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

张某诉杨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张某与杨某系青岛某学院大一学生。张某因向杨某索要一根烟发生争吵，致杨某怀恨在心，扬言报复。之后两人都找了自己的舍友聚在一起引发两个宿舍的打斗，混乱中杨某将张某捅了五刀。报案后派出所介入调查，鉴定伤情为轻伤。杨某刑事拘留后申请了取保候审。我们所的思路设计：不要求民事赔偿，只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因为对方是个大一学生，刚满十八周岁。对于轻伤结论，杨某必然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将影响一个年轻人一辈子。这样以打促谈，从面得到一个满意的赔偿。本案杨某家属从公安机关就主张调解，如果刚开始愿意赔偿6万元，受害人家属就决定申请撤案，不给孩子留下刑事犯罪的案底。但杨某家属直至法院判决之前，才答应给33000元的赔偿，最终判决管制6个月。为了区区几万元的出入，最终给孩子留下一个刑事犯罪的案底。值得大家深思！

2011年3月，赵某、刘某、杨某三人申请劳动仲裁案。事由：某物业公司没有给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保险，经催缴未果。故要求律师代理追索。京鲁律师代理后，收集相关事实劳动合同证据及工资证明，申请劳动仲裁。开庭后，对方作为一家有名的大型物业公司，迫于对名声的考虑，最后答应调解，给与三人总计近4万的赔偿款。

三联商标案答辩状答辩人：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答辩人因原告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商社）起诉我公司商标纠纷一案，现依法提出以下答辩意见：一、原告三联商社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成立。理由如下：（一）《商标法》并没有禁止商标许可人向第三人转让其注册商标的法律规定。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二）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并没有禁止商标许可人向第三人转让其注册商标的约定。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明确地说明商标的所有权人在签订商标许可合同后，仍然可以向第三人转让其商标。（四）《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商标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商标权的对外转让正是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表现。答辩人是“三联”商标的所有权人，对外转让商标是行使所有权的法律表现，符合《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综上，原告禁止答辩人向第三人转让商标，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相反，答辩人向第三人转让商标的法律依据充分而明确。二、原告三联商社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成立。理由如下：（一）继续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条件已经丧失，原告无权要求无偿转让商标。“许可人已经不是被许可人的第一大股东”，要求答辩人继续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丧失。答辩人已没有义务再“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没有义务继续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在《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开头部分有一个“鉴于条款”，该条款的内容是“1、许可人是三联服务商标的所有权人；2、许可人是被许可人的第一大股东，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关于“鉴于”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表示以某种情况为前提加以考虑（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673页）。很显然，这个“鉴于条款”不仅是整个《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且地位极为重要。该鉴于条款一方面明确说明了合同目的是“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还附加了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条件，即“许可人是被许可人的第一大股东。”三联商标是答辩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品牌，答辩人附条件地许可他人无偿使用是合情合理的，并不过分。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允许原告无偿、无期限地使用三联商标，其合同目的是为了“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不是无条件的，其条件是“许可人是被许可人的第一大股东”。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试想有哪个企业会允许他人无偿地使用自己多年培育的知名品牌呢？现在，答辩人已经不再是原告三联商社的第一大股东，答辩人“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灭失，答辩人已没有义务再“积极支持被许可人的发展”，没有义务继续履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原告无权要求无偿转让三联商标。（二）合同第六条款约定的无偿转让商标的条件还没有出现，原告无权要求无偿转让商标。三联商标既没有进入续展期，答辩人也从没有表示要“拟放弃三联商标所有权”，合同约定的无偿转让商标的条件尚未成就，原告无权要求无偿转让商标。《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第六条的内容是：第六条商标的续展在三联商标有效期内，许可人应负责对三联商标进行续展，并承担续展的费用。许可人承诺不因商标的续展问题影响被许可人使用三联商标。如果许可人拟放弃三联商标的所有权，应事先通知被许可人，并在被许可人同意的情况下，无偿的将三联商标转让给被许可人。《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第六条规定的是商标的续展问题，其统率下的三款约定，都必须在商标续展的大前提下，进行解释、讨论和适用。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原告要求无偿转让商标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原告可以要求答辩人无偿转让商标呢？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必须出现以下条件：第一，商标进入续展期内。第二，答辩人“拟放弃三联商标所有权”。关于“放弃”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丢掉（原有的权利、主张、意见等）”（见《现代汉语词典》39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注册商标获得专有权保护的前提是商标的注册和续展，又考虑到《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商标续展问题，因此，合同第六条“拟放弃三联商标所有权”是指答辩人打算不再续展或明确抛弃商标所有权。但是，现在三联商标既没有进入续展期，答辩人也从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要“拟放弃”。所以，合同约定的无偿转让商标的条件尚未成就。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条件时生效”。现在，原告要求无偿取得商标所有权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不符合《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因此，原告无权要求无偿转让商标。至于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所称的答辩人向山东三联家电有限公司转让商标的行为。答辩人认为，“转让”与“放弃”的词语意思与法律含义根本不同。“放弃”的词语意思是“丢掉（原有的权利、主张、意见）”，而“转让”的词语意思是“把自己的东西或应享有的权利让给别人”（见《现代汉语辞典》第179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从法律的角度看，“放弃”是所有权人的单方面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是被放弃的权利、物等置于无主状态；而“转让”则是双方行为，其法律后果是权利、物等从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的转移。因此，“转让”不等于“放弃”，答辩人向山东三联家电有限公司让渡商标的行为是“转让”而不是“放弃”。依原告的逻辑:“转让”等于“放弃”实乃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三）无偿转让的法律性质是赠与。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的法律规定，原告不能强迫答辩人的意志，不能强迫答辩人把三联商标赠与给原告。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现在，原告要求答辩人把三联商标无偿转让给他，等于是强迫答辩人把商标赠与给他，强迫答辩人将商标交付给他，这不符合《合同法》第185条、第188条的规定。原告要求把商标无偿转让给他，不应得到司法支持。（四）三联商标已经被依法查封，依法不得转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不应得到支持。答辩人的“三联”商标因涉及诉讼，被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依法查封的财产不得转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五）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产生极大的不公平。三联商标是我省的知名商标，具有重大财产和商业价值，是答辩人花费巨资长期培育的知名商业品牌，是答辩人及其关联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无形资产。当初答辩人之所以许可原告无偿使用，那是因为当时答辩人是原告的第一大股东，是“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所以尽管名为无偿使用“三联”商标，但答辩人完全可以通过股东分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相对是比较公平的。这正如养父与养子的关系，养父许可养子无偿使用自己的财产，那是因为养子将来要养老送终，权利与义务对等，比较公平。但是，当这个养子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解除了收养关系，将来不可能实现养老送终的时候，养父还会允许养子无偿使用自己的财产吗？显然不能。养子强行索要养父的财产更是没有道理。试想，养父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的财产，本来要留着自己养老，能给已经成为他人养子的人吗？不能。同样的道理，如今前提条件变化了，答辩人已经不再是原告的第一大股东，双方之间不再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相反，双方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同业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还能继续支持原告的发展吗？不能。故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产生极大的不公平。（六）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三联商标是答辩人三联集团多年精心培育的商业品牌，正是三联这个品牌伴随着三联集团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5年。从1985年泉城路上的小电子商店到1993年省政府确定大型一类企业，从单一的集体企业到国有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从家电产业到房地产、证券投资、广告传媒，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三联品牌支撑着三联集团逐渐成长为省计划单列大型企业。目前，三联集团及关联企业职工人数众多。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司法支持，将会导致答辩人三联集团损失惨重，甚至会导致三联集团以及关联企业倒闭，大量的职工下岗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恳请法院务必慎重裁判。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答辩人：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9月22日

感悟京鲁团队——谨此献给年创收突破千万的五岁京鲁律师事务所“京鲁”是一个和“团队”紧密相连的律师事务所，短短的五年时间，团队已经成了京鲁品牌的代名词。自从踏入京鲁门槛，我一直在默默观察、亲身体验、深深感悟着京鲁团队精神，从疑惑到否定，从否定到理解，从理解再到充分吸收，足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现在才敢慎重地总结一句：京鲁团队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高素质、高修养、齐心协力、执着追求一份伟大事业、飞速发展的爱心团队。一、京鲁团队是一个执着追求伟大事业的团队。刚来京鲁，给人一种比较浓重的文化气息：清洁的办公环境、郁葱的绿色植物、整齐的报纸杂志、成排的卷宗案件、无数的法律书籍。好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任由自己畅游其中。上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电话响个不停，会客室拥挤不堪，当事人一拨又一拨；下班后，仍有同事加班，或者书写文书，或者学习法律，或者浏览新闻，或者切磋牌技，或者品茶闲聊，但开口闭口离不开对工作、人生的探索，氛围融洽，温文尔雅，谈吐幽默；有时紧急情况，团队成员临时集合，各个绞尽脑汁，调动各种优势，研究探讨案件到深夜……京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周六开会研究团队案件，主办律师汇报案件进展情况，团队律师研究新案思路，主任教授现场总结点评，遇到大案要案、经典案例，领导都会对整个办案过程进行麻雀解剖。京鲁团队经过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交锋，提炼的都是一个个办案的精华，让新律师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领导每天对团队案件思考三次，所有案情全部了然于胸，工作思路明朗清晰。律师每周工作基本都是围绕会议展开，忙碌一周后再会议总结，再接受下一步工作任务。当然，定期开会经常存在时间冲突问题，比如日常突发情况需要领导亲自处理，重大案件需要主任亲自谈判。可以说，任何生活琐事、经济利益都无法阻挡会议的按时召开，如此循环往复，几年如一日雷打不动。京鲁不像是企业，虽然律师是一种职业，它没有金钱至上的追求，没有见利忘义的行为，没有铺张奢华的作风；有的只是同事之间一个个的合作，一次次的帮助，一点点的理解，一丝丝的感动。可能是文化氛围的浓重，律师品行的高尚，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齐心协力做一件伟大的事业，并痴迷其中，尽情享受着前进中的酸、甜、苦、辣、咸。细细品味团队精神，这是一种执着，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一种忘情的专注，一份深深地眷恋，一份默默的付出，一份无私的给予。这种精神深深感染着京鲁所有人，在潜移默化之中学到了对伟大事业的执着追求，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收获了更多的丰硕果实。二、京鲁团队是一个有着良性竞争的团队。所谓的团队，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志同道合，一起学习，一起研究，统一分配，统一总结，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状态，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完美境界！京鲁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遵守着“传、帮、带”的培养理念，传承着“团结、敬业、钻研、开拓”的京鲁精神，坚守着“团队办案、共同研究、集思广益、方案独特”的工作精华。京鲁所唯一存有竞争的机制就是团队案件分配制度，即以能力的强弱来分配案件，谁的能力强，就有机会分到案子；谁完不成办案任务，分案机会就有所减少。起初，我不能理解这种竞争机制怎能诠释团队精神？一个刚刚实习的律师，所有技能都需要一点点积累，在这种能力优先的环境里，哪有年轻律师的容身之地？渐渐地才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竞争并不能否定京鲁团队的理念。京鲁所创所刚刚五年，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做好原始积累的同时，还要侧重京鲁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办案过程中，树立京鲁品牌要受到现实问题的制约：首先要解决案源的拓展问题，其次要取得当事人的长久信任，最后还要考虑案外的微妙人情。也就是说，一个律师要办好一件案子，必须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大锅饭制度不管人员素质高低、能力强弱、表现好坏，都做到有饭一起吃，有汤一起喝。如果僵化地讲究团队，一味地采取大锅饭模式，无视办案效果，平均分配案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就会围着一口空锅饥饿而死。并且这种团队的温暖会让大家忘记外界的残酷，消弱生存的技能，丧失拼搏的斗志，从而失去朝气和活力。而良性竞争的环境会让大家充分调动起主观能动性，无形当中形成“比、赶、超”的工作氛围。每个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发现同事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就争先恐后地虚心学习，发现自己哪方面能力欠缺，就多反省、多强化。渐渐地，大家的能力得到快速提高，成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最后每个人都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足以解决各种疑难案件，应对各类当事人。我相信这个时候，京鲁所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真正的没有任何竞争的团队。竞争只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一种特色和过渡，不是最终的结果。京鲁团队就是在这种良性竞争的环境里，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百花齐放。此种兴旺景象，让我深刻感受到领导的睿智和远见。三、京鲁团队是一个高素质、高修养的团队。有一次朋友聚餐，听到司法局的领导对我们京鲁所给予了高度赞扬：京鲁所创所短短几年，去年创收已经突破千万，进入济南市律所的前十位，很不简单啊！所里人员也不多，但个个素质都非常高。听到这席话，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天天和一堆闪闪发光的金子在一起，却忽略了自己每天都被金光照耀着！就像自己天天和亲人在一起，已经习惯了亲人的关照，却忽略了对他们的感恩！我感慨万分，发誓要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是他们成就了我丰富生活的每一天。谈到高素质、高修养，我自身并没有多少体会，认为这是京鲁团队天经地义的品德，通过回想和对比，发现自己一直都“身在福中不知福”。所里几乎每人一把钥匙，出入自由，从来都不会防备任何人；每天单位人员不定，一到午餐时间，同事都抢着请各位吃饭；同事红白喜事，没有一个借故推诿逃避的；逢年过节，京鲁为每位同事送上最温暖丰厚的祝福；每年三五次的团队聚餐，杯觥交错之间，总结了过去，展望了未来；一年两次的集体旅游，既放松了身心，又增进了感情。大家卷宗材料放在桌上，从不会担心当事人信息的泄漏；谁收集到新法、新知识、好文章，都会第一时间群发邮件与大家分享；谁掌握了哪部法律法规，就主动在周六会议上共同学习研究；平时切磋案件思路，同事都争着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办案经验；人脉资源上更是如此，谁有困难说一声，一个电话过去，什么困难都解决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根源于团队成员的品德优良，使大家心有灵犀地聚在一起，为京鲁的长长久久，默默无私贡献着一份力量，我们都珍缘，惜缘，相互扶持着渡过这缤纷、复杂、短暂的一生。四、京鲁团队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爱心团队。京鲁团队有谦卑学习的心态，有否定自我的魄力，有善意指点同事的勇气，有关注公益的爱心。学习和爱心是发展之本，京鲁“飞速”发展着，没有任何一点的夸张，只是一个最贴切的概括。每个新案的研究、新制度的设立，经过大家周六的会议的热烈讨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全被否定掉，连主任都不例外，没有一个领导会说：“我的思路是最权威的，你们必须服从。”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的团队，任何人都在向别人学习，谁的观点正确、谁做得好就向谁取经，没有长幼尊卑之分。个人否定自我、长怀空杯心态没有什么稀奇，京鲁团队最可贵的是在当局者迷时能勇于当别人的镜子，善意地提醒和指点着同事走向阳光大道。拿我自己来说，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从我个人的成长也能看到京鲁的爱心。从小爱幻想的我，总错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喜欢从天空俯视世间一切，喜欢尽最大努力拯救别人。也正是由于我太喜欢沉浸在内心的世界里，从而忘记那充满竞争的现实，忘记在工作中的位置，忘记自己只是一粒小得总被人忽略的尘土，忘记在考察别人的同时也被人考验的道理，忘记在社会中还要施展生存的本领，忘记在交往中还要注意所处的场合，忘记在说话时还要考虑别人的感受。领导看到那脱离现实的想法，因材施教，制造种种危机，不断激发自身潜力，一步步让我走向理性；经过领导、同事的多次批评提醒，让我学会了真正的换位思考，学会了对大家的充分尊重，使我柳暗花明又一村。回想过去，我为领导的英明决策和过人胆识所折服，更被那种忍辱负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京鲁所还是一个特别关注公益事业的团队，这种关注不是标榜，而是发自内心的关爱。每年几万的公益投资，只作为工作内容简短记载，从不让媒体大肆宣扬；一些生活上的个人捐助，更是数不胜数，无意中从受捐者的报道中看到领导名字，问及是否发到京鲁网站，领导总是摆手，说要低调。正是基于这种品质，京鲁团队在不知不觉中飞速发展着，周围朋友每次相见都会惊喜赞叹：“你们主任太厉害了，能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每个同事“中毒”如此之深？！以至于话不到三句就会提起京鲁团队。”五、团队精神深刻影响着京鲁每个人。正像人的信仰一样，京鲁团队精神也在一点点渗透着每个人，影响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也使我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渐渐地由幼稚、浮浅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感恩京鲁提供如此和谐奋进的平台，让我少走弯路，直奔美好前程！在这种特有的团队氛围里，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这份充满挑战和自由、紧张与放松的事业，历练着我的心智，升华着我的灵魂，让我为此着迷，爱国诗人艾青的名言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要悲伤着团队的悲伤，快乐着团队的快乐，一路走下去，直到永远。李美2012年5月4日

刑诉法“大修”十亮点3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人代会审议。研阅这份修正案草案，人们发现，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诸多方面，草案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一、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总则，平衡公权私权辜胜阻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修正案草案吸收了前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部分意见建议，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法引人注目。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刑诉法修改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在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方面处理得很好。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总则第二条，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草案提出的上述规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另外，草案引入了律师法的众多内容，在刑事诉讼中，公权一直是强势，私权是弱势，上述规定让公权退了一步，让私权进了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进一步体现。二、“不通知家属”受严限最大限度平衡“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间的ì盾周光权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修正案草案删除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的规定，严格限制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范Χ，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之后应立即通知家属。这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进步，这一变化最大限度平衡了“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之间的ì盾。Σ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时，有关证据尚δ查清，出于侦查需要，对相关工作的确需要保密，此时通知被告人家属，可能确实有碍侦查，因此，修正案规定了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草案还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三、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加强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李明蓉代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修正案草案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辩护人。而现行刑诉法则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人”大不一样。犯罪嫌疑人可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把过去法律上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在检察院阶段能请辩护人，推进到在侦查阶段也可请，加强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为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本次修改把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的案件只限于Σ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的贿¸犯罪这3种案件上，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律师会见当事人需批准的情况，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检察机关调整和转换侦查重点，变“由供到证”为“由证到供”，提高侦破水平。四、律师办案不再“三难”与律师法较好衔接，有助于检察机关兼听则明许智慧代表(北京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修正案草案较充分地吸收了律师法的修订成果，律师法实施中遇到的和原有刑诉法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较好地保护了律师的职业权利，体现了法律保护人权的精神。实践中，因刑诉无相关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常被侦查机关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等为由而拒绝。修正案草案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所面临的会见犯罪嫌疑人难、查阅案卷材料难、收集调取证据难“三难”问题。五、简易程序适用“扩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蔡宁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正案草案对简易程序主要作了3方面修改。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Χ。将适用范Χ由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û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û有异议的。”这就实现了“繁简分流”，对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积极意义。二是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三是草案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将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六、审慎把握刑事和解有助于克服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李钺锋委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过去，刑事和解只限于自诉案件，公诉案件û有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一些过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Χ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把范Χ限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Χ，是慎重地注意把握这个程序的设置，具有积极意义。这个制度入法可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实现。实践中，一些被告人不愿履行或通过隐匿财产等手段规避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使被害人的利益难以实现。而在刑事和解中，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有助于克服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证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给予的及时有效赔偿，这个制度入法可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七、给予证人特殊保护证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Σ及司法公正徐睿霞代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由于现行刑诉法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导致证人出庭率低，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开展。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冲击，进而Σ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修正案草案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了证人出庭范Χ和证人保护细则。草案一审稿规定，“对Σ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Σ险的，相关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修正案草案在此基础上将鉴定人纳入保护范Χ，并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λ和个人应当配合”。上述规定能从法律层面给予证人特殊保护，打消出庭证人的种种顾虑，提高证人出庭率，有效化解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八、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证据问题上要改变“口供为王”，杜绝刑讯逼供吕忠÷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诉法时，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因û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员受破案压力或利益驱动，铤而走险，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错案件，社会反映强烈，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在证据问题上要改变“口供为王”状况，杜绝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修正案草案规定，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口供、证人证言等不能作为证据。当前在刑事诉讼中有“口供至上”、“口供第一”、“口供Ψ一”的情况，如果依赖口供来定罪，严禁刑讯逼供是无法禁止的。修改刑诉法要求处理好物证和口供的关系，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则可能改变完全依赖口供而忽视物证来定罪的倾向。九、“小宪法”上会：艰难的诞生参与修改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草案的进步超过他的预期，“我们从2003年开始修订，到2007年拿出35条的草案，当时一吵就û有通过。你跟那次对比，现在就知道怎ô看它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几处细部的变化，可窥见立法突破之难：一审稿规定，三种特定类型的案件(Σ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律师会见嫌疑人必须经侦查机关许可，其中“重大贿¸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争议最大，草案二审稿将其修改为“特别重大贿¸犯罪案件”。一审稿把现行法中列举的非法获取口供的方式中“威胁、引诱和欺骗”删掉了，二审的草案恢复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说，“实践中仍然存在个别办案机关和人员以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还是在该条中对这些情形明确列举为好。”法律委员会给常委会提供的材料中提到，“有关部门认为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会被社会误解为犯罪嫌疑人可以不交代，增加侦查机关的办案成本。有些部门建议不规定。但是法律委员会还是坚持这一条。”最初制定刑诉法是在1979年，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文革”后，三个月内制定七部法，其中一部就是刑诉法。主持立法的是彭真。十年浩劫后，从牛棚出来的他，痛定思痛，意识到法治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彭真秉持的立场在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修改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当时，主持修改的是曾任彭真秘书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业界流传着公检法三家争执不下，尤其是公检两家扩张权力时，王汉斌敢于拍板的故事。最高检从全国搬来数λ博士为免予起诉摇旗呐喊，最终王汉斌一锤定音：取消！经过那次修改，收容审查制度被送进历史，检察系统除了他们拼力捍卫的免予起诉权被取消，自侦案件的范Χ也比以前小。从目前的草案观之，侦查机关，秘密侦查的权力被合法化，几类案件中，侦查机关可以在住处之外的指定居所对嫌疑人进行监视居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要经过许可。在限制侦查权的部分，修改过程中的妥协痕迹明显。“犯罪嫌疑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被认为是这次修改中最具变革性的规定，外界寄望于它能约束刑讯逼供，但“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的规定依然存在。据记者了解，最新一稿还在后面加上了一句，侦查人员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坦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对面，是更加强大的“打击犯罪”的呼声。这一主旋律贯穿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刑事立法。在近几年社会治安形势更加复杂的背景下，这次修改处处体现两者的艰难拉锯。十、等着解释这次修改中，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吸收了司法解释和律师法的规定。不过，律师界仍有疑虑：“如果就是不让会见怎ô办？”“如果就是不让看卷怎ô办？”1996年刑诉法刚规定律师会见权，各主管部门的约束性规定接踵而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Υ反法律规定或者会见场所的规定时，在场民警应当制止，必要时，可以决定停止本次会见。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了限制性条款。实践中，当律师的会见权得不到实现时，欲告无门。2000年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Χ中，将侦查行为排除在外。证人出庭制度是此次修改中新增内容最多的部分，律师界对此也有疑虑：“如果证人就是不出庭，或者有关部门就是不让证人出庭，怎ô办？”“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句话，证人不出庭，加一句，重要证人不出庭的，相关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问题就解决了。”田文昌说。2007年，田文昌和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曾经主编过一部刑诉法建议稿，ÿ个章节都设置了救济条款。陈瑞华说，û有救济，就û有权利。法律界对这次刑诉法草案的一些规定存在两种看法。最典型的是“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一种认为，写上总比不写好，多少是一件武器；另一派认为，做不到不如不写，有法不依是对法治的破坏。刑诉法û有把话说透，给各个机关留下了竞相解释的机会。1996年的刑诉法修正案通过后还δ正式实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就分别出台相关解释，刑诉法本身才225条，三个机关的解释加起来就有一千多条。这次也不例外。据记者了解，两高、公安部的有关人员已经摩拳擦掌，等着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一通过，马上启动制定解释的工作。(南方周末，记者尤以)让国家与个人的博弈更平衡110条，两万余字，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向大会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这部被称为“小宪法”的国家基本法律，交由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审议。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制定，1996进行了修正。16年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曝光，不断拷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来自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呼声渐高。王兆国说，本届人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议案81件。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此次修正案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均作出规定，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摘掉刑讯逼供的“毒树之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说，此次修改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他提供了一份调查，这些年，有法学界人士做过研究，分析了二十起重大冤假错案，结果发现主要是刑讯逼供的结果。2010年5月9日，因为“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由于“被害人”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教训非常惨痛，赵家为此家破人亡。这次草案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出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从源头上根治了刑讯逼供的发生”。王利明说，国外把非法证据称作“毒树之果”，“刑讯逼供就是毒树。”草案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王利明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跨过律师“三难”关卡长期以来，刑辩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屡遭“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难，成了难以逾越的三道关卡。“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完成了与《律师法》的衔接，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划时代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彭雪峰说。草案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够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改变了原来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的情况。一些刑辩律师有过惨痛的教训——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遭到侦查部门强力抵制，形同虚设，加之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刑辩律师执业环境日趋恶化。彭雪峰说，全国律师协会年年呼吁，此次看到草案，作为律师他感到很欣ο。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对此处修改给予高度评价：整个修正案中条款最多、变化最大的部分是律师权利扩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保障律师的权益，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就能更平衡些。”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说。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不仅仅写在纸面上？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说，“草案中规定，如果有关机关Υ法阻挠使律师的执业权益受到侵犯，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证人出庭才能质证交锋慕平说起了一件自己当法官的判案经历。曾经有一个案件被认为是证人必须要出庭。那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抢劫案。两个犯罪嫌疑人准备一起进入住户家盗窃，û想到被事主发现。结果事主被他们打死。在两个犯罪嫌疑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这个案子被翻案了。原因很简单：当庭就看到两个人被刑讯逼供的结果，手腕都青了。当时合议庭休庭，要求公安人员必须出庭才行。但最终，公安人员拒绝了出庭。最后这两个人û有被判死刑。慕平说，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证人基本不出庭。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û有法律规定强制或者保障证人出庭，实践中证人出庭还经常受到威胁和打压，公诉机关往往在法庭上以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此次刑诉法修改，规定了保障证人出庭的相关制度。比如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证人都应当出庭。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要作为证人出庭。对鉴定意见产生异议的，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并首次确立了证人保护制度。全国人大代表贾春÷说，证人不愿出庭往往和证人安全权利û有得到法律保障有关，刑诉法草案加强了对证人保护措施，实践中需要得到细化，如遮蔽证人脸部、改变声音等。草案规定，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不能为了逃避，找种种借口不出庭。“如果这样，诉讼难以继续进行，可能犯罪就难以得到追究、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他到庭。”郎胜强调。扩展阅读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再作八处修改“我已经80多岁了，这辈子应该û有机会再参与刑诉法的修改了。这部法律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再斟酌、修改、完善。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能停步，在维护人权方面还要下大力气。”——法学专家陈光中“郎代表，给我们讲讲，修正案草案又做出了哪些修改？为何要修改？”3月11日上午，在山西代表团小组审议现场，几λ全国人大代表问同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3月10日晚上，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收到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相比3月8日的修正案草案，决定草案做了一些修改。郎胜回答说，经过3月8日下午的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总共提出了800多条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逐条进行了梳理、研究。“主要的修改有八处，都是针对人大代表提出意见比较集中的条文。”郎胜说道。郎胜透¶说，3月9日，全国人大主席团表决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两次会议，讨论人大开幕后代表们Χ绕刑诉法提交的建议。比如，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增加专门条款，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对此，人大代表们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方新代表就表示，证人作证虽然是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但不出庭是否就应该被拘留值得商榷。郎胜进一步解释，“证据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至关重要，无论是侦查、起诉阶段，还是到了法院审判阶段，都是以证据作为工作对象，证据对于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否、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某个人做出了书面证言，进入法庭审理阶段，证言被当事人予以否认，此时，证人就应当出庭参与质证，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郎胜称，ÿ个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目前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考虑到不少代表对“不出庭就要拘留”的规定提出不同意见，3月9日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此条款增加了缓冲内容，即出现“û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的状况，先对证人进行训诫，严重的再予以拘留。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司法实践中，许多证人不愿出庭的根本原因是担心自己遭到打击报复。郎胜表示，为了弥补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新增了保护证人的规定，比如证人出庭作证面临Σ险，法院应当采取不暴¶面ò、真实声音的方法，证人自己也可以向司法机关要求提供保护。据了解，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基本定稿，3月14日本次人大会议最后一天，修正案草案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