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国虎

刑事上诉状上诉人：高**，男，汉族，1974年2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36042*******，小学文化，永修县人，无业，家住江西省**村二队上诉人因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不服江西省*县人民法院（2012）永刑一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2012）永刑一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依法减轻处理。上诉理由：江西省*县人民法院以上诉人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上诉人认为：江西省*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并无不当,但未充分考虑本案上诉人所具有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量刑明显过重。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对上诉人从轻处理。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能考虑上诉人所具有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上诉人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1.上诉人高**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根据本案侦查机关的归案说明，上诉人高**于2012年1月5日主动投案自首。投案之后，上诉人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本案事实经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之规定，其行为应当属于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4条之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2.上诉人归案后，多方凑集资金，积极赔偿了本案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其亲属赔偿了本案被害人李良庆家属4.8万元，并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根据我国刑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应当对其予以从轻处罚。3.上诉人高**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有积极的悔罪表现。上诉人高**案发前表现一贯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系初犯、偶犯。在案发后，上诉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同时，上诉人在庭审中认罪态度好，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4.从主观上看，上诉人高**的主观恶性较小上诉人表现一贯良好，由于当年年少无知、法律意识淡薄、在其他人的召集下，才实施犯罪行为，其本人和被害人之间并没有任何过节，而且实施犯罪行为之后一直遵纪守法，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其犯罪行为相比其他恶性犯罪而言，主观恶性较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正确，但未充分考虑上诉人所具备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导致判决结果明显过重，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致九江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2012年4月20日该案一审由江西省*县人家法院判处高某有期徒刑12年，二审我作为辩护律师介入后，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并详细查阅了案卷材料，最终确定了辩护思路，并按照期限依法进行上诉，多次与二审法院进行沟通，最终该案改判高某有期徒刑10年。

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进步、不足和改进建议姓名：涂国虎、陈艳玲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奥林匹克大厦4楼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摘要：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司法层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近几年来，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提出、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都极大地推动了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总结律师队伍建设的发展可以得知，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与民商事律师队伍的蓬勃发展相比并不乐观，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性要求更强，刑事辩护工作困难多、风险大，执业环境严峻，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使得律师在选择执业方向上对刑事辩护领域望而却步。关键词：刑事辩护；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不足；建议一、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进步律师制度从1979年恢复以来已有四十年，四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在依法治国方针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律师队伍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刑事辩护律师的发展壮大对促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十年来，刑事辩护制度逐步完善，《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以来，经历了三次修正，每一次修正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给我国刑事辩护律师带来了机遇，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辩护空间得到提升，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也取得长足发展。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司法层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近几年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提出、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都极大地推动了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一）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制定《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部分省市进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试点地区在创新工作模式、组建刑事辩护律师、加强经费保障、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都起到了示范作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发布《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将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工作范围从8个省（直辖市）扩大到全国31个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不仅丰富了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内容，有利于提升刑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而且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数量也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地统筹调配律师资源，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提高律师办案补贴，有利于增加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积极性，对于建设刑事辩护律师队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2002年实施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为我国律师队伍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经济形态的发展，对律师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律师队伍稂莠不齐，无法学教育背景及经验的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从事律师行业，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呈现出一定的弊端，2015年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将现行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的政治素养标准、业务能力标准和职业伦理标准，突出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专业性、扩展性、实践性等特征，改革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方式，增设了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加强了对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律师职业的准入条件，有利于提高律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当今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刑事案件更是错综复杂，案卷动则几十卷上百卷，刑事辩护工作已经成为一项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需要刑事辩护律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法律思维逻辑及丰富的办案经验，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推动了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优化，为建设一只高素质、专业化的刑事辩护律师队伍铺平了道路。（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辩护律师主要有社会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两者在业务领域也有交叉，统计显示，我国以往的刑事案件辩护率大概为30%左右，其中大概15%的辩护率依赖于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因此，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几年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2017年10月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进一步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完善，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定了值班律师制度，丰富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框架和构造，2019年1月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范围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刑事辩护律师在数量上满足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要求，而且要求建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跟踪制度，要求不断提高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质量。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对刑事辩护律师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进了刑事辩护律师队伍数量的增长及和质量的提升，然而我国刑事案件不断增多，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及司法公正，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不能满足要求，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着人才紧缺及辩护水平偏低的现象，目前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主要为年轻律师群体，办案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任重而道远。二、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不足我国律师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律师业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现代社会法制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1]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全国律师人数从最初的二百多人发展到到如今的四十多万人，但是我国目前刑事辩护律师人数仅有五万多人。总结律师队伍建设的发展可以得知，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与民商事律师队伍的蓬勃发展相比并不乐观，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性要求更强，刑事辩护工作困难多、风险大，执业环境严峻，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使得律师在选择执业方向上对刑事辩护领域望而却步。（一）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严峻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主要包括立法环境、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良好的执业环境是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发展的重要因素。律师制度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虽然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受历史文化因素、法律因素、意识因素等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特性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不容乐观。从立法环境层面来看，部分法律规定有失公平，《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折射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歧视，更像是悬在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剑，稍有不慎就会刺伤自己。《律师法》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规制也是大于保障。《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其他大量的法律法规在赋予律师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规定律师权利被侵犯的救济方式。除此之外，刑事辩护律师在办案中存在调查取证权被限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非法证据排除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等问题。从刑事司法设计层面来看，刑事诉讼主要有指控、辩护和审判三项基本职能，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价值使命。[2]刑事辩护制度的出现是为了平衡办案机关的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审判机关提供更充分、真实的证据和材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种制约力量。但是从控、辩、审三方的诉讼地位来看，刑事辩护律师的司法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被重视，律师法规定的律师合法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与我国律师制度起步晚、发展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法官、检察官的司法地位远远高于刑事辩护律师，很多司法人员也是以不平等的心态对待律师，导致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经常受阻。从社会环境层面来看，刑事辩护律师是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作为首位，在社会公众的眼里，刑事辩护律师是为“坏人”提供服务，以金钱利益为首要目标，因此，刑事辩护律师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二）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大我国缺乏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措施，导致刑事辩护律师常常面临着较大的执业风险，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的执业风险主要来自律师自身、当事人及相关办案机关，导致可能遭受到潜在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包括行业纪律处分、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律师自身可能导致的风险。有的律师专业性不足、执业经验缺乏，自身的风险把控能力较差，可能将自己处于不利境地；有的律师自律性不强，被金钱所惑，随意承诺当事人，为了赢得案件胜诉不择手段，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行贿司法人员。当事人可能给律师带来的风险。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时，与当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有的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可能要求律师进行不法活动，或者为保全自己，将不利后果转嫁给律师。刑事司法机关可能给律师带来的风险。刑事司法机目的之一是惩罚犯罪，而辩护律师维护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两者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因此，辩护律师与刑事办案机关产生分歧而遭受刑事指控的现象频频发生。（三）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较低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律师数量不足以满意日益增加的案件数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刑事辩护律师数量不足的现象尤为严重。以笔者所在的江西省为例，截止2019年4月29日，江西的执业律师总人数为5813人，相对于江西省4600多万人口（截止2018年），律师人数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其中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在刑事辩护全覆盖及扫黑除恶的背景下，我国刑事案件激增，大多数的刑事案件掌握在少数的刑事辩护律师手上，刑事辩护律师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法制进程的发展。除了数量不足，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还存在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现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业领域越来越多，中国律师行业的专业化细分越来越深入，案情也越来越复杂，这一点在刑事案件领域也较为突出。刑事辩护律师是对专业性要求很强的工作，但是我国律师队伍中存在着很多的“万精油式”律师，什么案件都做，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我国大部分的刑事案件是由这些“万精油式”律师办理的，这就使得刑事辩护达不到“深度辩护”。（四）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继续教育不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法院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后愿意选择加入律师队伍，但是律师行业的执业特性决定了青年律师在进入律师行业后不能接受系统有效的职前培训，我国律师培训制度不完善，继续教育存在不规范、形式化的现象，培训方式单一、针对性不强，虽然各地律师协会对实习律师会举办实习培训，对执业律师也会安排各类实务培训，但是纷繁复杂的案件情况，要求律师拥有扎实的实务经验，我国现行的培训制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虽然我国对实习律师有一年实习期的要求，在实习期间也要求指导律师的监督和指导，然而指导律师缺乏系统的培训计划，所教授的内容也是有限的。相较于民事律师，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继续教育更加薄弱，首先，在刑事辩护律师人数不充足的情况下，刑事辩护工作的传承出现严重脱节，其次，刑事辩护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刑事辩护律师接受更加系统化的继续教育，而我国现行的律师培训制度过于单一，专业化不强。三、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改进建议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是衡量我国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为了满足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刑事辩护律师队伍的发展亟待加强，以下是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改进建议：（一）改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1.加强立法方面的保障权利的制约和平衡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制约司法权力是我国引进律师辩护制度的目的，但是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明显弱于国家的司法权力（主要是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客观公正。首先，我国应借鉴国外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有益经验，从立法层面加大保障，从根本上改善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特别是针对刑事辩护律师在办案中出现的调查取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非法证据排除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等突出问题加以修改和完善。其次，还应该完善对律师权利救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刑事辩护律师不仅享有权利，而且在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有救济自己的合法权利的依据和途径。2.健全司法监督机制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机关及审判机关负有监督作用，对于不同的机关侵害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为应该设置投诉机制，敢于听取投诉意见，并建立惩罚制度，切实地做到“将权利关在笼子里”。司法机关还应完善听取律师意见的制度。侦查机关有时为了追求破案率，在办案时片面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无法做到中立地办理案件，如侦察机关能够认真听取律师意见，对于客观办理案件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另外，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也应加强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做到“兼听则明”。3.社会环境方面首先，司法行政机关、各地律师协会应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执业内容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特点的认识，增强对律师工作的理解，消除执业歧视。其次，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多开展公益法律活动，让刑事辩护律师参与到更多的群里中去，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密切刑事辩护律师与社会大众的联系。加强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中先进个人及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展示刑事辩护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不仅可以提高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荣誉感，还能赢得社会公众对律师的信心及信任，提高律师在在舆论上的地位和形象。（二）加强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管理针对刑事辩护律师队伍良莠不齐的现状，需要加强像是辩护律师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1.完善刑事辩护律师的准入制度目前，我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来选拔律师，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与司法考试制度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将完全没有法律教育背景及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在源头上保障了律师队伍的水平。但是目前我国对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并未设置准入制度，使得刑事辩护律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司法行政机关应该设置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准入门槛，通过一定的考核方式选拔刑事辩护律师，各地律师协会可以对刑事辩护律师进行登记备案工作，进行统一管理。2.加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监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将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我国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并未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及质量评价机制，各地律师协会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管理，建立考核考评制度，另一方面应引导律师事务所加强内部治理结构，规范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监督措施，建立适合本律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3.加强对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化技能培训首先，应建立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化培训制度，重视职前培训，做到分类分级培训，对于初入职的实习律师，重点加强其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讲座、专家授课、同行交流、远程教育、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来拓展培训方式，增加刑事辩护律师的学习途径。其次，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设置专门的培训机构及专门的刑事辩护学习课堂，由国家律师学院开设分支机构，或建立律师培训学院作为培训基地，建立完整的培训计划，对实习律师及执业律师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提高其刑事辩护能力。（三）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刑事辩护律师收入普遍低于其他领域的律师，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是刑事辩护律师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各地应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对于初入职的刑事辩护律师建立补贴制度，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从事刑事辩护工作。政府财政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投入，保证每个案件的援助律师都能享受补贴，保证其办案的基本开支；另外，也可以引入社会资金，建立援助律师的奖励制度，提高其办案积极性。四、结语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虽然目前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刑事辩护律师将获得更多的执业权利，地位将得到提升，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中将产生更多优秀的人才，相对地，高素质的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也将有利地推动我们民主法治的进步。参考文献：[1]周璐仪：“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困境与出路”，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2]宋生辉：“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评介及发展建议”，《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2月。[3]妖月：“关于加强律师对律师队伍建设的思考”，《内蒙古教育》，2016年11月。[4]梁永忠：“刑事诉讼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挑战及实现路径初探”，《中国司法》，2017年第7期。[5]任建安：“‘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实现路径”，《三明学院学报》，2018年2月。[6]顾永忠：“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之举”

大数据在刑事辩护中的应用——刑事辩护40年：回顾与展望涂国虎江西省南昌市330000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摘要：大数据作为高新技术的代表，运用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刑事审判问题研究中，不仅对刑事证据引起极大的改变，对于律师进行刑事辩护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冲击不仅产生在辩护人承接业务中，也产生在辩护人开展具体辩护工作中。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不仅是司法机关与辩护人应对实践中新型犯罪与犯罪新手段的必要举措，也是减轻其冗杂的书面工作负担、厘清办案思路、提高工作效率、重整行业资源的必经之路。关键词：大数据证据证据标准证据制度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风险社会一概念，其后发展出来的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对后工业社会解释的一种著名理论，虽然不无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也具有几分盛世危言的意味。刑法意义中的风险虽然明显不能像社会层面的“风险”一样去扩大化理解，但这并不妨碍预防风险的刑事立法实践得到长远的发展，例如像上海“206”工程：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贵州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以互联网为平台，构建标准化、体系化的统一证据规格的系统，在解决刑事案件办理中存在的证据标准适用不一、办案流程中的程序瑕疵问题起到了显著作用。1797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7部重要法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重新建设拉开帷幕；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的增补修改，“证据”得以单独明确规定为一章，这标志着我国的证据制度正日臻完善；2012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方面的规定进行了重大补充和修改，最主要的内容是将电子数据的证据刑事囊括进了证据范畴，自此，以电子等多种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的信息，可以作为法定证据资料证明案件事实。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大数据开启的重大时代转型迎面而来，以大数据计算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涌向了法律界。上在海“206”工程——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中，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制定统一机器规则，从统一证据标准、指定证据规则、构建证据模型三位一体，并利用专家经验、模型算法和海量数据，第一次将法定的统一证据标准嵌入到了办案系统中。现实中的案件五花八门，每个案件的证据更是个不一致，但是大数据运用使得构建统一证据规格成为了可能，它能分析总结其数据库中既存的刑事案件证据。不论是被认可采纳的正面使用实例，亦或是具有一定瑕疵的教训，经过大数据的分析运用，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证据的规格、标准不再是无法衡量的东西一、大数据证据在刑事证据中的运用我国现阶段诉讼制度改革，强调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历经侦察、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也都应该向审判看齐。即要以审判的标准来指导侦查与起诉，那么举证质证作为审判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对于证据的收集提取，也应该自侦查阶段就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我国司法实践上出现过一定的冤假错案，除去历史因素，很多错案的造成往往是因为对案件证据的漠视，过去为了办案件而搜集提取证据、对于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案件偏重口供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是一种表现，没有证据标准，侦查起步错、步步错、得到的结果自然也是错误的。因此，如果能将浩瀚的证据资料、证明经验、证明制度规范化、可视化，提取出一个公平科学的标准，使司法机关在互联网平台上能清楚明了的看到案件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并在侦查取证达不到证据规格要求的时候提醒办案人员注意相应的证据瑕疵情况，能及时的规范取证或者作出特别说明补正，对推经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大有裨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手段，把过去发生过的海量案件分门别类的输入数据库，形成海量大数据库，为不同类别的案型提供不同证据标准打好基础，从而进一步规范知道案件的侦查、起诉与审判，使侦查、起诉、审判有可遵循的基本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技术形成的证据制度规则，虽然可以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对规范化的证明进行及时的检验与提出改进建议，但也有其弊端与现实实施限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件的证据标准是否能够统一。侦查阶段一般是根据报案人提供的案件信息，进行不断的侦查扩充，在该阶段中，案件的事实与证明材料都是不可知的，需要经办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进行积极的调查取证，这也是辩护人需要积极向办案机关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的原因，案件在这个阶段极有可能出现起诉意见中的罪名与报案人一开始描述的罪名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可见，侦查阶段的经办人员，往往无法与见到审判阶段案件举证质证的情况，如果只是机械的要求侦查阶段的办案人员以审判为中心，会导致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因果倒置的问题。所以，弄清统一证据标准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中应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以审判为中心推进改革是否意味着要制定一个机械统一证据标准？答案是否定的。审判为忠心是要求审判发挥真正实质化的作用，而运用大数据建立统一的证据证明力标准，是指在收集、审查、运用证据中，为办案人员提供一个框架性的、指导性的、参考性的标准，并不是机械的唯一证明标准。鉴于刑事案件千差万别，各类证据的证明效力各有不同，机械的证明标准只会让冤假错案雪上加霜，但是在诸如诉讼文书中的各类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等等存在较为统一规范要求的证据中建立标准，会使得办案人员的效率大大提高，也会为辩护人的辩护工作减轻负担。随着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刑事证据中视听资料证据种类和电子数据证据种类日趋相同，而且各种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一趋势不仅是未来应对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的需要，而且也使得电子证据在传统犯罪审判过程中成为关键，这代表着未来司法发展的一个方向。科学证据指那些在诉讼程序中，通过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科学原理、规律或者技术方法而发现、写实或者保全的对案件事实有证明意义的证据，所以一旦科学证据的证明事实如果有争议，可以在诉讼中重复验证，也更能为审判提供依据。要使大数据技术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注入新活力，需要对涉及新技术、新方法等技术类证据在提取、质证、认证过程中进行规则的完善，并且也囊括了对评判体系的建设完善。关于大数据能否作为证据这一问题，我国司法界也有相关讨论，有的学者们认为，一方面，大数据作为收集、分析证据的一种方法，其本身是无法成为证据的。比如从DNA信息库、指纹库中提取到比对成功的数据，具有证明效力的并不是大数据而是其比对成功的数据，所以大数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只是寻找、分析证据的一种方式方法。有的学者们认为，大数据具有作为“证据资格”的证据能力。网络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审查应当包括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三方面要求，大数据作为证据，只要能证明其与所待证明的事实之间的联系，对所涉案件具有法律意义，符合证据证明效力三性，也能作为证据。并且，大数据作为证据具有积极的现实司法意义，现代侦查活动中，很多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的取得都是通过科技手段获取的，不管是微信或者电子邮件的往来记录与内容、通话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录像，恢复已经删除的手机、电脑数据，都需要依靠科技手段，能帮助办案人员更准确的还原案件事实。二、关于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分类运用大数据帮助我们办理案件，需要统一证据的标准与证据制度。《刑事诉讼法》中的八种证据都无一例外的被现代科技证据涵盖了，但对这八种证据的标准法律解释比较简单，审查判断也多是针对到电子数据的审查，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运用大数据证据，对于运用大数据证据应该明确其应用、审查、提取等多方面的标准，我国现阶段立法对这一块并不完善。将大数据转化为我们司法实践中需要的大数据证据，需要将实践中数据汇总并进行分析，利用构建好的分析模型与机器算法，从大数据中运算得出结论。在传统的质证方法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质证是大数据证据质证面对的难点。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涉嫌组织传销、集资诈骗的案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型的鉴定意见书。这些意见书往往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其后台数据库进行检验分析。因此有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将大数据证据囊括进鉴定意见的范围进行规范，有利于大数据证据的适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行为将会面临诸多问题。因为这就面临了要将大数据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业务范围：在鉴定方法方面，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电子数物证数据搜素检验规程》与大数据证据采取的《数字化设备证据数据发现提取固定方法》并不完全对应；在鉴定主题方面，传统意义上的鉴定主题是专家，这与大数据证据的主体——机器算法有较大的出入，如果将专家扩大化到机器算法，这种扩大化解释也显得过于超前了。还有一种意见是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专家辅助人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法第16条规定：“对扣押的原始存储介质或者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通过恢复、破解、统计、关联、比对等方式进行检查。”已经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司法鉴定工作——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而更像是专家利用大数据分析证据辅助办案活动，就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运用专门知识参与办案活动，协助解决专门性问题或者提出意见。由此可知，专家辅助人意见是一种比鉴定意见更加宽泛的概念，只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提出的意见都是专家辅助人意见。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观点由此而来。但“专家辅助人意见”这一证据形式并不存在于我国的诉讼法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22条第2款之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关于适用的解释》第87条第1款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这种观点就能将大数据证据拔高到“准当事人陈述”或“定罪量刑的参考”的证明效力，这也是不恰当的，这种观点不仅不能规避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对大数据证据的相关立法，也将“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地位缺乏必要法律解释问题提出，不利于司法的实践。可以看到关于大数据证据的分类归属，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各不相同，还有将大数据证据视为证人证言，言词证据；有将大数据证据视为物证、书证的，这都是司法实践中对大数据证据的认可与积极探索。笔者认为，大数据在不同的案件语境中均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大数据证据的定位在时下的司法现状中被定位在我国法定的八种证据形式下根据案情切换，是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但在未来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单列的证据新形势也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关于大数据证据的立法，更有赖于先进的大数据运用技术、先进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案例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数据库。三、大数据运用对律师辩护的影响现代社会中，草拟常规的诉讼文书诸如民间借贷起诉书等，撰写一些简单的合同文书诸如买卖、借贷、租赁合同已经是每个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些诉讼文书甚至一些简单的辩护意见能如此轻松就能在网上获得，往往使一些初级律师的业务遭到冲击，现代科技应用改变了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公检法机关的交流方式。从辩护人的角度而言，在这种背景下怎样更好地与当事人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关系，如何提供服务令当事人满意的法律服务，探究采取什么方式能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整个辩护律师行业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才能推进执业规范，提升法律服务完善，增强防范执业风险意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所不同，刑法的强制性、规范性使得每个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工作都具有独创性，不同的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律师熟悉案卷材料，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全面掌握，能依据事实法律关系去收集其所需证据，并提出相适应的辩护意见。所以大数据对一个成熟执业的律师来说并不是威胁而是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帮助。律师应该重视职业成长中对大数据的应用。举证质证是律师辩护中的重要一环，面对大数据证据，辩护律师除了要掌握刑事诉讼中质证技巧之外，还需要综合知识背景，能熟练利用大数据加强辩护说理论证。运用到大数据证据的案件大多是复杂案件中，其中的证据不管是种类抑或是数量都比较多，面对较庞杂的工作，使用系统检索辩护人所需证据既能节约实践提高工作效率，也能更准确全面的在海量证据中准确全面的获取。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系与英美判例法系并不相同，司法判例对我国法官开展审判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律师开展辩护工作时，通过收集过去的相同地域或者类似案情的人民法院判决书，不管是提供给法官进行参考，或是自己分析法院的量刑情节都可以为辩护工作的更好展开提供帮助，再次意义上，通过大数据的运用，使得辩护律师可以快速全面的收集全国各级法院的多个案例判决书，从数额、情节、职务等方面分析同类案件的量刑尺度，从量刑均衡的角度进行辩护，达到逾期辩护目的。在对以大数据证据为代表的电子数据证据进行质证过程中，大数据证据因为其网络载体的共享性，待证事实所需的证据数据往往与无关人员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电子数据进行查处时，难免会涉及到获取了其他人员的隐私信息，如果不能准确的提取所需证据，将会面对可能侵犯他人隐私的尴尬局面，但无论如何维护司法人权、保护公民隐私的价值理应优先。同时，由于大数据证据跟传统书证物证不一样，不是以其存在形式被人直接感知，要借助相应的形式或者打印设备才得以被人现实感知，以进行举证质证活动，而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在转化过程中容易被人篡改，或者证据被截取不完整，其证据内容就有不确定性。这是辩护人在质证过程需要重点关注的。同样难度加大的还有辩护的难度，司法机关利用大数据系统后，检方的起诉材料质量将会大增，一些较常见的证据瑕疵或许将不复存在，这就导致了辩护人的可辨点与辩护空间被缩小。司法机关内部使用的核心科技资源可能不与辩护律师共享，从而检方取得相对的高科技优势，进一步加剧控辩双方之间的不平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可能会导致法官检察官对机器的判断形成依赖、固执，无视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质疑。一方面，目前科技改革的内容以提高效率为主，以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在提高质量、保证司法公正方面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对机器过分依赖时，会弱化控方临场支持公诉的能力，有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新的机遇。通过强化辩护技术，辩护人将有可能防止控辩力量对比失衡的加剧。在面对案件的个性与特性时，机器的判断依赖人所提供的材料，辩护律师则可以在这些方面充分发挥人的理性判断的优势，运用缜密的法律逻辑思维去开展辩护工作。可见，大数据运用不仅是司法机关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辩护律师面对现今社会发展的新机遇。

如何阻隔悬在企业家头顶的利剑——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所新设的一个罪名，增设骗取贷款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防范和惩治骗取贷款的行为，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个企业均无法脱离贷款行为，骗取贷款罪其实距离企业家们并不遥远，应当引起企业家们的重视，因此，厘清骗取贷款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结果表现为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0年5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该罪的入罪标准为：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认定骗取贷款罪主要考量一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欺骗手段的认定，二是对“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和理解。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厘清骗取贷款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对“欺骗手段”的认定在现实中，参照贷款诈骗罪的五种手段,“欺骗手段”可以一般体现为：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和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笔者认为：在判断以上五种手段是否达到入罪的标准应对分别进行考量，1.既要判断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的虚假理由是否是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主要理由，还要分析所发放贷款的实际用途，该贷款是否实际用于之前所描述的事项和项目。2.要判断虚假的经济合同和虚假的证明文件是根本不存在还是仅仅存在一定的瑕疵。3.既要判断虚假的产权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在所有担保物中所占的比重，还要考量贷款企业所提供的全部担保是否能够覆盖所贷款数额。以上“欺骗手段”的骗取贷款罪的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是行为人入罪的必要前提，因此，在评判这些“欺骗手段”时应当遵循客观的原则，应当要求这些“欺骗手段”的程度具有彻底性，足以让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作出错误的判断，而且还要求这些“欺骗手段”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作出错误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二、对“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和理解。其实认定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据并不难，《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已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认定重大损失应当具有必要的前提，即该损失应当是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已采取了诉讼等手段后仍无法追回的贷款数额。对于在没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如何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才难点。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骗取贷款罪是结果犯与行为犯并存的犯罪，鉴于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其他严重情节进行界定，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应当达到以下程度方可称得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1.就行为的危害程度而言，“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与“重大损失”具有一定的相当性。2.就行为的数量而言，“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体现在具有多次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3.就行为的违法性而言，应当具有采用欺骗手段受到处罚后又欺骗金融机构的情形。前文所述，商业贷款或许是每个企业都将会遇到的行为，或许每个企业家头顶都悬挂着骗取贷款罪这把利剑，如果准确认定骗取贷款罪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对于骗取贷款罪的界定应当从立法的本意出发，不仅要关注骗取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应当进行实质把握。基于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对于仅仅是在贷款中提供了一些具有瑕疵的资料的行为不应当入罪，特别是对于在没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适用其他严重情节来认定犯罪行为应当具有可以量化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