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为国

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律师行业案例模板律师诉讼案例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案例类型：律师诉讼案例业务类型：刑事辩护法院名称：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律师姓名：袁为国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袁为国律师事务所二、案例正文采集符某某涉嫌诈骗案，获双重从轻处罚【案情简介】被告人符某某谎称其亲戚在北京秘密调查小组，可以帮忙拆迁、土地赔偿等打官司。为骗取被害人的信任，符某某通过本县县城某图文广告打字社伪造了北京市机关人民法院传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北京市国土管理局土地补偿批文等文件，并将这些伪造的文件提供给被害人，以索要律师费的名义骗得多名被害人人民币共26万元。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律师受被告人符某某近亲属的亲托，担任其第一审辩护人。律师对符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无异议，但被告人投案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律师还认为，被告人符某某是在另案犯罪嫌疑人樊某对其实施敲诈勒索、精神受胁迫的情况下才实施诈骗犯罪的，被告人投案后不仅如实地交待了自己诈骗的罪行，还检举揭发了樊某对其敲诈勒索的罪行，其行为同时构成立功，可以再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符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同时认定被告人符某某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属立功，亦可以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判决已认定其自首，给予了从轻处罚，如再认定其立功，导致其在法律上“双重受益”，因此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属适用法律不当，确有错误，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律师接受委托，继续担任被告人符某某第二审的辩护人。律师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依据法律规定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和论证。二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以“被告人符某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为由，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代理意见】针对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律师在本案二审提出了如下的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他人，同样存在着被报复的风险，《刑事抗诉书》第一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一条认为，行为人因犯罪到案后交待他人曾对自己实施其他犯罪，不应认定构成立功。辩护人认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抗诉书中认为，之所以要对检举人、揭发人在量刑时从宽处罚，是因为检举人、揭发人承担着被报复的风险，按照“有损害就有补偿的法律公平原则”，才给予从宽处理。我们且不争论检察机关这种观点的对与错，就把这种观点引入本案来说，被告人符某某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她检举、揭发了樊某，使樊某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难道她就不存在将来会受到樊某打击报复的风险吗？别人有这样的风险，她同样也有这样的风险。既然她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按照检察院抗诉书中所说的“有损害就有补偿的法律公平原则”，被告人符某某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她同样应当享受到这种补偿，享受到这种公平。抗诉书中还认为，被害人受到侵害后，有权报案或者控告，所以不再享有立功的法律待遇。本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法律规定的“有权”是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能力，既然是一项权利，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符某某既可以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樊某对其敲诈勒索的事实，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可以选择自吞苦果，继续隐匿樊某的犯罪行为，使樊某逍遥法外。法律规定的是“有权”，而不是“必须”。那么，无论被害人是否检举、揭发对其加害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合法的。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了樊某，理应得到法律的鼓励和支持，理应得到从宽处理。二、自首是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立功是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两者内涵、外延均不相同，法律适用并行不悖，《刑事抗诉书》第二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二条认为，被告人符某某交待的樊某曾对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与其本人所犯诈骗罪有一定关联，法律已认定其自首，就不能再认定其立功，导致其在法律上“双重受益”。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辩护人认为：自首是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立功是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两者内涵、外延均不相同，法律适用并行不悖。《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照法律的规定，被告人符某某自动投案，她只要把自己诈骗别人钱财的事实如实供述出来，就构成了自首。在这里，法律并没有要求自首的人一定要检举、揭发他人，即使不检举、揭发他人，同样构成自首。对于樊某敲诈勒索犯罪，她既可以选择检举揭发，向司法机关提供破案线索使其曝光，也可以选择自吞苦果、为其隐匿。在本案中，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了樊某，使樊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不是立功又是什么呢？至今为止，法律没有排除性的规定，构成自首的被告人就不可以再立功。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所以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观点与法律的本意明显不符。三、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的证据材料已经过庭审质证，《刑事抗诉书》第三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三条认为，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的证据材料未全部经庭审质证，并且说没有樊某立案、侦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材料。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移转了侦查卷宗两册，在开庭时，出庭公诉人员对这些证据材料全部进行了出示、质证。对于认定符某某检举、揭发樊某敲诈勒索犯罪来说，已经足够。抗诉机关说材料没经过庭审质证，与事实是不符的。四、根据《刑法》第6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具体规定，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构成立功。我国《刑法》第68条对立功规定了两类情形：一是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二是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构成立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对“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以“包括…..”对具体情形进行了一一地列举。其中“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这一情形，完全符合本案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樊某现在已被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足以证明符某某提供的线索“查证属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符某某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怎能侦破樊某敲诈勒索案？符某某是因诈骗罪而投案自首，相对于这个诈骗案来说，樊某敲诈勒索案属于“其他案件”。符某某提供的线索，使公安机关侦破了这个“其他案件”。对照法律的规定，符某某的行为理所当然地构成立功。如果检察机关否认符某某的行为构成立功，唯一的渠道只有否认这个“其他案件”的侦破线索不是符某某提供的，那么，请检察机关提交证据，向法庭讲清楚，这个线索到底是谁提供的？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抗诉书中的理由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符，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判决结果】二审法院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裁判文书】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综合评判如下：关于符某某是否构成立功的问题，经查，首先，符某某检举、揭发樊某对其敲诈勒索属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符某某实施的诈骗犯罪起因及赃款去向与樊某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在客观上虽有一定的关联，但符某某诈骗行为的实施和完成并非基于樊某敲诈勒索犯罪，两者仍然是独立存在的案件，并非对合型犯罪。符某某作为敲诈勒索案的被害人，法律赋予其向司法机关控告的权利，但非其法定义务，且本案中被敲诈勒索以及部分赃款给予樊某亦不是符某某必须交待的诈骗犯罪的主要事实。对照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投案后，如实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规定，即使符某某主动投案后仅供述诈骗犯罪的事实，亦不影响其自首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作答，但侦查机关仅根据符某某有关诈骗犯罪的供述并不能必然推断或知晓樊某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仍是基于符某某归案后供述樊某对其敲诈勒索才追诉了樊某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其次，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认定为立功，予以从宽处罚。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其他犯罪、提供侦破线索、阻止他人犯罪以及协助抓捕等五种情形，只要查证属实均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符某某涉嫌诈骗犯罪归案后即控告樊某对其本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行为符合立功的成立条件。第三，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对其本人犯罪构成立功并无禁止性规定。《意见》中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具体认定中，仅对列举的情形不认定为立功，对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对其本人犯罪是否构成立功并无禁止性规定。综上，符某某涉嫌犯罪归案后即控告樊某对其本人实施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行为，符合立功的成立条件，且不违背现今法律相关禁止性规定。被告人符某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不影响符某某立功事实的认定。【案例评析】本案是一个法律适用上的争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同时构成自首和立功，应当分别受到从轻处罚，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则认为自首和立功不能“同时兼得”，不能“双重受益”，两者只能得其一。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由于客观社会的多元化、复杂化，无论多么健全的法律规定，都不一定能够涵盖万事万物，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具体新问题，需要法律工作者竭尽全力地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案争论的就是一个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的问题，同一个犯罪嫌疑人，兼具自首和立功情节，在量刑时能否再度从轻、双重受益？本案辩护律师作出了有理有节的论证，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结语和建议】在刑事辩护业务中，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事实和法律”是处理案件的关键，而在具体案件中，有时事实是模糊的，法律规定从字面上是可以作出多种理解的，这就需要辩护人站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角度，对事实进行假设性推导，对法律条文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学理性解释。通过律师积极的探索，不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走向完善。

【案情简介】蔡某某，女，20岁。××年×月×日夜23时许，蔡某某与女友下班路经一个烧烤摊位时，女友听到摊位上吃夜宵的人辱骂并扬言要殴打她们。蔡某某即打电话给其男朋友朱某超，声称有人要打她，让其过来帮助出气。她的男友带着朋友吴某、田某一起来到现场，先是责问吃夜宵的人，后双方发生争执以致互殴。吴某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乱刺，致对方一人失血性休克死亡。我国法律规定，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某纠集被告人朱某、吴某、田某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系首要分子；被告人吴某积极参与并持械斗殴，致人死亡，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以蔡某某为第一被告人、用刀刺死人的吴某为第二被告人、蔡的男友朱某超为第三被告人、其他有关人员也被列为被告人，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一被告人蔡某某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可能，袁为国律师接受蔡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担任蔡某某的辩护人，下面是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蔡某某不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江苏为国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蔡某某近亲属的委托，由我担任被告人蔡某某在本案的辩护人。在开庭前，我已仔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侦查卷宗，会见了被羁押的被告人蔡某某。在对本案事实详细了解的基础上，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构不成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罪”。现就此提出我的辩护意见如下：一、公诉机关起诉书中对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事实认定正确，但推导结论错误。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推导不出被告人蔡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结论。在起诉书第3页“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称：“××年×月×日23时许，被告人蔡某某与其友路经金山烧烤摊位，听其友说在摊位上吃夜宵的人辱骂并扬言要殴打她们，被告人蔡某某即打电话给被告人朱某超，声称有人要打她，让其过来帮助出气”。被告人蔡某某的全部行为，仅此而已。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蔡某某事实的认定是客观的、真实的。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整个侦查卷宗中反映的事实也是如此），被告人蔡某某在本案中的唯一行为是：蔡某某打电话给其男友朱某超，声称有人要打她，让其过来帮助“出气”。可是，起诉书在“本院认为”部分却称：“被告人蔡某某纠集被告人朱某超、吴某某、田新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系首要分子”；并且以此推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这里，凭空地给蔡某某加上了“纠集”吴某某、田新的罪过，凭空地加上了“聚众斗殴首要分子”的罪过。显然，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前后不一，是自相矛盾的，查明的事实推导不出蔡某某是“聚众斗殴首要分子”这一认定，那么，也就推导不出蔡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一结论。二、被告人蔡某某既未“聚众”，也未参与“斗殴”。将其认定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没有事实根据。1、被告人蔡某某并未“聚众”。认定聚众斗殴，首先要有“聚众”的行为。可是，从整个卷宗材料中都可以看出，被告人蔡某某在本案中并无“聚众”行为。蔡某某听“二子”告诉她，“吃烧烤的人”污辱她们是“卖B的”、并且要打她的时候（从侦查卷宗第3册第31页周某某的证词中可看出，的确有人骂了这样的言词），蔡某某想前去质问这两个女的，但是又担心这两个女的身边有好多男人，怕被人家打，所以，才打电话给其男友朱某超，要求其陪同。江苏省公、检、法三家于200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等几类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中明确规定“聚众就是拉帮结伙，人数达3人以上”。在本案中，蔡某某仅仅只给朱某超一个人打了电话，她既未给其他人打电话，也未叫朱某超带其他的人过来。蔡某某的行为显然构不成聚众。至于吴某某、田新虽然也来到了“烧烤摊”，但他们并不是蔡某某叫他们来的。蔡某某与这二人形不成“拉帮结伙”的关系。吴某某、田新在历次交待中都说：他们当时正在睡觉，是朱某超叫他们过来的；朱某超也说这两人当时正在睡觉，是他将他们二人叫过来的。因此，不能将别人的罪责加在蔡某某的头上。蔡某某既没有给吴某某和田新打电话，也没有在打给朱某超的电话中让他将吴某某和田新一起带过来。在整个卷宗中，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如果无视这个事实，强行地将“聚众”的罪责加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姑娘身上，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2、被告人蔡某某让朱某超过来，并未指使其与人“斗殴”。蔡某某给朱某超打电话，并不是喊他来“斗殴”。在电话中，她只是告诉朱某超：有人骂了她，并且要打她。朱某超询问地点时，她回答说；在金山烧烤摊。当朱某超到现场后，蔡某某上前问吃烧烤的人“两个女的到哪去了”？其他什么话也没有讲，蔡某某既未指使朱某超与人家“斗殴”，也没有任何一句言词诱导朱某超与人家“斗殴”。关于按起诉书中认定的，让其过来帮助“出气”，“出气”的方法很多，只要心态平衡了，气也就出掉了，绝对不能将“出气”理解为“斗殴”。如果将出气理解为斗殴，既无科学根据也无事实根据。3、被告人蔡某某让朱某超过来，并不必然地发生殴斗事件，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卷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殴斗事件的全貌，虽然朱某超来到了烧烤摊，但是，并不必然地发生这场殴斗。可以说，这场殴斗的发生不仅出于被告人蔡某某的意外，而且也出于朱某超的意外。在侦查卷宗中，和被害人一起吃烧烤的人的对事件的发生有着清楚的陈述：这场殴斗是因为本案被害人出口骂人“死了滚”、并且极不友好地用啤酒瓶砸朱某超而引发起来的。从被害人朋友们的这些证言可以看出，如果被害人当时不出口骂人、不用啤酒瓶砸人，这场殴斗并不是必然就会发生的。这样的局面对于被告人蔡某某来说，她是无法预知的。所以说，蔡某某打电话给朱某超，与这场殴斗的发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4、被告人蔡某某没有参加斗殴，致人死亡的斗殴现场离她有100多米远。当这场斗殴事件发生时，被告人蔡某某被突然发生的斗殴吓呆了，她站在原地一动没动。她没有任何参与殴斗的行为。相互斗殴、发生致人死亡的斗殴现场实际上在“工商银行门口”，而蔡某某一直站在烧烤店门前未动，此地离致人死亡的斗殴现场有100多米。5、蔡某某的行为明显地不符合“首要分子”的条件，不应当由蔡某某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江苏省公、检、法三家《讨论纪要》中规定：“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纠集者、指挥者”。蔡某某明显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①被告人蔡某某并未“聚众”；②她打电话给朱某超，并没有叫他来斗殴；③这场殴斗是由被害人一方的不当行为而引发，与蔡某某打电话让朱某超过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④被告人蔡某某并没有参与这场斗殴。她除了给朱某超一个人打过电话，其他没有任何行为。她构不成“组织者、策划者、纠集者、指挥者”中的任何一项。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将其认定为“首要分子”，显然与事实不符。她不但不能算是“首要分子”，连“次要分子”也算不上，她的行为根本不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由蔡某某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三、应当客观地分析这场殴斗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斗殴的犯意是何时形成的？被告人蔡某某在这场殴斗事件中有哪些过错？蔡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明蔡某某不能成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务请法庭能注意到以下的事实：1、这场殴斗事件是因为受害人一方的过激言词和过激行为而发生，被告人蔡某某对此无法预料。蔡某某在自已人格尊严受到污辱的情况下前去问一个究竟，此种行为并无大错。她担心被打而邀男友同往，亦未超出合理性。她到烧烤摊前询问“刚才骂我的两个女的哪去了”？并无过激的言词和行为。蔡某某的行为并不必然地发生一场殴斗。从卷宗中和被害人一起吃烧烤的人的陈述当中可看出：这场殴斗是因为本案被害人出口骂人“死了滚”、并且主动出手用啤酒瓶砸朱某超而引发。当时和被害人在一起吃烧烤的人，都是被害人的朋友，他们不会捏造事实偏护素不相识的被告人的。请看他们的陈述：①卷宗第3册第13页，当蔡某某问两个女的哪去了的时候，季某某说：“也不知是谁回对方‘死了滚’，这时我们这一方有人拿啤酒瓶摔，之后就打起来了”。②卷宗第３册第18页，王某某说：“当时邱进龙坐在脸对马路的位置，答话说：‘走、走、走，哪个说你们的，死啊走，死啊走’，说话非常冲”。“随即，邱进龙就将一只空啤酒瓶砸过去了，是坐在哪儿砸的”。③卷宗第３册第24页，沈×说：“那个女的讲刚才有人骂她的”，“金龙说，没得，死格走，我就回头看来的四个人，此时，有人摔了啤酒瓶，具体是谁我不清楚，反正是大豆芽和进龙这两个人摔的”。④卷宗第３册第31页，周××说：“我的印象是，邱进龙说‘你死了滚’，对方几人不曾睬他，邱进龙拿了个空啤酒瓶往对方几个人脚底下砸，嘴里还骂‘死了滚’”。从被害人朋友们的这些证言可以看出，这场殴斗的发生既不是蔡某某引发起来的，也不是朱某超引发起来的。如果被害人当时不出口骂人、不用啤酒瓶砸人，这场殴斗并不是必然就会发生的。2、这场殴斗因被害人的一时粗鲁而突然爆发，当事人“斗殴”的犯意是从被害人用啤酒瓶砸人时开始临时产生的。本案案由是“聚众斗殴”，辩护人认为必须要搞清当事人“斗殴”的犯意是从何时产生的？如下分析，供法庭参考：蔡某某听“二子”讲，吃烧烤的两个女的骂她们是“卖B的”，并且要打她。此时，她感到非常气愤，准备回头去质问人家。但又怕人家打她。一个女孩子，总是将男朋友当成她们的保护伞，她打电话给朱某超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不等于打电话给朱某超就是叫他过来打架。如果说蔡某某打电话给朱某超是为了喊他来“斗殴”，显然是不客观的。从人数上讲，蔡某某明知吃烧烤的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五、六个男人），她和朱某超绝对打不过人家的。所以，蔡某某打电话给朱某超，绝对不是喊来打架的，而是多个人壮壮胆。朱某超虽接到蔡某某的电话，但他对现场情况是不清楚的，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虽喊了吴某某、田新一起去，但此时的目的是模糊的。朱某超带着吴某某、田新，一起来到了“金山烧烤摊”。此时，他们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是不清楚的；加之对方人数众多，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朱、吴、田3人不会莽撞地与人家斗殴的。所以，此时，仍然没有形成斗殴的犯意。当蔡某某上前询问“两个女的哪去了”的时候，朱某超也跟在蔡某某旁边。未想到的是，本案被害人邱进龙竟然出言不逊，出口就骂“死了滚”，随即拿起一只啤酒瓶砸向朱某超。被害人的这种举动，引燃了这场殴斗。双方随即打了起来，双方“斗殴”的犯意从这时候才临时产生，朱、吴、田3人从这时起才有了斗殴的犯意、实施了斗殴的行为。而这个场面，是完全出乎蔡某某的意料之外的，所以，蔡某某当时就被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事实足以说明，蔡某某与朱、吴、田3人，不仅在主观上没有共同的“斗殴”犯意，在客观上也没有共同的“斗殴”行为。斗殴的发生、发展，与蔡某某没有关系。这场殴斗是因被害人的一时粗鲁而突然爆发，在此之前，蔡某某无法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她是不存在“聚众斗殴”的犯意的。3、应当客观公正地认定蔡某某到底有哪些过错？蔡某某在本案的所有行为可以归纳为3点：①蔡某某听“二子”说，刚才吃烧烤的有两个女的骂她是“卖B的”，并且要打她。在自已的人格尊严受到污辱的情况下，她就要回头去找哪些人，对这些无端污辱人的人进行质问。（从与被害人一起吃烧烤的人陈述中可以看出，的确有两个女的曾在这里吃烧烤，一个叫方××、一个叫刘××；也的确有人在蔡某某和“二子”路过时骂她们是“卖B的”）。②蔡某某既想去质问人家，又担心对方人多势众，怕自已挨打，因而给其男友朱某超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朱某超。③当朱某超赶到烧烤摊后，蔡某某上前问吃烧烤的一桌人：“刚才骂我的哪两个女的哪去了？”蔡某某的所有行为，仅此而已。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蔡某某没有参与斗殴，她也没有指使任何人与人斗殴。蔡某某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指使别人去伤害任何人。她的这些行为，到底有哪些过错？到底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法律应当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4、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发生与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蔡某某既未聚众，也未参与斗殴。对被害人动刀子的吴某某既不是她“纠集”来的，斗殴也不是她指使的。她与吴某某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她也没有任何权利能支配吴某某。她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以蔡某某打电话给朱某超，朱某超又带来了吴某某，吴某某用刀子捅死了人……这样的逻辑关系将蔡某某的行为认定是“原因”，与死亡“结果”有关系，那么，寻根溯源，真正的“原因”应当追溯到无故地以污辱言词骂人的人，她们才是最初的“原因”，如果她们不无中生有地污辱蔡某某，就不会发生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从本案事实来看，蔡某某的行为并不必然地引起这场斗殴，并不必然地引起受害人的死亡。所以，她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对本案证据的质证意见。本辩护人阅看了本案侦查卷宗材料，对绝大部分当作证据使用的材料均无异议。有异议的在于以下两点：1、凭主观想象推测的言词不具有证据效力。任何据以定案的证据都必须是客观的，而不应当是凭主观推测想象的。在卷宗中，有部分讯问言词是凭主观想象推测出来的，这些言词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比如：公安人员问：“小妹打电话给安仔的目的是什么”？某被讯问人答：“我想就是想叫我们去教训人家”…….。这个被讯问人既未亲耳听到电话的内容，也未听到接电话的人对他复述电话内容，他凭什么就能知道别人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言词只能是被讯问人自已的推测想象，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2、公安侦查卷宗第5册形成不合法，该卷宗中4月29日对蔡某某的讯问记录和蔡某某的“我的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第5册侦查卷宗，是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以后形成的材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本卷宗中竟然出现了4月29日对蔡某某的“讯问笔录”、蔡某某4月29日书写的“我的供述”。这当中，蔡某某讲：“二子告诉我，刚才我们看见的吃烧烤的两个女的，骂我们是卖B的，因为我性子急，一听，就比较生气，就用手机打给朱某超，想让他过来帮我出气的，教训人家的，我也晓得田某、吴某也跟朱某超睡在一起的”，“我就是想让朱某超他们过来，帮我出气，教训人家的，我也晓得，朱某超他们过来，肯定要跟人家打架，但没有想到会打死人”。本辩护人认为，这些故意入人于罪的材料是不具有证据效力的。①4月29日此案不在公安机关，此材料的形成不合法。本辩护人仔细地查阅了全案卷宗。市公安局于4月5日作出公诉字第111号《起诉意见书》，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报送检察机关的卷宗共4册。4月29日这个日期，本案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时，检察机关既未要求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也未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公安人员在侦查终结以后凭什么对被告人蔡某某进行讯问呢？公安人员故意违反职能管辖，这种取证行为显然是不合法的。从公安人员对蔡某某的讯问内容来看，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并不是要查什么客观事实，而是要人为地“形成”蔡某某的“主观心态”：一是让蔡某某承认，她打电话给朱某超，不仅是要朱某超一个人来，而是“想”让“他们”一起来。以此人为地让蔡某某构成“聚众”。二是让蔡某某承认，她打电话给朱某超的目的，是想把他喊来打架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安人员是带着目的来搞这些材料的，有明显的入人于罪之嫌，得出来的材料不是真实的。此材料的形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②被告人蔡某某反映，4月29日的材料系诱导而成，其内容与事实不符。本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蔡某某时，被告人蔡某某说4月29日的材料是公安人员以“说了放你回家”的允诺下而形成的，其内容与事实不符。如果侦查人员以这种方式进行讯问，显然是一种诱导行为，所取得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③4月29日形成的材料与以前的讯问材料明显不符。关于蔡某某打电话给朱某超的心态问题，在以前的历次讯问过程中曾多次提问过。比如：A、侦查卷宗第2册第8页末，11月7日00：42时的记录。问：“你为什么要喊那个姓王的（朱某超）到场？”蔡某某答：“我是让姓王的（朱某超）来一起问那两个女的，我是怕两个女的打我，因为那两个女的旁边还有好几个男的”。B、侦查卷宗第2册第13页第8行，11月7日10：30时的记录。问：“你打电话喊姓王的（朱某超）来是什么意思”？蔡某某答：“我想叫他陪我一起去质问那两个女的，为什么要骂我们，还要打我们；我一个人去怕他们打我，我喊个人去，就是他们打我了，我也有个帮手”。C、侦查卷宗第2册第21页，12月3日15：35时的记录。问：“你打（电话）给朱某超什么意思”？蔡某某答：“我一个人问，我怕，因为她们旁边有男的，问得不好，他们肯定打我”。问：“你把朱某超叫过去问人家，会有什么结果”？答：“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结果”。问：“你把朱某超及吴某某、田新叫到现场，去问人家，想达到什么要求”？答：“我只晓得，我打电话给朱某超，不晓得吴某某、田新跟朱某超一起过来”。问：“你去问人家，想达到什么要求”？答：“我就是问得她们为什么要骂我，还要打我”。以上都是事发当时的讯问记录，被告人蔡某某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供述的，应当认定这是蔡某某当时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4月29日形成的材料与以前的材料明显不符，足以说明这是蔡某某是在受到不恰当的诱导以后作出的不真实的陈述。④认定犯罪只能是“行为”，而不能人为地制造“思想犯罪”。认定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应当看他到底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而不应当在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出“思想犯罪”。虽然公安人员在这里诱导蔡某某将“打电话”说成是“喊人打架”，但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蔡某某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打架”，也没有叫任何人来“打架”，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在4月29日的材料中将“打电话”说成是“喊人打架”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五、对本案过程中被告人蔡某某行为适用法律的看法。根据以上的事实与理由，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聚众斗殴”犯罪的构成要件，将其定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更加不能成立。公诉机关起诉书中将被告人蔡某某的名字排列在第一位，显然是极不公正的。被告人蔡某某既未“聚众”，也未“斗殴”，在本案当中，她的罪行应当是最轻的，她应当排列在各被告人之后（窝藏罪除外）。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应当考虑到公正性、合理性。在本案当中，实际“聚众”的人没有按“首要分子”处理，实际参加“斗殴”的人也没有按“首要分子”处理。而既未“聚众”、也未“斗殴”的蔡某某却成了“首要分子”。蔡某某明显地成了替罪羔羊，显然失去了适用法律的公正性。纵观全案，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构不成“聚众斗殴罪”，更构不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因为本案后果严重，本辩护人认为可以将其行为定为“起哄闹事”，按《刑法》293条第（四）项之规定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对其进行处理。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构不成“聚众斗殴罪”、“故意杀人罪”。请求法庭对蔡某某的行为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以上辩护意见，请求法庭在合议时能予以采纳。谢谢！！！江苏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袁为国××××年九月八日后记：法院最终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案情重大，蔡某某无法脱身其外，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蔡某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吴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蔡某某虽被判刑5年，但与被起诉时可能面临死刑、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来讲，其权益已是极大地得到了维护。

符某某诈骗案，被告人获双重从轻处罚【案情简介】2014年，被告人符某某谎称其亲戚在北京秘密调查小组，可以帮忙拆迁、土地赔偿等打官司。为骗取被害人的信任，符某某通过本县县城某图文广告打字社伪造了北京市机关人民法院传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北京市国土管理局土地补偿批文等文件，并将这些伪造的文件提供给被害人，以索要律师费的名义骗得多名被害人人民币共26万元。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律师受被告人符某某近亲属的亲托，担任其第一审辩护人。律师对符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无异议，但被告人投案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律师还认为，被告人符某某是在另案犯罪嫌疑人樊某对其实施敲诈勒索、精神受胁迫的情况下才实施诈骗犯罪的，被告人投案后不仅如实地交待了自己诈骗的罪行，还检举揭发了樊某对其敲诈勒索的罪行，其行为同时构成立功，可以再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符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同时认定被告人符某某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属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判决已认定其自首，给予了从轻处罚，如再认定其立功，导致其在法律上“双重受益”，因此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属适用法律不当，确有错误，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律师接受委托，继续担任被告人符某某第二审的辩护人。律师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依据法律规定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和论证。二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以“被告人符某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为由，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代理意见】针对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律师在本案二审提出了如下的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他人，同样存在着被报复的风险，《刑事抗诉书》第一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一条认为，行为人因犯罪到案后交待他人曾对自己实施其他犯罪，不应认定构成立功。辩护人认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抗诉书中认为，之所以要对检举人、揭发人在量刑时从宽处罚，是因为检举人、揭发人承担着被报复的风险，按照“有损害就有补偿的法律公平原则”，才给予从宽处理。我们且不争论检察机关这种观点的对与错，就把这种观点引入本案来说，被告人符某某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她检举、揭发了樊某，使樊某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难道她就不存在将来会受到樊某打击报复的风险吗？别人有这样的风险，她同样也有这样的风险。既然她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按照检察院抗诉书中所说的“有损害就有补偿的法律公平原则”，被告人符某某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她同样应当享受到这种补偿，享受到这种公平。抗诉书中还认为，被害人受到侵害后，有权报案或者控告，所以不再享有立功的法律待遇。本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法律规定的“有权”是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能力，既然是一项权利，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符某某既可以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樊某对其敲诈勒索的事实，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可以选择自吞苦果，继续隐匿樊某的犯罪行为，使樊某逍遥法外。法律规定的是“有权”，而不是“必须”。那么，无论被害人是否检举、揭发对其加害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合法的。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了樊某，理应得到法律的鼓励和支持，理应得到从宽处理。二、自首是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立功是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两者内涵、外延均不相同，法律适用并行不悖，《刑事抗诉书》第二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二条认为，被告人符某某交待的樊某曾对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与其本人所犯诈骗罪有一定关联，法律已认定其自首，就不能再认定其立功，导致其在法律上“双重受益”。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辩护人认为：自首是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立功是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两者内涵、外延均不相同，法律适用并行不悖。《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照法律的规定，被告人符某某自动投案，她只要把自己诈骗别人钱财的事实如实供述出来，就构成了自首。在这里，法律并没有要求自首的人一定要检举、揭发他人，即使不检举、揭发他人，同样构成自首。对于樊某敲诈勒索犯罪，她既可以选择检举揭发，向司法机关提供破案线索使其曝光，也可以选择自吞苦果、为其隐匿。在本案中，被告人符某某检举、揭发了樊某，使樊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不是立功又是什么呢？至今为止，法律没有排除性的规定，构成自首的被告人就不可以再立功。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所以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观点与法律的本意明显不符。三、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的证据材料已经过庭审质证，《刑事抗诉书》第三条理由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抗诉书第三条认为，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的证据材料未全部经庭审质证，并且说没有樊某立案、侦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材料。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移转了侦查卷宗两册，在开庭时，出庭公诉人员对这些证据材料全部进行了出示、质证。对于认定符某某检举、揭发樊某敲诈勒索犯罪来说，已经足够。抗诉机关说材料没经过庭审质证，与事实是不符的。四、根据《刑法》第6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具体规定，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构成立功。我国《刑法》第68条对立功规定了两类情形：一是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二是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构成立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对“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以“包括…..”对具体情形进行了一一地列举。其中“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这一情形，完全符合本案被告人符某某的行为。樊某现在已被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足以证明符某某提供的线索“查证属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符某某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怎能侦破樊某敲诈勒索案？符某某是因诈骗罪而投案自首，相对于这个诈骗案来说，樊某敲诈勒索案属于“其他案件”。符某某提供的线索，使公安机关侦破了这个“其他案件”。对照法律的规定，符某某的行为理所当然地构成立功。如果检察机关否认符某某的行为构成立功，唯一的渠道只有否认这个“其他案件”的侦破线索不是符某某提供的，那么，请检察机关提交证据，向法庭讲清楚，这个线索到底是谁提供的？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抗诉书中的理由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符，不能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正当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符某某构成立功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判决结果】二审法院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裁判文书】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综合评判如下：关于符某某是否构成立功的问题，经查，首先，符某某检举、揭发樊某对其敲诈勒索属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符某某实施的诈骗犯罪起因及赃款去向与樊某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在客观上虽有一定的关联，但符某某诈骗行为的实施和完成并非基于樊某敲诈勒索犯罪，两者仍然是独立存在的案件，并非对合型犯罪。符某某作为敲诈勒索案的被害人，法律赋予其向司法机关控告的权利，但非其法定义务，且本案中被敲诈勒索以及部分赃款给予樊某亦不是符某某必须交待的诈骗犯罪的主要事实。对照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投案后，如实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规定，即使符某某主动投案后仅供述诈骗犯罪的事实，亦不影响其自首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作答，但侦查机关仅根据符某某有关诈骗犯罪的供述并不能必然推断或知晓樊某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仍是基于符某某归案后供述樊某对其敲诈勒索才追诉了樊某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其次，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认定为立功，予以从宽处罚。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其他犯罪、提供侦破线索、阻止他人犯罪以及协助抓捕等五种情形，只要查证属实均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符某某涉嫌诈骗犯罪归案后即控告樊某对其本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行为符合立功的成立条件。第三，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对其本人犯罪构成立功并无禁止性规定。《意见》中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具体认定中，仅对列举的情形不认定为立功，对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对其本人犯罪是否构成立功并无禁止性规定。综上，符某某涉嫌犯罪归案后即控告樊某对其本人实施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行为，符合立功的成立条件，且不违背现今法律相关禁止性规定。被告人符某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不影响符某某立功事实的认定。【案例评析】本案是一个法律适用上的争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同时构成自首和立功，应当分别受到从轻处罚，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则认为自首和立功不能“同时兼得”，不能“双重受益”，两者只能得其一。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由于客观社会的多元化、复杂化，无论多么健全的法律规定，都不一定能够涵盖万事万物，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具体新问题，需要法律工作者竭尽全力地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案争论的就是一个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的问题，同一个犯罪嫌疑人，兼具自首和立功情节，在量刑时能否再度从轻、双重受益？本案辩护律师作出了有理有节的论证，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结语和建议】在刑事辩护业务中，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事实和法律”是处理案件的关键，而在具体案件中，有时事实是模糊的，法律规定从字面上是可以作出多种理解的，这就需要辩护人站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角度，对事实进行假设性推导，对法律条文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学理性解释。通过律师积极的探索，不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走向完善。

建议制订一部可以告司法机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内容提示：国家有告公民和企事业组织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当前，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严重地影响社会大局的稳定，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大障碍，全国上下，怨言甚多。因此，当前最迫切的并不是对现行的各个《诉讼法》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订，而是狠抓现行法律实际执行到位。建议制订一部能够约束、调控司法机关司法程序行为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接受并审理以与其地域上有隶属关系的下一级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司法诉讼案件。将司法机关的司法程序行为纳入法律可诉范围,扭转有些司法机关有法不依的实际现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全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非常振奋人心。司法机关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国家法律，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当前，司法机关有法不依、任意司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地削弱了法律的公信力，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障碍，所以，当前亟需制订一部能够约束、调控司法机关司法程序行为的法律，也就是可以告司法机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现就此提出建议如下：一、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必要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民事权益纷争，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公民或法人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起诉，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依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理论上讲，三大诉讼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法体系，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有了程序法的保证。但实践中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以下统称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执行程序法或者不正确地执行程序法的行为，使得这些保证实体法贯彻实施的程序法自身难以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我们仅列举司法程序中屡见不鲜的一些事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裁定可以提起上诉。但有些人民法院对一些认为“难办”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制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当事人告状无门，公民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纠纷无法进入依法解决的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有些法院对此种申请或置之不理，或拖延办理；——对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法院执行人员怠于执行，大量的生效判决变成了“法律白条”；——法律对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有时限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对此不屑一顾，任意延长办案时间，有些简单的民事案件也能拖上一至二年；——法律对羁押人犯有严格的实体规定和时间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随意关押人犯，不受法律规定条件、规定时间的约束；——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而有些司法机关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这些权利无法行使。可以说，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其范围远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正确执行程序法的行为，严重地损害着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阻碍着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由于现行的法律对司法机关程序违法行为缺乏评判纠正的程序依据，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不得不到处上访、喊冤。即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因缺乏纠正的程序规定，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所以，社会上众多人士感叹道，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我国虽有一部《国家赔偿法》作为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但是由于在国家司法赔偿之前有一个确认程序，有哪一家司法机关肯轻易地承认自已办错了事情呢？谁愿意确认自已的行为是违法的呢？加之国家司法赔偿的范围十分狭窄，条件十分的苛刻，权益被侵害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很难得到公正赔偿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司法赔偿仅仅是大错铸成以后的一种消极赔偿，并不能使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违法行为在铸成大错之前得到及时的纠正。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现有的诉讼法在程序法体系上并不周延，司法诉讼处于一种法无依据的状况，有必要制订一部调整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久已期待的能够管一管司法机关程序行为的法律。各司法机关以及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何种权利、负有何种义务，现有的诉讼法中都有具体的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定的义务，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证时，应当有一个允许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定处理程序，这就需要制订一部能够调整、约束司法机关司法程序行为的法律，将司法机关的司法程序行为纳入法律可诉范围，因为调整这种程序法律关系的法律亦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所以，处理这种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名称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诉讼法》。二、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可行性。1、形势的发展需要制订这部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人们已逐步习惯于依靠和运用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各种诉讼案件将大大地增多，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面临的工作量将越来越大。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至今尚未根除，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中不能正确执行国家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容易滋生或掩盖司法机关执法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如此下去，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国家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保证国家程序法律的全面实施，司法诉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2、与行政诉讼相对应，应当制订这部法律我国已制订了《行政诉讼法》，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既然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能够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那么，国家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也应当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虽然司法机关内部在执行国家程序法问题上也有内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从性质上讲是其内部自律的规定，缺乏法定的监督和纠正程序，因而其所起的作用不足以产生如《行政诉讼法》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实践证明，司法机关内部的这些规定并未能有效地制止执法程序上的各种不合法行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加强立法工作时曾经讲过：“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那么，为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的诉讼程序法律，制订《司法诉讼法》势在必行。3、司法诉讼不妨碍原诉讼程序的依法正常进行可能有人会担心制订《司法诉讼法》会影响司法机关正常办案，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司法诉讼仅对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影响到案件处理的实体问题。司法诉讼过程中不中止原诉讼的继续进行，只要办案机关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办案的，原诉讼程序就不会受到影响。4、有了司法诉讼法以后，司法诉讼的工作量不会太大目前，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行为普遍、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有了司法诉讼法，司法诉讼的量就不会太大了。目前之所以不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问题就出在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司法诉讼法》制订实施，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对程序法的执行在观念上从“无所谓”变成了“有所谓”，从“无所顾忌”变成了“有所顾忌”，将促使他们自觉地严格执行国家的程序法，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现象将大大地减少，司法诉讼的工作量不会太大。这与当前《行政诉讼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起到的规范作用和效应是相同的。三、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基本构思。总的来说，《司法诉讼法》的设置类同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司法诉讼的被告是国家司法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司法程序行为。根据司法诉讼的具体特点，我们提出如下基本构思：1、立法宗旨制订这部法律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国家的各种诉讼法，旨在保护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各种诉讼法，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合法行为，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诉讼程序法律的准确实施。2、审判庭的设立及管辖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亦可与行政审判庭合并设立），接受并审理以与其地域上有隶属关系的下一级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司法诉讼案件。3、受案范围及司法诉讼法律关系司法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的纷争。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及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背国家诉讼法的规定，损害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司法诉讼。提起司法诉讼的人为原告，被诉的司法机关（公、检、法机关）为被告。原、被告均为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受诉法院审理司法诉讼案件，仅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4、受理及审理方式受诉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从形式上进行审查，只要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予以受理。受诉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三日内将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副本后三日内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并提交被诉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根据。被告在规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和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依据的，视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受诉人民法院审理司法案件，由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除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开庭审理的以外，实行书面审理；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除被告明确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的以外，应当开庭审理。进行书面审理的案件，受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说明。5、审判期限及判决的效力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受诉法院在收到被告答辩状之日起十日内审结，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一旦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在接到判决书后10日内向受诉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之前，引发司法诉讼的原诉讼程序不因某项具体程序行为被诉而中止，仍按法定程序继续进行。6、判决的种类受诉法院对司法案件进行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①具体程序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②具体程序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撤销，依法指令被告作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具体程序行为；③具体程序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以上是对司法诉讼轮廓的一些构想和建议，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律，在内容上尚需进一步地斟酌完善，大体内容与现有的《行政诉讼法》基本类同。

建议制订一部可以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诉讼法》江苏袁为国律师事务所：袁为国核心提示：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建议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亦可与行政审判庭合并设立），接受并审理以与其地域上有隶属关系的下一级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司法诉讼案件。一、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必要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民事权益纷争，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公民或法人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起诉，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依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理论上讲，三大诉讼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法体系，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有了程序法的保证。但实践中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以下统称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执行程序法或者不正确地执行程序法的行为，使得这些保证实体法贯彻实施的程序法自身难以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我们仅列举司法程序中屡见不鲜的一些事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但有些人民法院对一些认为“难办”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制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当事人无法就此提起上诉，形成告状无门的窘境；——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有些法院对此种申请或置之不理，或拖延办理；——对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法院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拖延时日后，被执行人失去执行能力，使得权利人本可以得到实现的权益归于消灭；——法律对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有时限的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任意延长办案时间；——法律对羁押人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而有些司法机关关押人犯不受法定期限的约束；——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有些司法机关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这些权利无法行使；——法律对诉讼费用的收取有明确的标准，在实际上，人民法院超标准收费的现象普遍地存在着。可以说，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其范围远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能正确执行程序法的行为，往往严重地损害着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阻碍着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由于现行的法律对司法机关程序违法行为缺乏评判纠正的程序依据，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不得不到处上访、喊冤。即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因缺乏纠正的程序规定，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所以，社会上众多人士感叹道，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就没有能够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得不到法律的审查和纠正，游离于法律的调控之外。我国虽有一部《国家赔偿法》作为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但是由于在国家司法赔偿之前有一个确认程序，有哪一家司法机关肯轻易地承认自已办错了事情呢？谁愿意确认自已的行为是违法的呢？加之国家司法赔偿的范围十分狭窄，条件十分的苛刻，权益被侵害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很难得到公正赔偿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司法赔偿仅仅是大错铸成以后的一种消极赔偿，并不能使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违法行为在铸成大错之前得到及时的纠正。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现有的诉讼法在程序法体系上并不周延，司法诉讼处于一种法无依据的状况，有必要制订一部调整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久已期待的能够管一管司法机关程序行为的法律。各司法机关以及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何种权利、负有何种义务，现有的诉讼法中都有具体的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定的义务，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证时，应当有一个允许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定处理程序，这就需要制订一部调整这种法律关系的程序法。因为调整这种程序法律关系的法律亦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所以，处理这种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名称叫做《司法诉讼法》。二、我国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可行性。1、形势的发展需要制订这部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人们已逐步习惯于依靠和运用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各种诉讼案件将大大地增多，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面临的工作量将越来越大。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至今尚未根除，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中不能正确执行国家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容易滋生或掩盖司法机关执法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如此下去，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国家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保证国家程序法律的全面实施，司法诉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2、与行政诉讼相对应，应当制订这部法律我国已制订了《行政诉讼法》，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既然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能够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那么，国家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也应当成为可诉的对象，接受法律的审查和监督。虽然司法机关内部在执行国家程序法问题上也有内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从性质上讲是其内部自律的规定，缺乏法定的监督和纠正程序，因而其所起的作用不足以产生如《行政诉讼法》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实践证明，司法机关内部的这些规定并未能有效地制止执法程序上的各种不合法行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加强立法工作时曾经讲过：“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那么，为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的诉讼程序法律，制订《司法诉讼法》势在必行。3、司法诉讼不妨碍原诉讼程序的依法正常进行可能有人会担心制订《司法诉讼法》会影响司法机关正常办案，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司法诉讼仅对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影响到案件处理的实体问题。司法诉讼过程中不中止原诉讼的继续进行，只要办案机关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办案的，原诉讼程序就不会受到影响。再从工作量方面考虑，目前，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行为普遍地存在着，但一旦有了这部法律，司法诉讼的量就不会太大了。目前之所以不严格执行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问题就在于出在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司法诉讼法》制订实施，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对程序法的执行在观念上从“无所谓”变成了“有所谓”，从“无所顾忌”变成了“有所顾忌”，将促使他们自觉地严格执行国家的程序法，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现象将大大地减少。这与当前《行政诉讼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起到的规范作用是相同的。三、制订《司法诉讼法》的基本构思。总的来说，《司法诉讼法》类同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司法诉讼的被告是国家司法机关，审理对象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司法程序行为。根据司法诉讼的具体特点，我们提出如下基本构思：1、立法宗旨制订这部法律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国家的各种诉讼法，旨在保护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各种诉讼法，纠正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合法行为，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诉讼程序法律的准确实施。2、审判庭的设立及管辖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亦可与行政审判庭合并设立），接受并审理以与其地域上有隶属关系的下一级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司法诉讼案件。3、受案范围及司法诉讼法律关系司法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的纷争。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及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背国家诉讼法的规定，损害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司法诉讼。提起司法诉讼的人为原告，被诉的司法机关（公、检、法机关）为被告。原、被告均为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司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受诉法院审理司法诉讼案件，仅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4、受理及审理方式受诉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从形式上进行审查，只要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予以受理。受诉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三日内将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副本后三日内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并提交被诉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根据。被告在规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和具体程序行为的法律依据的，视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受诉人民法院审理司法案件，由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除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开庭审理的以外，实行书面审理；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除被告明确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的以外，应当开庭审理。进行书面审理的案件，受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说明。5、审判期限及判决的效力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受诉法院在收到被告答辩状之日起十日内审结，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对仅解决诉讼程序事项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一旦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对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在接到判决书后10日内向受诉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之前，引发司法诉讼的原诉讼程序不因某项具体程序行为被诉而中止，仍按法定程序继续进行。6、判决的种类受诉法院对司法案件进行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①具体程序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②具体程序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撤销，依法指令被告作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具体程序行为；③具体程序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以上是对司法诉讼轮廓的一些构想和建议，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律，在内容上尚需进一步地斟酌完善。后记：这篇文章写成于2002年，至今已经快十年时间了。由于当前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法律对于这些司法机关来说，成了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的东西，所以，在我国制订一部专门约束司法机关司法行为的法律，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笔者也深知，要真正地制订出这部规范司法机关司法行为的法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立法离不开司法机关的参与，而司法机关是不会同意有这么一部约束他们行为的法律出现的；司法机关不表态，立法机关说了也是白搭，这就好象全国人大历经审议制订出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规定为犯罪，可是，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长轻描淡写一句话，就使全国人大的这个法律规定成了一张废纸。人的思维受其利益关系的左右，我们不妨做一个测试：如果你是司法机关的现职人员，你很可能会说这个建议是荒唐的，制订这个法律是不需要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普通公民，或者是司法机关的退职人员，你很可能会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制订这个法律是应当的、迫切的。制订《司法诉讼法》虽然困难重重，但有些事情总得有人说说，才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本文作为一个建议，希望能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也希望社会各界的同志能就此发表看法。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作者单位：江苏袁为国律师事务所作者：江苏省建湖县袁为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