）有权终止合同”。阿子营村委会在拿到合同复印件后，便于2007年7月26日，2007年9月3日两次向鸿创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由鸿创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学全签收，鸿创公司在受到催款通知书后，没有在催告期限内支付2007年度承包金。2008年5月9日，阿子营村委会向鸿创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由鸿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洪川本人签收。鸿创公司在承包阿子营村委会的土地厚，在小石嘴水库坝底办理了1804.3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建盖了689.30平方米的厂房，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现阿子营村委会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已于2008年5月9日解除；（二）鸿创公司拆除建在小石嘴水库的厂房，恢复原状；（三）鸿创公司支付尚欠的承包金39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鸿创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须严格按签订的合同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阿子营村委会向法庭提交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虽系复印件，但经鸿创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学全签字认可，并有鸿创公司的骑缝章（复印），其复印件效力应等同于原件。另外依照双方无争议的合同第八条规定：乙方违约，甲方可单方收回出租的山林、果林、水库，此条款属于单方解除权合同条款。本案鸿创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未履行承包金的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在两次向鸿创公司催款未果的情况下，于2008年5月9日，向鸿创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由鸿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签收，阿子营村委会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据此，原审法院确认双方的合同已因鸿创公司的违约被阿子营村委会单方解除。对于阿子营村委会所主张的要求拆除建在小石嘴水库坝脚的厂房、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因鸿创公司硬化的土地及建盖的厂房已办理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阿子营村委会的此情求不予支持。对阿子营村委会主张的要求鸿创公司支付的承包金3900元的请求，即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承包金，符合双方约定，对此情求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对原告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于1998年11月16日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已于2008年5月9日解除的效力予确认；（二）由被告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支付承包款39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300元，由被告承担。原审判决宣判后，鸿创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双方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其上诉理由为：（一）双方未对合同进行过修改，合同原件的效力明显高于复印件，应当以上诉人提交的原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根据合同原件的规定，付款时间是当年的11月20日，而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交费的时间是2007年的7月和9月，未到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因此，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程序违反了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确认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因村级体制改革，原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办事处已于2000年10月变更为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就鸿创公司取得的1804.3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嵩明县国土资源局于2002年12月26日向其颁发了嵩250国用（2002）字第02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所建盖的房屋位于该土地范围内。该1804.33平方米土地原属于鸿创公司依据双方《山林、水库承包合同》所承包的土地范围。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鸿创公司应付承包金的时间。（二）双方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一）关于鸿创公司应付承包金的时间的问题。鸿创公司主张，其应付承包金的时间为应付承包金年度的11月20日，即2007年度（2006年11月15日-2007年11月14日）的承包金应在2007年11月20日支付，其证据系其所提交的与阿子营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原件。阿子营村委会主张，鸿创公司应付承包金的时间为每年7月30日前，即2007年度（2006年11月15日-2007年11月14日）承包金应在2007年7月30日前支付，其证据系其所提交的鸿创公司副总经理李学全提供给其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复印件。本院认为，鸿创公司所提交的与阿子营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原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且鸿创公司加盖的骑缝章跨越了原阿子营办事处在合同第二页和最后一页上分别加盖的两枚印鉴，阿子营村委会亦未能举证反驳原阿子营办事处印鉴的真实性，故该合同应系双方签订的原始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应以该份合同为依据。而鸿创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学全提供给阿子营村委会的合同复印件中，前后字体不一致，内容上与鸿创公司提交的原始合同有差异，且双方并无变更原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是阿子营村委会误认为该合同复印件就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该复印件亦不发生变更原合同的法律效力。故双方的合同内容仍应以鸿创公司提交的合同原件为准。该份合同原件第三条约定“乙方（鸿创公司）所承租的水库、果林、山林总承包金面积每年人民币贰仟陆佰元（2600.00）元付款方式每年付一次，付款时间应该付款之年的11月20日，并且以现款的方式一次付清”。合同第二条约定双方合同期限自1998年11月15日起至2068年11月14日止，双方第一个合同年度系1998年11月15日至1999年11月14日，双方均认可，2007年度承包期系指2006年11月15日至2007年11月14日。鸿创公司主张，根据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其应付第一年度承包金的时间为1999年11月20日，应付2007年度承包金的时间为2007年11月20日。阿子营村委会对该合同条款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双方第一个合同年度有且只有一个11月20日，即1998年11月20日，根据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该年度的承包金应于1998年11月20日支付。以此类推，2007年度承包期有且只有一个11月20日，即2006年11月20日系应交2007年度承包金的时间。鸿创公司的主张明显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鸿创公司按约应于2006年11月20日支付2007年度的承包金，而阿子营村委会自愿以2007年7月30日作为交付该次承包金的时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故鸿创公司实际应交2007年度承包金的时间为2007年7月30日。（二）关于双方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鸿创公司认为，阿子营村委会催告其交纳2007年度承包金的时候并未到承包金交纳的时间，故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阿子营村委会认为，其已对鸿创公司进行了交纳承包金的催告，其所行使的解除权应当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16日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合同义务，阿子营村委会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向鸿创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山林、水库，鸿创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向阿子营村委会交付承包金。双方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鸿创公司）违约，甲方（阿子营办事处）可单方收回出租的山林、果林、水库，此条款属于单方解除权合同条款。鸿创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未履行承包金的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在阿子营村委会催告后其仍不履行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阿子营村委会在2008年5月9日向鸿创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行使解除权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对于双方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已于该日解除的法律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判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为维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鸿创公司至今尚未向阿子营村委会交纳2007年度的承包金2600元，其应当交纳。双方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已于2008年5月9日该日解除，阿子营村委会要求鸿创公司支付2008年上半年（2007年11月15日至2008年5月14日）的承包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判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双方合同解除后，鸿创公司应当将其依照合同所承包的小石嘴水库、鱼塘、林场公山（除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范围外）返还给阿子营村委会。此属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原判未对此予以处理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鸿创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嵩明县人民法院（2008）嵩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其依据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16日签订的《山林、水库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小石嘴水库、鱼塘、林场公山[具体范围以昆明市嵩明鸿创生态有限公司提交的合同原件中的附图为准，嵩250国用（2002）字第02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国有土地范围除外]给被上诉人嵩明县阿子营乡阿子营村民委员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的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两年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孟静代理审判员卢义颖代理审判员田庄二○○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熊梓旭

原告皇某，曲靖人。代理人：韩长占律师，周文忠律师。被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告皇某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原告诉称，原告之子于2001年11月16日出生。02年4月因病住进昆明市儿童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为了治病，原告带着孩子辗转曲靖、昆明等多家大医院就诊，均无法实施手术治疗。2007年6月，原告通过广播得知，昆明总医院曲靖分院于7月1日举行胡大一“爱心工程”云南站启动仪式及先心病义诊活动。义诊当天原告带着孩子先做了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检查（活动方免费提供的检查），然后将结果送给被告工作人员看过后，称可以治疗，手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成功率，但必须要到被告处治疗。义诊过后不久，被告打来电话，要求原告带着孩子务必于7月11日前赶到被告处，接受手术治疗。7月8日原告带着孩子来到被告处并办理住院手续。7月10日上午医生为原告孩子做了超声心动检查，发现肺动脉瓣闭锁可能性大。16日下午又做了一次超声心动检查，确定原告孩子肺动脉闭锁，但被告未告知原告此情况是否会对实施手术产生影响。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经原告电话多次催促后，被告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原告反复询问工作人员孩子的手术到底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就不做了。被告工作人员与主治医生私下交谈后，称孩子的手术没问题。7月25日15点50分原告孩子被送进手术室，直到22点50分左右手术才结束。医生将原告孩子直接推入重症监护室，并对原告说，原告孩子的病很严重，出血不止，手术用了两个多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止血。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主治医生找原告谈话，称为了降低原告孩子的血压，我们已经又为其做了第二次手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履行手术程序，现在要求原告补签第二次手术同意书。但在病例除手术同意书以外，原告未见到任何有关第二次手术的记录。晚上7点左右原告孩子病情又加重，被告在未告知原告且没有做任何手术记录的情况下又为原告孩子实施第三次手术，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经北京市尸检中心检查，结论为：法洛氏四联征根治术后患儿，因心包堵塞、急性全心功能衰竭，继之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2008年5月26日云南建耀律师事务所委托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结论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皇甫俊文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充分的过失。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违反诊疗常规之处：1、在诊断过程中，被告仅在原告孩子做了心电图和心脏彩超两项检查的基础上，就轻易承诺能为孩子实施手术治疗，存在诊断草率的过失。2、在风险告知上，尸检报告讨论第4项明确指出“对于法洛氏四联征的患儿者而言，肺动脉越狭窄，预后越差。该患儿为肺动脉闭锁，故预后更差。”被告在手术前已经检查出被告孩子肺动脉闭锁，却对原告只字不提由此产生的手术风险。是被告相信自己的医疗技术能轻易避免手术风险的发生？还是被告根本就不知道肺动脉闭锁给手术带来的风险？3、从手术方案看，被告在术前已经检查出原告孩子肺动脉闭锁，就应该在术前制定相应的降压方案，以降低手术风险。但是纵观整个病例，却找不到一点降压措施。致使6个多小时手术一半多时间都在止血。而且在第一次手术后不久，为降压又实施第二次手术。被告作为医学上的专家，作为救死扶伤的天使，面对术前的风险视而不见，强行手术，这是对生命的蔑视！是原告孩子死亡的主要原因。4、在实施手术过程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为原告孩子实施第二次、第三次手术，而且在病例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二次手术的记载。手术过程存在重大过错。5、被告员工以拿着自己的名片可以减免治疗费及保证治好为条件，引诱、误导原告做出错误的选择（即来北京做手术），这对最后悲剧的发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被告辩称，原告之子，男性，6岁，主因“发现心脏杂音6年”门诊以“先心病，法四”于2007年7月8日收入我院。入院诊断：先天性心脏病，法洛氏四联症，窦性心律，心界不大，心功能1级。在告知患者家属相关手术风险并得到其签字同意后，于2007年7月25日在全麻体外循环下行“法四根治术”。术后循环不稳，渗血多，次日晨出现血压下降至50/20mmHg,考虑心包填塞，予床旁开胸探查，见心脏搏动欠佳，清除血块，血压稳定。术后持续无尿，于2007年7月26日晚7时30分再次出现血压下降，再次开胸探查，见心脏搏动欠佳，予肾上腺素、多巴胺及多酚强心、升压治疗后，血压仍无回升表现，随直接心脏按压复苏无效，于2007年7月26日20时10分死亡。被告认为我院的治疗符合医学规范，没有过错。术后患者出现因严重病发证死亡是其自身疾病特点而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风险导致的，不是院方过错所致。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1日，“胡大一爱心工程”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为贫困家庭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少年儿童实施爱心医疗救助活动。因原告之子于2002年4月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故原告带着孩子参加此次义诊活动。被告亦派工作人员参加此次义诊。2007年7月8日，原告之子入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法洛氏四联症、心界不大、窦性心律，心功能1级。2007年7月9日被告为孩子行胸片检查，表现为：双肺纹理增多、血管增粗，双肺增大，纵隔居中，心影增大呈靴型；两膈光滑，双侧肋膈角锐利；印象为：先心病、双侧肺血增多，心影呈靴型增大，请结合临床。2007年7月10日，被告为孩子型超声心动检查，检查结果为：先天性心脏病，复杂畸形，法洛四联症，肺动脉瓣闭锁可能性大，可以动脉导管未闭。因患儿胸廓畸形，生窗欠佳，建议进一步检查。2007年7月24日，被告进行术前讨论认为，孩子诊断“先心病、法四、PDA”明确，手术指征明确，定于明日全麻体外循环下争取行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则改行Rastelli手术。原告在《术前讨论及家属同意手术记录》及《麻醉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手术。2007年7月25日，孩子在全麻低温体外循环下接受手术。手术方法记载：肺动脉主干、左右肺动脉发育可，右室肥厚，未见PDA，分离主动脉降部，未找到明确体外侧枝（但手术记录和术后病程记载：左侧体肺侧枝形成及肺动脉侧枝循环丰富，主动脉比约3:1）。......阻断上、下腔及升主动脉，根部顺灌冷血停跳液加心包内冰屑保护心肌。切开右心室流出道，狭环至肺动脉分叉左侧，肺动脉瓣闭锁，左肺体肺分流血多。再次分离降主动脉，仍未见明确粗大分支。......切除右室流出道肥厚肌束，修补VSD，自体心包带瓣缝制，5-oprolene连续缝合加宽RVOT及主动脉、做肺动脉。复温、排气、开放升主动脉，电击恢复窦律。停机，中和肝素，反复止血，仍有较多渗血，纱布压迫止血2小时，渗血减少后置引流。术毕桡动脉压80/52（64）mmHg,右室压58/22（34)mmHg,CVP10mmHg。体外循环转机时间180分钟，心肌阻断时间100分钟。术中失血2000毫升麻醉记录单显示，停机后手术室中血压波动在60/30mmaHg左右范围，心率140次/分左右范围。2007年7月25日22时55分结束手术转入ICU时，血压为50/27mmHg.术后第一天血压波动在50-80/20-40mmHg范围，心率波动在170次/分左右范围。孩子病情危重，依靠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2007年7月26日5时30分，胸腔引流液量累计520毫升，8时患者血压降至30/20mmHg，心率降至120次/分，考虑为新报填塞，急行开胸清理血块手术。术中见心包内有较多疑血块，清理心包内凝血块后见右室流出道补片边缘有少量渗血，予以缝合，渗血明显减少。2007年7月26日18时40分，孩子再次出现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现象，经药物抢救治疗效果不佳，急行床旁开胸，开胸后见心脏胀满，以右心室为主，心肌收缩力差，心包腔内无血块及积血，右室流出道补片处无渗血。当日20时10分，原告之子抢救无效死亡。2007年7月31日，北京市尸检中心对原告之子进行解剖。10月8日出具《尸体解剖报告书》，结论为：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后患儿，因心包填塞、急性全心功能衰竭，继之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2008年5月26日，云南建耀律师事务所委托鼎丰鉴定中心对被告在位原告之子实施的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原告之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存在多大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08年6月20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被告在位原告之子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充分的过失；2、根据目前送检鉴定材料（送检鉴定材料为客观病历资料复印形成），被告在为原告之子实施的医疗服务中存在过失，与原告之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明确。诉讼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就被告是否存在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08年12月19日，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并提出过错鉴定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法院司法证据鉴定中心就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与原告之子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行司法鉴定。2009年8月11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告对原告之子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失，该医疗行为与原告之子术后死亡的损害结果存在次要因果关系，法医学参与的理论数值C级。本院认为，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意见，被告对原告之子提供的医疗服务中，在疾病的术前检查与诊断、手术告知和手术中心肌保护、体肺侧枝循环血管的检查、处理以及充分止血方面存在医疗过失，该医疗过失与原告之子术后死亡的损害结果存在次要因果关系。因原告之子自身疾病特点和接受手术时机，是手术难度增大、风险性增高、术后出现高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故本院根据上述情况，认定被告应当对原告之子术后死亡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二十八万多。原、被告均为上诉。律师代理词一、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被告未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是引起患者死亡的导火索。术前原告再三询问被告手术能否成功，之所以这样询问，是因为原告在昆明多家医院治疗得到结果都是手术成功率低（20%-30%），这也是原告之子至今未做手术的原因。从西城区医学会和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可以看出，患者原告之子所患的法洛四联证合并肺动脉闭锁属于一种畸形复杂、病理变化多样，手术治疗死亡率较高重症类型先天性心脏病。被告在答辩状中也对原告之子的病症予以认可。对于如此严重的疾病，如果说被告在曲靖义诊时通过两项检查尚且不能肯定原告之子手术的风险，没有告知，还有情可原，但是皇甫俊文到北京后被告有足够的时间（手术是择期手术）和齐全的医疗设施为其检查，仍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只是一味肯定手术没有问题。如果被告如实告知原告，原告肯定不会同意做手术，此次事故也不会发生。归根结底原告之子的死亡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患者本身疾病特征不明显，而且未丧失手术时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书中称法洛四联证合并肺动脉闭锁临床表现为缺氧严重。但原告之子的现病史记载：“患儿自发病以来，口唇甲床无明显紫绀，大量活动后从未出现口唇轻度紫绀，无晕厥或摔倒，活动耐量较同龄人相比无明显减少，生长发育正常”。原告之子入住被告处检查：神清，发育良好，口唇甲床无紫绀。这一切都表明原告之子无严重缺氧症状表现。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七（原告之子在北京游玩的几张照片）看，原告之子在手术前体质很好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本身疾病特征不明显。原告之子所患疾病为法洛氏四联症中的一种类型，从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7、8两页）可以看出，法洛氏四联症实施手术的时间为：3至6岁或5至9岁。本案中的皇甫俊文5岁多，本身疾病特征又不明显。再加上皇甫俊文2002年和2005年在昆明医院的检查也没有诊断出法洛氏四联症合并肺动脉闭锁，这说明该病形成于2005年之后，应属早期。而且西城区医学会和法源的鉴定结论中只强调原告之子年龄偏大，手术风险高，丧失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并没有给出手术最佳的时间参考和对比，这样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原告之子在入院前，被告告知原告，这种手术12周岁之前都可以做，现在是做手术最好的时候。因此，原告认为原告之子没有丧失最佳的手术时间。特别在法源的鉴定中记载：“本案患儿在6岁，且侧支循环建立丰富的情况下，手术期和远期效果均难以乐观”。但被告在手术方法中记载：“肺动脉主干、左右肺动脉发育可，右室肥厚，未见PDA，分离主动脉降部，未找到明确体肺侧支”。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法源的鉴定中所指的“侧支循环建立丰富”仅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并没有结合患儿实际病情做出鉴定。综合以上三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鉴定认为：患儿自身疾病特点和接受手术时机，是手术难度增大、风险性增高，术后出现高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原告认为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术后出现高并发症是被告的综合过错所致。（三）被告的综合过错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第一，术前被告没有对皇甫俊文的病情充分检查，三次鉴定中都肯定了这一点。特别是心血管造影检查术。心血管造影检查术的检查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先天性心脏病特别是复杂型先心病的确诊率（补充证据2页可以证明），还对制订手术方案和估测预后至关重要（补充证据6页可以证明）。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被告在开庭中解释：为了给患者省钱才没做其他检查，在钱与生命之间哪个更重要，是生命！要不是为了孩子的生命，原告不会万里迢迢来北京给孩子治疗。如果以被告省钱的观点，那不做检查做手术岂不是更省钱？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原告为给孩子在北京治病借了10万元（从证据中的借条可以印证这一点），只要能够治好孩子的病，花多少钱都不在乎！第二，在术前讨论中被告认为：患儿先天性心脏病畸形较复杂。一个“较”说明被告没有检查出患者皇甫俊文病情严重性，拿他当作一般的患者对待,主观上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由于被告术前缺乏对患儿肺动脉发育情况的评估，致使手术过程中用了很长时间寻找侧支（这一点被告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时也承认了），延长了手术的时间。整个手术用了近7个小时，其中2个小时压迫止血，体外循环机运转长达180分钟，阻断主动脉100分钟，严重影响对心肌保护，再加上止血不彻底，这是皇甫俊文死亡最直接的原因（法源鉴定可证明）。（四）被告在利益的驱使下骗取患者治疗。首先，“胡大一爱心工程”的活动站点设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义诊后患儿的治疗也是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证据二第10、12页可以证明）进行。然而被告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让原告必须带着原告之子到被告处治疗，并要求原告留下联系方式。其次，在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中法洛四联证的辅助检查有六项：血液检查、X线检查、心电图、超声心电图、心导管检查和心血管造影。特别是心血管造影对制订手术方案和估测预后至关重要（补充证据2和6页可以证明）。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本案中，被告的工作人员仅凭两项检查就轻易承诺能为其治疗，虽然被告的工作人员是副主治医师和博士后，但是作为一名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在没有为患者详细检查的基础上做出的“承诺”是什么？是欺骗!最后，“胡大一爱心工程”是在全国范围内联合有关医院针对贫困家庭患先天性心脏病少年儿童实施爱心医疗救助活动，是带有公益性的活动。被告在开庭中曾问原告为什么义诊中那么多人，只有原告等个别人带孩子来北京治疗。第一，通过带孩子来北京治疗这个行为更能看出孩子在原告心中的重要性。第二，本次活动是义诊活动，增加了原告对被告的信任，最重要的是被告是来自北京是来自首都的专家，又怎会欺骗原告呢？然而被告却利用原告对自己的信任，打着公益活动幌子蒙骗原告以达到满足自己私利的目的。（五）被告病历记载内容是否真实令人怀疑！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第一，手术记录对于体肺动脉侧枝循环形成记载矛盾。手术方法中记载找不到侧枝，而手术记录和术后病程记录记载左侧体肺侧支形成及肺动脉侧枝循环丰富。第二，术后见右心室压测定，缺乏左心室压力测定结果；术后6小时未见左心房压的检测记录。第三，术后患儿两次开胸手术均未见手术记录，仅有一次开胸止血术的手术同意书，在手术知情告知和病历书写规范方面存在缺陷。对于这种存在矛盾、缺陷和记载不完整的病例，希望法庭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二、针对个别赔偿项目（一）交通费和住宿费请法庭支持原告提出的全部交通费和住宿费请求。理由：（1）是路途遥远，所出事情之大，单凭皇甫俊文的父母无力处置；（2）是本案两原告丧子心痛，精神恍惚无能力处理后事。（二）鉴定费请法庭支持原告提出的全部鉴定费请求。特别支持原告在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所支付的费用。理由：（1）诉前鉴定是为了正确处理纠纷，防止盲目诉讼；（2）诉前鉴定是被告要求，原告在封存病历时，原告声称你们做鉴定去，如果我们有责任我们就赔偿；（3）鼎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与西城区法医院和法源的鉴定结论是相同的，如果存在不同观点原告自愿承担；（4）法律没有禁止诉前单方鉴定。（三）精神损失抚慰金请法院支持原告所提精神抚慰金请求。理由：（1）原告之子是原告唯一的一个孩子（证据十五可以证明），两原告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可见不一般。（2）原告再生育的可能性很小（证据十六可以证明）。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打击对原告乃至任何人都是难以接受的。（3）原告之子已离开人世，为了能让孩子走好，为还孩子一个公道，原告不惜借钱打这场官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原告之子在原告心中的重要地位，孩子的离去对原告是致命的打击！（四）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差旅费请法院支持原告所提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差旅费请求。理由：（1）本次事故是因为被告骗取原告治疗所引起；（2）路途遥远，无形中增加原告的诉讼成本。（3）此费用是原告维权支付的合理开支。律师分析：通过本案需要提醒大家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应注意一下几点：1、及时查封病例。纠纷发生后，为了防止院方篡改病历，保存证据，第一时间封存病历。2、尸检。尸检是确定死者死因最直接的证据，有许多案件由于患者家属没有做，致使院方的过错与患者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明确。从而使患方处于不利地位。3、耐心。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是一个既复杂，又耗时的诉讼，就本案而言，2007年7月发生，结案为2010年1月，时隔仅3年。因此，维权之路是漫长之路，要不抛弃，不放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其中工伤赔偿占据主要位置。比如：2014年工伤赔偿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39100元，如果企业没有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所有的赔偿全部由企业自行承担。那么，购买了工伤保险企业就能免于赔偿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一个购买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伤残等级为五级，职工要求与企业解除合同。依照法律的规定除保险基金支付外，企业还要承担护理费、停工留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2014年标准计算为134687元。如何降低企业“用工风险”？本人认为：除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外，还要为职工购买团体意外险。团体意外险在工伤事故中用来替代企业赔偿的范围，但替代赔偿的前提条件一定要在《劳动合同》中明示。

近日云南晨昀律师事务所交通事务部（韩长占、贾有芬律师）成功代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获得云南省内甚是少见的“残疾辅助器具费”按国民平均寿命（70周岁）计算判例一份，即：“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红中民三终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摘要：法院认定“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经鉴定中心鉴定……（上诉人的相关假肢费用）并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情况，据国民平均寿命情况，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至70周岁较妥”……晨昀释法：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计算标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有明确规定，特别是计算周期，考虑到每一个案的具体情况，法院的裁判亦是各不相同。相比较而言，各地法院支持20年居多，上述案例是对现有司法实践的再次突破，即结合当事人年幼等相关情况予以综合考虑，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审判原则，上述判决系值得借鉴、学习的司法判例。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是否能够得到双份赔偿，例如：职工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且无责，职工是否即可以向肇事司机主张赔偿，由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各省的做法不一，但通常的做法是补差额，即交通事故赔偿后，工伤保险补齐遗漏的赔偿项目。有的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先提起工伤赔偿，但大多数情况被仲裁机构中止审理，等待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终结后恢复审理，以适用补差赔偿。2014年4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3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了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如何赔偿的问题。首先，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次，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后，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该解释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希望该解释的出台能够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