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网龙

特许经营权纠纷案件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接受王某的委托，我们受本所指派担任李某诉王某名为合伙实为特许经营纠纷一案被告王某的代理人，受理本案后，我们听取了委托人的意见，参与了本案的法庭审理，现依法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本案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理由如下：一、从原告提交的《网点加盟协议》及加盟网点登记表，双方之间应为特许经营的关系。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简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根据原告提交的《网点加盟协议》第一条第1款，“甲方同意乙方（指被告）加盟，甲方允许乙方非独占性的使用甲方之网络，经营位于江苏省某市**县的物流业务。第3款明确“甲乙双方是加盟合作关系”，第二条第2款也明确“乙方保证在核准区域内经营甲方的物流业务，不得跨区域经营”均能证明双方的协议系指将“**快运”物流业务中**县域的业务许可乙方即被告经营。根据原告提交的《网点加盟协议》第三条，可以看出许可乙方经营，须遵守《**快运网络管理条例》，根据第七条第2款，甲方有统一的结算价格，且有结算系统自动结算，均能说明甲方有统一的经营模式，作为被告的乙方须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经营。根据原告提交的《网点加盟协议》第二条第3款、第4款的规定，被告需交纳加盟费3000元，网络建设费5000元（暂缓收），网络使用费每年1200元，服务质量保证金10000元，说明被告已经支付了特许经营费用。从物流业务中使用的物流详情单可以看出，“**快运”有专门的企业标识，有专门的运单，有规定的编号，且从专门的网站上可以进行物流信息的查询。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是将快递业务中**县范围内的收件和送件由被告经营。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为特许经营的关系，双方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二、原告与被告间的特许经营关系因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原告虽以“**快运高港”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协议，但经查询并没有名为“**快运高港”的经营主体，原告系自然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合同应为无效。根据《邮政法》第五十一条“经营快递业务，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务。”根据《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条“经营快递业务，应当依法取得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接受邮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务。”从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的特许经营关系，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三、原告主张拖欠的费用及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主张拖欠费用及违约金均依据的是双方的协议，因协议无效，原告主张显然没有依据。四、原告应当返还被告已经交纳的加盟费等合计13700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法院应当判令原告向被告返还已经收取的款项计13700元。综上，原告虽与被告签订了《网点加盟协议》，但该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导致协议无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并返还被告的交纳的款项13700元。代理律师：周网龙高金荣二O一五年元月九日[案件简介]李某与某快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将快运公司**地区的经营权由李某承包经营，李某交纳有关费用，并有权在**地区内发展县级区代理。后李某将其中**县的某快运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王某，并以自己的名义与王某签订了《网点加盟协议》，要求王某支付加盟费3000元，网络建设费5000元（暂缓收），网络使用费每年1200元，服务质量保证金10000元，王某将以某某快运的名义揽收包裹，送至李某经营的某快运公司**地区的分拨中心，另从分拨中心将某某快运邮寄至**县的包裹等负责在一天内派送至客户处（费用另行结算）。协议明确约定了王某应当保证每天的揽收量不少于4吨，否则要进行罚款，数额按**快运公司经营管理规则计算。后王某因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量以及**快运因经营网点的减少，双方产生矛盾，最终导致双方合作数月后停止经营。后李某将王某告上法庭，要求王某支付违约金及按合同支付拖欠的款项合计达十四万元。[案件结果]经两次庭审，法庭主持调解，王某一次性赔偿李某四千元，双方争议一次性了结。

王某重婚案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我受江苏沈锦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和王某的委托，但任王某重婚案中被告人王某的辩护律师，在庭审前我认真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王某，综合事实和法律，我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根本不构成重婚罪，应宣告其无罪。重婚罪的客观方面是：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重婚者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二是相婚者与他人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重婚的实质是婚姻关系的重叠，重婚罪成立的前提是两个有效婚姻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1986年3月15日《结婚登记办法》施行以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周围邻居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可见，事实婚姻关系的构成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未办理结婚登记；2、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3、周围邻居认为是夫妻关系。王某与陈女存有法律婚，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王某与吴女也有同居行为，但王与吴女二人的同居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呢？衡量标准就是其二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本案中，王某、吴女之间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毫无疑问不构成重婚罪，其理由如下：其一、王某、吴女的行为不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所谓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指的是以夫妻身份，以夫妻生活为目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同居生活。外在表现为：“以夫妻名义申报户口、购买住房、举行婚礼等。要成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无疑应围绕同居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进行举证，但刚才的法庭调查表明陈某代表控方举证只能证明王与吴女二人充其量曾偶尔在某酒店同居，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对外也没有以夫妻身份自居；本案中作为控方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吴二人曾以夫妻名义申报户口、购买住房、举行婚礼等。因此陈某指控王某“已有配偶仍与未婚女青年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说根本不能成立。其二、王与吴女二人的同居行为不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且不是以夫妻生活为目的的。本案中王吴二人虽在五六年前就相识过但后来中断联系达数年之久，后来尽管二人曾有偶尔的同居行为，但显然不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特点，也不是以夫妻生活为目的，而重婚行为的本质在于对一夫一妻制度的侵犯，重婚罪是持续犯。王与吴二人的同居行为与重婚犯罪作为持续犯的特征不相吻合。其三、亦没有“周围邻居”认可王某与吴女二人是夫妻关系。相反他们认为吴女充其量是王某的“二奶”，王某的行为是“包二奶”，也就是说当地群众并未认可王、吴女二人之间存在夫妻关系。如：其中证人周某证言：“在某某大酒店打工其间，据我所知，吴女是王某的“二奶”（见某某市公安局2008年4月25日询问笔录第2页）”，证人林某证言：“王某与吴女没有同我们讲他们的关系，但我们都估计吴女某应该是王某的"“二奶”"（某某市公安局2008年4月28日询问林某笔录第2页）”其四、“包二奶”、“姘居”、“通奸”等非法同居行为不纳入重婚罪的范畴，是司法界的共识，王某的行为无论是“包二奶”，还是“姘居”、“通奸”都不能以重婚罪论处。在新《婚姻法》草案讨论修改过程中，法学界人士达成共识：“包二奶”是涉及两性关系的道德问题，不应当由刑事法来调控，不能纳入重婚罪的范畴。而且从“包二奶”的字面含义来说，“包二奶”尽管不是严格的法律术语，但“包二奶”就意味着当事人不承认存在夫妻关系。况且，没有证据证明王某给予吴女任何物质利益，王与吴的关系连“包二奶”都构不成，王与吴女之间充其量存在偶然的性关系。新《婚姻法》的出台，表明它采纳了上述观点，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32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这表明新婚姻法将“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严格区分开来，王某与吴女的行为，绝不是重婚行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当然客观来说，王某在个人生活中的确存在某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能成为对其定罪量刑的理由！王某的婚姻家庭问题，没有理由升级为刑事法律问题，即使王某应当接受道德法庭的裁判，也没有任何理由将其押上今天的刑事法庭！江苏沈锦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网龙二OO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该案当庭判决被告人王某无罪）

民事再审申请书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某餐饮公司申请再审人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知民终字第000X号民事判决，现提出再审申请。申请再审的理由与请求如下：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认定“海底捞”和“海底捞珍”构成近似，证据不足。1、从整体结构上看，“海底捞”与“海底捞珍”两者明显不同。首先，前者为三个字的组合，后者为四个字的组合，两者之间不会形成混同。其次，“海底”属于描述位置的词组，“捞”是动词，相互组合而形成的“海底捞”本身不具有完整的含义，而“海底捞珍”具有完整的含义，两者之间的整体区别明显。2、从国家商标局《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的举例说明来看，“海底捞”与“海底捞珍”亦不构成近似。例如：“东方雪”与“东方雪狼”；“东方明”与“东方明珠”，审查标准均认为不构成近似。3、从被申请人向原一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7月21日公证书内容看，申请再审人使用的“海底捞珍”，四字之字形和大小均相一致，不仅没有突出使用“海底捞”三字，相反以彩色方法突出了“珍“字，而且“海底捞珍”和“海底捞”的字体和字形均明显不同，故两者不会形成混淆。4、“海底捞”是被申请人的注册商标，“海底捞珍”是申请再审人的经营字号，两者都是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如果后者构成对前者的侵权，通常是不会被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5、原判决认为“海底捞”和“海底捞珍”二者在汉字内容、含义、组合结构等均近似，明显缺乏证据。原判决甚至将两者“均是从左至右的书写格式“作为引起混淆的依据，更是主观臆断。（二）、原判决认定“海底捞”与“海底捞珍”用于相同服务，与事实不符。1、申请再审人经营的项目为海鲜、铁板烧，被申请人经营的项目为火锅，两者显然不是同一服务。人们绝不会将“铁板烧”误认为“火锅”，这好比中餐馆和西餐馆虽同属于餐饮行业，但人们不会将中餐误认为西餐一样。况且，“海底捞”强调的是“捞”，用在火锅经营上，就会产生生动形象的效果；“海底捞珍”强调的是“珍”，用在海鲜和铁板烧经营上，就会产生山珍海味之形容效果。2、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的经营地点相距甚远，且被申请人在江苏省的泰州市及其周边城市均无“海底捞”火锅分店。申请再审人注册“海底捞珍”字号时，主观上没有攀附“海底捞”注册商标的故意，客观上也未令一般消费者产生源于同一服务的误认。3、二审期间，申请再审人曾申请进行公众调查，以弄清当地公众到底有否将“海底捞珍”误认为“海底捞”。二审法院未予采纳，硬是以“海底捞珍”与“海底捞”同属餐饮服务为由，认为两者属于相同或相近似的服务，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人民法院报刊载的相似案例（滴滴打车、洁柔与柔洁等）中其他法院的认证理念相违背。4、原判决以“海底捞珍”与“海底捞”易使公众对来源产生误认或认为具有特定的联系为由，认定两者相似，明显违反逻辑，属于以果代因认定案件事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原判决认定“海底捞”与“海底捞珍”构成相似，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18号，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审判意见》）第19条规定：“妥善处理商标近似与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的关系，准确把握认定商标近似的法律尺度。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存的关系。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原判决将商标构成要素等同于商标近似，认定“海底捞”与“海底捞珍”构成相似，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法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1）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准；（2）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3）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原判决忽视了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不考虑“海底捞”与“海底捞珍”在整体结构上的明显区别，认定两者构成相似，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3、国家商标局《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之四关于“商标近似的审查”部分第（一）条第4项规定：“中文商标由三个或三个以上汉字构成，仅个别汉字不同，整体无含义或者含义无明显区别，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的，判定为近似商标。”“但首字读音不同或者字形明显不同，或者整体含义不同，使商标整体区别明显，不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的除外。”原判决不考虑“海底捞珍”与“海底捞”含义上的明显区别，形而上学地将两者认定为“相近似”，破坏了商标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尺度。（二）原判决认定“海底捞”与“海底捞珍”用于同一服务，适用法律错误。1、《商标法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原判决认定申请再审人经营的“海鲜、铁板烧”与被申请人经营的“火锅”系相同或相似服务，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2、《知识产权审判意见》第20条规定：“充分考虑商标所使用商品的关联性，准确把握商品类似的认定标准。认定商品类似可以参考类似商品区分表，但更应当尊重市场实际。要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为标准，结合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因素，正确认定商标法意义上的商品类似。”原判决未能正确把握商品或服务类似的认定标准，更未尊重市场实际，认定“海底捞”与“海底捞珍”用于相同或类似的服务，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意见之精神。3、《知识产权审判意见》第22条规定：“妥善认定商标侵权抗辩，维护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商标侵权行为应以在商业标识意义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为条件，被诉侵权人为描述或者说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而善意合理地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使用。”原判决不顾申请再审人在原审中合情、合理、合法之辩，硬是判决“海底捞珍”字号构成侵权，有失公平与正义。综上所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不仅未产生保护商标权的良好效果，反而产生了扼杀小微生产经营者的不良效果。为此，申请再审人特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00条第2项、第6项之规定，具书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并中止本案的执行，进而撤销原一、二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此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附：1、本申请书副本一份2、原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具申请书人：2015年5月26日

一纸建议得到泰州市人社局的积极回应周网龙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职工发生工伤事故，根据《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得到及时的社会保障，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交纳工伤保险，且拒绝支付职工工伤待遇的，由工伤基金承担。而受伤职工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在实务上因为地方政府的规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拒绝给付，用人单位以已经工伤保险，应当由工伤基金承担，相互推诿，导致受伤职工反而迟迟得不到工伤赔偿。本人向泰州市政府市长信箱发出书面建议一份，于2015年5月18日得到泰州市人社局的积极回应。附《建议书》一份。《建议书》周网龙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建议事项：建议对《泰州市工伤保险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进行修改。《泰州市工伤保险管理办法》（泰州市政府1号令）（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的配套实施文件，为工伤职工权益的保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为谱写“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泰州篇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工伤理赔的实务过程中，对于该《管理办法》的第四十一条，还是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甚至导致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迟迟不能得到工伤待遇的赔偿。建议人认为《管理办法》的第四十一条存在如下的不足：一、没有上位法的依据，且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1、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作为《管理办法》仅是作为《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的配套性实施性文件，但该《管理办法》的四十一条并没有上位法的依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逾期申请工伤认定或者由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和工会组织在规定时效内申请工伤认定，符合《条例》、《实施办法》及本办法规定的工伤待遇（包括一次性伤亡补助金）由该用人单位负担。”《管理办法》第一条明确该办法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制定的，但该四十一条规定中一次性伤亡补助金这一名称在上位法中并没有此规定。2、这一规定也违反了《社会保险法》第38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违背了立法宗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就明确了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社会保险法》第二条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从立法宗旨上，《管理办法》的制定，也应是为了工伤职工的权利，确保及时从国家获得有关工伤待遇帮助。而《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实施，导致了受伤职工在主张工伤待遇时，工伤保险的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相互推诿。三、从“举重以明轻”的原则，《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也应当予以修改。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从这一规定的理解来看，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交纳工伤保险，工伤基金也有及时支付工伤待遇的义务，而《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实施导致交了工伤保险的，反而不能得到及时的工伤待遇的支付。这显然不能体现出公平，也不利于已经交纳工伤保险的受伤职工的权利。四、从法院对于案件的判决来看，也显然对于《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并不认可。建议人代理了李某诉某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行政给付一案，某市法院已经作出了一审行政判决，责令某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支付李某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在受理本案前，李某已经劳动争议仲裁，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李某已经参加工伤保险，对于李某主张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不予理处，李某向某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主张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也被拒绝。李某无奈之下，找到建议人代理了此案。经过开庭，阐述了上述理由，最终得到法庭的支持。建议人认为，从维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应当对《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及时予以修改。

一起成功的代理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周网龙律师（摘要）王某因周转需要于2012年向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款35万元，约定了较高的利息。王某提供自己与案外人共有的商品房一套作为抵押，并办理了抵押权证。合同到期后，王某偿还了借款和利息。但是没有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另王某为某市城区人，并非农民。2014年王某某因周转需要，提出向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款，该合作社与王某签订借款合同，并未经王某同意擅自将借款款项直接支付给王某某。2015年，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并要求支付罚息，承担律师费用，且要求对于商品房要求优先受偿。本律师帮助王某起草了《答辩及证据质证意见》。附后（案件结果）经法庭庭前证据交换，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撤回了对王某的起诉，与王某某就偿还借款等自行达成了协议。（思考）作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经营，守法经营，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作贡献。而在部分地区，多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存在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偏离了法律规定的经营范围，擅自将不应属于本组织的人列入成员，造成了监管难度的增大，也造成了经济风险的加大。作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经营中更要做到审慎经营，合理监控风险，要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附：答辩及证据质证意见答辩人：王某被答辩人：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住所在某镇团结街，法定代表人郑某，该社理事长。答辩人现依法提出答辩意见如下：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被答辩人在诉状上称，答辩人与其在2014年3月7日签订合同并在合同签订当日发放35万元贷款，并非事实。双方其实在2012年8月存在一笔债务关系，但是后来该笔债务已经还清。答辩人是金融机构，当时借款都是打入答辩人个人帐户的，这一点法院可以调查，而被答辩人诉称的2014年该笔35万元借款，并没有打入答辩人帐户，答辩人也没有收到此款项。被答辩人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二、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称，答辩人以座落在某街道某小区的商品房一套提供抵押为2014年该笔35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事实。而事实是在2012年双方有债务时，答辩人为当时的借款提供的担保，而该笔债务已经还清，因此被答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并无法律依据。三、收到法院传票后，答辩人到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了企业信息查询，但是并没有查询到被答辩人单位，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并没有经营主体的资格，显然不是金融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被答辩人就不具有借款的主体资格，而答辩人亦不是被答辩人的成员。双方的借款关系显然不合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而答辩人到工商登记部门查询并不能查到被答辩人的登记信息。二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第七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说，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明显是从事吸储和放贷的农村金融营利性机构，从中收取了利息，明显属于营利的单位，根据规定也应当办理工商登记。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款（担保）合同》，对于借款合同的形成时间有异议，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是专业性从事金融借款的组织，应当知道对于合同内容的更正应当由当事人签名确认，而从其提供的复印件，可以清楚的看出有更改的痕迹，并无任何当事人签名确认，不具有真实性。而除了第4页有答辩人的签名外，其他均不是答辩人的签名，亦没有答辩人在该页的确认，因此对于前三页的内容，答辩人亦不予以认可。另答辩人为城镇居民，而合同上载明的地址亦是“某街道周家舍105－5室”，而答辩人并非居住于前述地址。答辩人显然不是该资金互助合作社所在镇人，也非农民，显然不可能属于被答辩人的成员。答辩人认为双方如果有真实的借款关系，也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2、对于《社员借款凭证》，答辩人在2014年3月7日并没有得到35万元的款项。而在2012年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时，是打到答辩人银行帐户上的。并且35万元，也是一个很大数额的款项，作为被答辩人也理应打到答辩人的银行帐户或者答辩人指定的银行帐户。3、对于某房他证某某字第7001**号抵押权证，答辩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但答辩人认为根据登记时间为2012年8月24日，被答辩人应当提供与此相关的《抵押合同》，如果不能提供，显然不能证明抵押权对于2014年的所谓35万元债务有关。则不具有关联性，亦不能证明被答辩人的证明目的。4、对于某房权证字某某字第80042**号房屋产权证及姜土国用（籍16）第22**号土地使用权证，答辩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该商品房确为答辩人及案外人所有。5、对于《委托代理合同》，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由于答辩人并非其中任何一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是被答辩人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关的正式票据，否则答辩人对于该费用有否实际发生，不能确认，而不能确认已经发生的合理费用，显然不能作为主张赔偿律师费的依据。答辩人认为作为法院应当以查明事实，依法确定责任为宗旨，答辩人对于双方之间2012年发生债务的情况从被答辩人提交的《抵押权证》可以看出，而当时的35万元款项，是被答辩人是打到答辩人银行帐户上的，如果被答辩人对此事实不予认可，则申请法院责今被答辩人提交2012年借款的合同，担保合同，借款凭证，转帐记录等。如果被答辩人拒不提供，则申请法院对前述事项进行调查取证！答辩人：2015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