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宁

十七年前，一个出生仅八个月的婴儿在延长油田职工医院做了硬脊膜膨出手术。手术后，小孩的病历档案却无缘无故地从医院的病档室神秘消失。随着孩子逐年长大，孩子的父母发现，同样大小的孩子早就会站，会走，会跑了，而这个孩子却只能爬行，且大小便不能自控。孩子的父母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却都因查不清病因而医治无果。于是，孩子的父母开始怀疑孩子出生八个月时的那个手术。他们访遍了当地的律师，律师的回答出奇的一致：没有任何证据，只靠怀疑是不能打官司的。况且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只有一年，早已超过了诉讼的时效。看着同时出生的别人的孩子一个一个地上小学了，上初中了，上高中了，而自己的孩子却成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废人，孩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就是走遍全国，也要找一个能为孩子伸张正义的律师，为孩子讨回公道。一年又一年，这一找，整整就找了十七年。十七年后，律师没有找到，而这个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却满怀失望和委屈离开了人世。坐在女儿的坟头，一个十七岁花季少女的坟头，孩子的父母没有了眼泪。他们默默地向女儿承诺：放心吧，此生即便走遍天涯，我们也要为你讨回公道！2007年6月，孩子的父亲经多方联系，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西安邦维律师事务所的高西宁律师。2007年7月，高西宁律师远赴陕北，代理受害人向延安市延川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2007年9月，延川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高西宁律师以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倒置为武器，迫使被告延长油田职工医院交出了被隐匿长大十七年之久的病历。2007年12月30日，延川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延长油田职工医院赔偿原告共计三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八元。延长油田职工医院将女婴致残后隐匿病历17年《华商报》2008年1月11日报道8个月大女婴在延长油田职工医院做手术后下肢瘫痪，17年后她在该院住院时身亡，延川县人民法院认定医院存在重大过失，作出一审判决本报讯（记者宁军）1990年，一个仅8个月大的女婴因病在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中心医院做手术，术后婴儿下肢截瘫、大小便失控，当家长索要病历时，医院告知病历丢失。17年后，已经截瘫的姑娘又在该院住院后不治身亡。近日，延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医院存在重大过失，判决医院赔偿近32万元！做完手术婴儿下肢瘫痪1990年5月21日，延川县人杨某8个月大的女儿小琼（化名）因病到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中心医院住院，医院诊断为“硬脊膜膨出”，6月1日实施了硬脊膜膨出修补术。随后的日子，杨某夫妇发现，和小琼同样大小的孩子早就会站立，会走路了，而小琼只能爬行，且大小便不能自控。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孩子的手术有问题。随后，他们向医院索要病历，却被告知病历找不到了。2007年4月23日，已经截瘫的小琼又到延长油田职工中心医院住院，数日后不治死亡。医院隐匿病历长达17年2007年7月16日，杨某将延长油田职工医院告上延川县人民法院。杨某诉称，当时医院以“硬脊膜膨出”的诊断，指派既无医师资格又无医师执业证的人员，在没有麻醉师麻醉的情况下实施手术，导致小琼的脊髓、神经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术后下肢截瘫、大小便失控。其后，医院又隐瞒病情，隐匿病历资料长达17年，致使小琼不能得到及时救治，逐步发展为肾脏功能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最终不治身亡。庭审中，医院则认为当时的手术不存在任何过错，与小琼17年后的患病死亡也没有因果关系。医院提供了17年前的住院病历，证明手术无过错，还提供了主刀大夫的从医资格证及聘书，以证明大夫在进行手术时是有行医资格的。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代理人高西宁律师认为，医院没有按规定封存病历，病历已失去客观真实性。据杨某讲，当时术后10天左右，他曾向医院索取病历，但医院以找不到病历为由拒绝。起诉后，被告提供的病历缺失部分内容，如护理记录、手术记录、麻醉记录，却多了一个术后记录。“篡改病历是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主刀大夫在做手术时没有医师资格，属于非法行医，非法手术。法院认定医院存在重大过失法院调查证实，小琼在1990年在医院做过手术，杨某多次到医院找过病历，登记册上有名字，但找不到病历。审理后，法院认为，小琼在被告医院两次住院及死亡，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没有按规定封存，且入院时间有明显涂改，病理记录不全，隐匿病历；在没有麻醉师并且主刀医生白某当时没有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实施手术，故被告对第一次手术有重大过失。根据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然证实不了医院与小琼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近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延长油田职工中心医院赔偿原告杨某女儿的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319718.91元，并承担诉讼费用。try{showAd(3,0,1);}catch(ex){}来源：

2008年3月28日，宝鸡日报新闻《为与情人结合，恶夫竟然杀妻》：“宝鸡日报讯为了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犯罪嫌疑人王*竟残忍地将妻子杀害后抛尸。日前，渭滨公安分局民警经过连续18小时艰苦细致地工作，成功破获‘3.12’故意杀人案。”于此同时，宝鸡各大媒体、宝鸡电视台及西安、陕西各地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报道：“3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王*的人来到姜谭路派出所报案，称其妻子董*被人绑架，对方给其手机上发短信让他准备5万元赎人。接警后警方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王*称，其妻董*因山东老家有事，于3月10日晚8时许乘坐由宝鸡开往山东的火车回老家，当时是他亲自送妻上的火车。次日，他就收到恐吓短信。但在对其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王*的言行极为反常。侦查民警分析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可能另有隐情，遂对王*进行了控制，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经过18个小时的斗智斗勇，王*终于交待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原来，王**几年前认识了青岛女子陶某，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近日陶某要来宝鸡与王*约会，因担心其妻董*发现后闹事，王*遂起了歹心，10日晚将熟睡中的董*掐死，第二天晚上用三轮摩托车运到老家凤翔县，抛尸于家里果园的一口废弃井中。日前，王*已被渭滨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也在与此同时，远在加拿大留学的王海林的妹妹透过满眼的泪水，正在查遍全中国的法律网站，苦苦寻找着能替哥哥提供最好辩护的律师。晚上11时40分，西安市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的高西宁律师接到海外打来的带着哭声的越洋电话：“救救我哥哥……”接受委托后，高西宁律师立即赶赴宝鸡。在宝鸡的出租车、公交车、街头巷尾，人们在纷纷议论且愤怒着：“听说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三岁”。听办案人员愤慨的介绍了案情，一股无名怒火升腾在律师的心头：如此灭绝人性的人，我还能替他辩护什么？随即，律师的天职，那犹如洪钟般时时鸣响在耳畔的声音，又一次向他敲响：当社会、法律、舆论的天平都向一边倒的时候，在人们一片的喊杀声中，律师的头脑务必要保持高度的冷静。即便是恶魔，也要维护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也要保证他受到公正阳光的照耀。2008年8月12日，王*故意杀人案在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代表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被告人王*不属于投案自首，无从轻情节。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2条之规定，请依法判处。身戴脚镣手铐的王*面色如腊，他知道：死神已在向他招手。在经过法庭调查后，高西宁律师发表了他的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王*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王*的第一审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及参加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王*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辩护人没有异议。但王*在本案中的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却被侦察和审查起诉机关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对王*来说生死攸关。故辩护人发表意见如下：一、王*实施犯罪后，在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依法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王*投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属于自首。1、在王*向公安机关“报警”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发生了故意杀人犯罪，也并不知道王*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2、接到王*的“报警”后，“侦察人员向王*了解情况时发现王*所说案情前后矛盾。”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侦查人员对王*的报警产生了怀疑。正如抓获人、侦查人员王**在《抓获经过》中所述：“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件，可能另有隐情”。王**的这两个“可能”，足以证明当时侦查人员对王*只仅仅是怀疑和推测。推测的结论只是认为其“可能另有隐情”，而并不知道另有什么隐情，更不可能知道已经发生了王*故意杀人的犯罪。3、侦查人员“又从其衣兜内查获‘向其发短信索要现金’的董*机卡”。侦查人员的这一查获，只能证明王*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内容有假，即“妻子董*被人绑架并向自己索要五万元现金”属于王*编造的谎言，只能证明王*形迹可疑。但仅凭手机卡，并不能证明董*已经被杀，也并不能证明王*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侦查人员也不可能仅凭这张手机卡，就得出董*已经被杀、王*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的结论。事实上，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可能仅凭王*说话前后矛盾及这张手机卡，就发觉王*故意杀人的罪行。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王*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王*故意杀人的罪行已经被公安机关发觉。5、客观事实是：在王*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董*被人杀害，也并不知道王*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6、公安机关之所以知道或发觉王*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源自于王*向公安机关的交代。7、王*是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的。8、在王*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后，公安机关才对王*实施了拘留的强制措施。而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向王*发出的传唤，依法不属于强制措施。9、、本案各项证据证明，王*交代的主要犯罪事实属实。10、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海林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因其形迹可疑，经司法机关盘问、讯问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行，依法属于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故建议对被告人王海林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王海林具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辩护人在会见时了解到，王*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经向审查起诉机关核实，王*确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实，但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辩护人认为，对刑事案件的查证落实或侦破，是侦查机关的职责。侦查机关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不等于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不属实。因此，依照刑法的规定，被告人王*仍存在具有“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定情节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还未排除的情况下，轻率的判处被告人王*死刑，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综上，本辩护人郑重建议法庭：对被告人王*依法从轻处罚。辩护人：高西宁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西安律师高西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此，本文题目乍一看，似乎是个外行人在说外行话。其实不然，正是由于太多的律师、内行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太多的“过于内行”的错误，使被害人的利益屡屡遭受损害，本文作者才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办案经验和实践公诸于众，以引起大家的研究。最高人民法院（2000）47号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作出这么一个规定呢？他的法理依据无非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经过刑罚惩罚，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但是，审判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特别是在目前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理念办案思想的指导下，大多数的自诉案件都以调解、撤诉而结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那么，在此类案件的调解中，律师就应协助被害人及时地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使被害人的利益在调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根据本人的办案实践，在自诉案件的调解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首先，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其次，在法官方面，由于法官大都乐于以调解撤诉结案，在律师阐释清楚自诉案件的调解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原理后，法官大都乐视其成。只是在调解书的行文中，有的直接列明精神损害赔偿，有的则隐去“精神损害赔偿”不写，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加在了其他赔偿项目中。再其次，在被告人方面，由于被告人无一不想摆脱刑罚处罚，加之律师的法理阐释和法官的许可支持，被告人大都花钱消灾，予以接受。最后，在被害人方面，由于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精神损害得到抚慰，对律师的精心代理无不由衷表示感谢。综上所述，在自诉案件的调解中协助被害人及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使被害人的利益在调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法律、法官、被告人等诸方面都不存在不能逾越的障碍。正相反，其最大的障碍却往往出自对法律“过于内行”的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这些律师的职责本来是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对法条和规则僵死的理解，往往在接案之初就以法律的名义坚决地封杀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从而成为实现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碍。至于公诉案件，同样存在宣告无罪、准予撤诉等情形，并不是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处罚。对于此类被告人既未受到刑罚处罚，被害人也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象，不能不说是法律本身的明显矛盾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