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安全法实施条例》）已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同期生效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两者生效纯属巧合，但两者之间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多数交通事故的处理都会涉及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尤其是人身损害赔偿。就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范围、标准应当与一般的损害赔偿相一致已形成共识，但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可以直接作为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依据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本人认为，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存在不一致性，即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时，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案件的事实予以认定，法院应当予以重新查实，理由如下：一、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上分析，它不具有对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指导功能。《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它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了解决新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它具有社会法的性质；同时，它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车辆、驾车人员的管理和执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它又具有公法的性质。交通事故的处理和责任认定，正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干涉。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属私法的范畴，对它的归责原则的认定，体现的是一种审判权和被动权，两类法律在原则上存在差异性，不存在指导和制约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法院审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当从一般民事法律规范出发，就损害赔偿的法律事实认定的标准、赔偿范围、归责原则应和其他的损害赔偿相一致，不应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干扰。《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自己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门可以根据责任认定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拘留、限制驾车人员的资格等最终的行政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为最终的行政决定所必经的程序和步骤，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它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的特性。责任认定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公安机关行使最终的行政处罚权提供依据，是一种主动性权；其次《交通安全法》已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权，从过去的必经程序转变为依当事人的申请而被动进行，调解已不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虽然公安机关在调解时仍然把责任认定作为证据来分配赔偿责任，但这已不是责任认定的主要功能。最后，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并不受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的制约，应当以审查证据的一般原则对引发交通事故的法律事实、过错等进行全面的法庭调查，如果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或与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不符，完全可以按自己查明的事实、适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定案的依据，无需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当事人在起诉或抗辩时，可以按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认为应当适用的归责原则进行诉讼和抗辩，不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限制或先置行使撤销权。二、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在归责方法上存在差异性。《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序，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本规定，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至于关于什么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在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作了一些阐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里指的“作用”肯定有别于民法上所指的“过错”，而且这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是一个关健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这种归责方法，是无法用民事责任的归责方法来加以解释的。民事法律的归责原则有三种，即以过错责任原则（包括过错推定原则）为原则，它强调的损害赔偿的四个要素，包括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上有过错，另外以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为例外，但无论哪一种归责原则，都不能体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作用”说。两类法律规范在责任分配的差异性，还表现在它们对各自例外情况的具体规定上。《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包括责任认定的两种例外情况：第一种是发生事故后当事人逃逸必须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是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弱化的过错责任的原则。《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标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的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该规定强调的是交通事故行为人在事故中的作用和对行人的保护。虽然它也无法用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来加以解释，但从社会法的角度看，它以加强管理和维护社会利益为出发点，因此，这种例外归定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它不一定就符合民法的原则，而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必须受民法法律原则的制约。民法归责原则的例外，主要表现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上，无过错责任的受害人往往不是主动行为人，而是被动受害者；公平责任原则也是在查明双方都没有过错，从其他法律关系角度又找不到责任承担者时才适用.这两者归责原则的例外，都符合公平正义而被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所接纳。因此，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例外，在损害赔偿的诉讼过程中，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证明自己过错的大小，最终根据过错来确定赔偿数额的分配。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在适用法律的范围上的差异性。前面已经对责任认定的性质作了阐述，既然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最终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因此，它所适用的法律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等。由于受到本身权力范围和法律适用范围的限制，因此，在责任认定中，有可能对过错的举证责任、责任人的范围等不能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不相一致最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意外事件不等于民事法律上所主张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受适用法律范围和权力性质的限制，在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等方面，有别于民事损害赔偿的法律原则。即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兢敬职守，仍然不能避免这种差异性。但是，如果适用了民事法律，对过错的认定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不一定得出是意外事件的结论。所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意外事件，并不等于民事赔偿案件的公平原则。四、司法实践中，对交通事故的全部法律事实重新审查的必要性。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界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除对非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因为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没有作出责任认定而不得不审查外，一般对道路交通事故不再作审查而直接以责任认定作为证据被采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的范围将更加广泛，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损害赔偿案件也越来越多，如果不对交通事故的事实予以重新审查，将会越来越威胁民事损害赔偿的法律原则。在实践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以来，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走进一个误区，以为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是一种行政决定，如果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书无异议或经过救济程序（如申请复议）仍然得不到更正，那么它便具有法律效力而可以直接被采用。对引发交通事故和事实、过错、责任不必再去查实。2、法官怠于行使审查的权力。虽然意识到责任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但认为既然专业机构已作出书面的认定，具有很大的证明效力，无需再浪费精力去重新调查，对当事人的抗辩事实不作过多的考虑。3、当事人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的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认为责任认定一旦作出，如果不服提出异议后，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救济措施后仍得不到支持而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很少有人考虑用更广泛的法律规范，更充分的变归责原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相混淆，都离不开传统的有关交通立法的缺陷。如果责任认定的功能主要在于公安机关实施最终的行政处罚权，并且民事调解功能越来越弱化时，那么交通的责任认定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探讨；如果在民事赔偿程序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仅作为证据使用的话，那么把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不作评价待的现场勘察图、检查、调查情况、鉴定、检验的结论等材料交给法官，法官可能会对交通事故的事实、行为人的过错、民事赔偿的分配等作出更加客观、全面、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