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星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曹红星论文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开始施行，该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则进一步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于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即使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基金，劳动者发生了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也将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甚至也不能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必须依法申请认定工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索要赔偿。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规定极不合理，严重不利于保护受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发表以下管见，欢迎批评指导。关键词：工伤事故雇佣赔偿工伤保险工伤认定一、现行法律关于雇佣赔偿的规定。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基于雇佣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两种雇用法律关系。一种是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劳动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单位，且具有合法的用人资格。例如企业与受雇劳动者形成的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与受雇的劳动者形成的劳动关系。我国当前的雇用法律关系主要是这种关系（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劳动关系）。另一种是基于雇佣方与受雇方形成的民事合同而形成的普通雇佣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尤其是雇佣方不一定是单位。例如雇主与保姆形成的雇佣关系、农村村民与帮工形成的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在我国当前普遍存在（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简称民事雇佣关系）。基于两种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我国法律对受雇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遭受损害向雇佣方索要赔偿的途经及赔偿金额的计算规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对于受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的，根据《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通过工伤认定程序解决（详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二是对于受雇方与雇佣方形成了民事雇佣关系的，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通过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诉讼途径解决（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此，这两条解决途径是平行的，互不交叉的。二、对于形成了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受雇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基金，受雇劳动者发生工伤，通过以上解决途径将严重不利于受雇劳动者索赔。笔者近期通过亲身代理的一件雇佣赔偿案件却发现以上规定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受雇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基金，受雇劳动者发生工伤，依法通过工伤认定途径将严重不利于受雇劳动者索赔。案情如下：个体户朱某在某市区建设路家电市场开办有线电视器材商店一个，2006年11月中旬秦某开始受雇于朱某在该商店打工，负责送货及安装工作。2007年元月16日秦某接受朱某指派到会兴为一客户维修天线时，因云梯滑倒而被摔伤。朱某在前期支付了4.5万元医疗费后，为了逃避赔偿责任，躲避秦某家人。2007年2月，秦某委托笔者代理本案。笔者经过调查，发现朱某虽领取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没有给其雇佣的任何人员办理工伤保险，也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笔者经过慎重考虑遂代理秦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受诉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告知原告不予受理。笔者无奈遂依法代理秦某向某区劳动局申请认定工伤，某区劳动局经过两个多月审查，认定秦某系工伤。朱某又依法对某区劳动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伤认定结论。时至今日，该诉讼尚没有终结。而秦某躺在病床上因无钱治疗已经奄奄一息。被告朱某在此期间还将原经营的商店及所有的汽车全部转让、抵债，将居住的房屋卖掉后外出打工。该案件朱某已经扬言，即使行政诉讼最终败诉，还将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距离民事判决尚遥遥无期。但即使最终判决，因朱某已经转移、隐匿了全部财产，判决也将无法执行，受害人秦某也将不能得到赔偿款。然而现实中又何止受害人秦某这一个案例!笔者下面详述以上规定的缺陷。二、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将大大延长受雇人获得有效法律救济的期限。《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因此，受雇人是否构成工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出认定的最长期限可能达60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因此，如果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结束后，认为受雇人不构成工伤，还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最长期限是60日，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是15日。而行政机关做出复议决定的一般期限是60日，案情复杂的依法可以再延长30日。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一审一般是3个月，二审一般是2个月，特殊情况下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行政诉讼结束后，受雇人依法还将不能获得现实的赔偿金，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此，用人单位如果继续拒绝赔偿，受雇人还仍将继续诉讼，即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用人单位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于人民法院，法院再经过民事一审、二审，最终才能做出生效判决，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而根据《劳动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于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对于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对以上期限相加，即可获知受雇人的获赔期限，60日（工伤认定期限）＋60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60日（复议裁决期限）＋15日（复议裁决不服起诉期限）＋3个月（行政诉讼一审审理期限）＋15日（对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不服上诉期限）＋2个月（行政诉讼二审审理期限）＋60日（提起仲裁申诉期限）＋60日（仲裁裁决期限）＋15日（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期限）＋6个月（一审审理期限）＋15日（对民事诉讼一审判决不服上诉期限）＋3个月（民事诉讼二审审理期限），以上期限累计即为26个月，即两年另两个月。这还不算经过法定机关批准，依法延长的期限。三、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将使受雇劳动者丧失及时获得赔偿款的权利，损害劳动者的权益。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受雇人即便经过了上述的漫长的求索、等待，仍旧可能得不到现实有效的赔偿。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障机构将不承担支付赔偿金责任，承担支付赔偿金义务的主体仍然是用人单位。而社会上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大多为信誉不好、经济实力不强之类。通过工伤认定程序解决，受雇劳动者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无权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及先予执行措施。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财产保全措施、先予执行措施应当是在民事诉讼进行中由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申请采取，对于财产保全虽然可以由申请人在起诉前提出申请，但是也应当在法院受理裁定后15日内起诉，否则保全措施将自动失效。但是，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将全部财产转移、隐匿或者挥霍掉。这将让受雇劳动者束手无策。其次，通过工伤认定方式计算赔偿金的方式也对受雇劳动者不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通过工伤认定程序解决，受雇劳动者获得的赔偿金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或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按月发放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解决，受雇劳动者获得的赔偿金额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两种赔偿费用计算的最大不同就是，工伤认定程序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是按月发放的，而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护理费、误工费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是根据伤残级别一次性计算二十年。笔者在前面已经说明，社会上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大多为信誉不好、经济实力不强之类，难以经历市场的考验，随时可能破产或者逃债，也很少能够自动履行判决义务，受雇劳动者及亲属不但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强制执行申请，也将面临因用人单位消失而无法执行的痛苦，同时，也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四、强制受雇人认定工伤，违背了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从以上规定可知，《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是突出对受雇劳动者的保护，其所欲实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即所有的用人单位均为职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及时、足额地缴纳了工伤保险基金。受雇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后都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机构及时、有效地获得赔偿款。如若如此，就不会存在本文所提起的秦某一案。但是现实是，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法规、规章，规定所有的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基金，包括个体工商户也应当为受雇劳动者参保工伤保险，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现实中仍旧存在大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私营企业、甚至部分国有企业为了蝇头小利没有为受雇劳动者参保工伤保险。这将导致受雇劳动者不能通过社会保障机构及时、有效的获得赔偿。对此，笔者查阅了很多案例，发现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前，尚有部分案例通过民事侵权诉讼使受雇劳动者及时获得了赔偿，维护了受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以后就很少存在这样的案例了。因此，笔者认为强制没有为职工参保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受雇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必须通过工伤认定程序索要赔偿违背了《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五、笔者对解决途径的建议笔者注意到，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大量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劳动者参保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基金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核算、收缴工伤保险基金费用是社会保障机构的职责，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社会保障机构对核算、收缴工伤保险基金费用仍然处于被动作用。究其原因，未参保工伤保险、未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是赔偿义务人，社会保障机构不承担支付赔偿金义务是重要原因。如果无论用人单位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社会保障机构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均应当承担支付赔偿金的义务，社会保障机构收缴工伤保险基金将由被动转为主动。同时受雇劳动者也将不用担心因用人单位破产、逃债而不能得到赔偿款。因此笔者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对社会保障机构工伤保险基金的收缴机构和赔偿费用的支付机构予以分离，规定赔偿费用的支付机构对工伤事故发生后的受雇劳动者，无论用人单位是否缴纳了工伤保险基金，均承担支付赔偿金的义务。当然，社会保障机构在支付赔偿金后可以向用人单位追偿。但是法律法规的修改具有严格的程序性，非一日可以实现。况且笔者的想法为一家之言，若不具有合理性或许根本不能实现，而司法解释的修改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因此，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之前，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作一修改，赋予受雇劳动者有选择的权利，即受雇劳动者可以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或者向社会保障机构申请认定工伤，接受诉状的人民法院和接受申请的社会保障机构应当告知受雇劳动者这项权利，受雇劳动者已经选定解决途径和机构不得改变。之所以如此建议，在于：1、虽然社会上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大多为信誉不好、经济实力不强之类，但也不乏经济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企业，对这些用人单位应当允许受雇劳动者自由决定通过通过工伤认定程序解决，毕竟如果受雇劳动者年龄不大，通过工伤认定程序按月发放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对受雇劳动者更为有利。否则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但是因为两种赔偿程序赔偿费用的计算方式、标准不同，如果任由受雇劳动者随意改变，将会损害用人单位的权益，因此受雇劳动者已经选定，就不能改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强制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必须通过工伤认定程序索要赔偿对受雇劳动者严重不利。如若观点偏颇，欢迎批评指导。

关键词：财产保全担保反担保内容摘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申请人在向人民法院起诉后或者起诉前，因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判决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起诉前申请的，应当提供担保。起诉后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实践中人民法院一般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均要求提供担保，担保方式限于保证金，担保数额相当于保全数额。笔者认为如此操作财产保全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法律价值。故提出本文看法。目录：一、诉讼中保全并非必须提供担保，对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保全的财产数额不大、保全措施为冻结、扣押等方式的，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二、提供担保的方式不应当限于保证金，我国《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均可。三、提供的担保的数额并非必须相当于或者超过保全的财产的数额，而应当根据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四、反担保的数额不应简单的等同于担保数额，也应根据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正文：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这就是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的法律依据，包括诉讼前财产保全制度和诉讼中财产保全制度。对于诉讼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对于诉讼前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同时第九十五条规定，“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反担保制度的法律依据。以上三条规定即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的全部概括，该制度对于保证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法院裁决能够得以履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保全担保制度规定的比较原则，对于担保的方式及数额均没有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8条仅仅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在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时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这就导致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一般均要求提供担保，利害关系人不提供担保的，不予保全，担保就成了能够获得保全成功的必备条件。同时要求担保的方式大多限于保证金，提供的担保的数额不得低于申请保全的数额。这就对诉讼保全制度作了极大的限制，使许多能够得以保全的案件不能保全，使法院的裁决得不到履行，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笔者现对此发表一下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一、诉讼中保全并非必须提供担保，对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保全的财产数额不大、保全措施为冻结、扣押等方式的，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这就是诉讼保全担保制度的立法目的所在。即对于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如果造成了被保全人损失，人民法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当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如果任由申请人通过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将会导致申请人权利的滥用，将会损害被保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申请人在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提供担保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申请人申请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是基于案情必须的，并不会导致被保全人不必要的损失，笔者认为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否则将会限制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权，同样会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例如笔者办理过一个损害赔偿案件：刘某早上起来沿公路边上人行道晨练跑步，赵某经过一夜赌博驾驶自有的桑塔纳轿车回家，因疲劳驾驶导致汽车失控撞伤刘某。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对此也没有异议。刘某被送往医院诊断为颅脑损伤，医疗费已花费上万元，伤情仍没有痊愈仍需大量的医疗费继续治疗。赵某因长期赌博家财耗尽，只有肇事所驾汽车价值2万元左右。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但因赵某仅仅支付了1000元医疗费，无力继续支付医疗费致调解不成。交警部门扣押车辆期限已到意欲放车。刘某家属委托我代理起诉。笔者根据案情代理起诉后及时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扣押肇事车辆。但受理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提供2万元现金的财产担保，否则不予保全。对于本案，笔者认为申请人无需提供担保。1、本案事实非常清楚，赵某撞伤了刘某，且赵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且刘某对赵某不承担责任义务。3、刘某申请保全的数额远低于刘某的损失，赵某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根据法定标准要超过5万元，该保全的财产价值不会超过赔偿责任。4、申请人无力提供担保。对于类似的案件，如果继续照本宣科，强制申请人提供担保，因申请人无力提供担保，将导致保全措施得不到实施，被保全人可以任意处置财产，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于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必须严加限制。笔者认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案件事实非常清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2、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财产的数额相对于被保全人的给付义务不大；3、申请人无力提供担保。被保全人认为财产保全裁定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申请复议。二、提供担保的方式不应当限于保证金，我国《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均可。对于申请人可以采取的提供担保的方式《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只注重保证金的方式，即由申请人提供一定的现金交付于人民法院作为担保，如申请错误则用于赔偿被保全人的损失。申请无误，案件结束后退还申请人。笔者认为该种方式过于单一，限制了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权，应对担保的方式适当放宽，以更加有利于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方式。根据《担保法》留置是指债权人根据法律规定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定金指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笔者认为留置和定金显然不适用于诉讼保全担保方式，其余三种均可作为诉讼保全担保的方式。（一）保证（人）可以作为诉讼保全担保的方式。《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当申请人与被保全人以外的第三人，在申请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时，愿意为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失对被保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当然可以作为保证人。当然该第三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并且符合《担保法》关于不得为保证人的限制条件。例如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等等。第三人愿意做为保证人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的财产状况报告，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确定第三人时候是否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并由第三人书写保证书。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确定第三人财力充足、信誉良好具有赔偿能力的，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否则驳回申请。（二）抵押可以作为诉讼保全担保的方式。《担保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根据该条规定，在申请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时，当申请人或者申请人与被保全人以外的第三人，愿意在不转移对财产的占有情形下，以该财产为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失，对被保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当然可以作为抵押人。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抵押人，在财产保全期间，抵押财产不得买卖、处置，必要时还可以要求抵押人为该财产购买必要的保险，以防止因意外灭失而导致损害被保全人利益。但是笔者需要强调一点，即抵押的程序要严格于《担保法》的规定，无论以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为抵押物，或者是以其他动产为抵押物，均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以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为抵押物的，应当到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以其他动产为抵押物的，应当到公证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从而保证抵押物不被转卖、处置，确实保证被保全人的合法权益。(三)质押可以作为诉讼保全担保的方式。《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第七十五条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根据以上两条规定，在申请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时，当申请人或者申请人与被保全人以外的第三人，愿意将自己合法所有的财产交给法院占有保管，以该财产为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失，对被保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当然可以作为质押人。对于应当办理质押物登记的，及时办理质押物登记。三、提供的担保的数额并非必须相当于或者超过保全的财产的数额，而应当根据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8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在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时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这就是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供的担保一般仅限于保证金且保证金的数额不低于请求保全的数额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该规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精神。申请人之所以要提供担保，是为了防止造成被保全人损失无人承担而损害被保全人合法权益，但是被保全人的损失显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财产数额。例如，甲借乙5万元到期不还，乙诉甲至法院要求立即归还并申请法院对甲所有的一辆价值5万元的营运客车采取保全措施。如果乙申请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为禁止该车辆买卖，即法院根据乙的申请裁定禁止甲将该车出卖，而甲在保全期间仍可从事营运，则因保全措施可能对甲造成的损失寥寥无几、不会有很大。如果乙申请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为扣押该车辆六个月，则因保全措施可能对甲造成的损失每天1000元累计数十万元。但法院如果千篇一律的要求乙提供五万元保证金担保，在前一种情形下乙提供的保证金过多，明显对乙不公平，损害了乙的合法权益；而在后一种情形下乙提供的保证金过少，如果保全错误显然不足以赔偿甲的损失，将会损害甲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的数额应当与采取的保全措施所可能造成的被保全人的损失相平衡，即能够保证赔偿被保全人的损失即可，而与被保全的财产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具体数额，可以由法院根据案情具体确定。申请人认为要求提供的担保数额过高的，或者被保全人认为申请人提供的保全数额过低的，均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申请复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通过听证会的方式调查确定。四、反担保的数额不应简单的等同于担保数额，也应根据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这就是我国诉讼保全反担保制度的法律依据。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后，被保全人另行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相当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司法实践中，对于反担保同样存在担保的方式仅限于保证金，但提供担保的数额却要求相当于财产保全担保的数额。即申请人通过提供X万元的担保申请保全了被申请人的财产，则被申请人提供X万元的反担保人民法院必须解除保全措施。这就存在一个严重的漏洞，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例如笔者最近办理的一个案件：2005年经过连某与薛某（连某与薛某非同一村民组）协商同意，薛某将原修建经营的猪圈包括其他设施全部卖给了连某，双方并签订了协议，连某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2008年因猪圈所占用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国家依法支付猪圈地上附着物补偿款59444元。款项到土地所属村民组后，薛某在领取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后又要求领取该猪圈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被连某阻止。村民组为了防止矛盾激化要求连某与薛某协商解决并将该款以组长名义存放于银行，后将存单给付薛某。连某以薛某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款属其所有并提供10000元保证金担保申请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将该款冻结于银行。薛某在持存单取款不能的情况下，向法院提供1000元保证金担保要求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在本案中，笔者认为连某在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冻结59444元提供10000元担保是适当的，因为该款被冻结后所产生的仅仅为利息损失，10000元足以赔偿。而薛某仅仅提供10000元保证金的反担保即要求解除保全措施是不适当的，该保全措施解除后，薛某持存单完全可以将59444元全部取走，这必将损害连某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于反担保的方式同样存在保证金、保证人、抵押、质押等方式，而至于提供的担保的数额同样应为与可能造成的损失相平衡，而不能千篇一律、不加分析的要求提供担保的数额相当于财产保全担保的数额。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诉讼保全担保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诉讼保全担保的方式可以采取保证金、保证人、抵押、质押等方式而不限于保证金，诉讼保全担保的数额应当与采取的保全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失相平衡而不是保全的数额，望今后的法律能够对此进行完善，以使该制度对于保证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法院裁决能够得以履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