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

再小的案子也要做成精品自1997年开始做律师到现在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辩护过上千起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无罪辩护成功的也有数百起了，但是一直没有为危险驾驶罪（醉驾）辩护过。因为危险驾驶罪一般就是判处六个月以下拘役，在资深律师看来，这种小案子不值得办。所以这些年虽然有些危险驾驶罪（醉驾）案子找我，但我都以各种理由推掉了。去年九月底，省城济南的一位*先生忽然到淄博找到了我，希望我去济南给他的危险驾驶罪进行辩护。基于刚才所说的原因，我委婉的拒绝了他。但是过了几天，济南的*先生又来淄博找我，还是希望委托我给他辩护，我还是拒绝了他。没想到，*先生又第三次来找我，并表示这个案子虽然在我眼里是小案子，但是对他的意义非常重大。我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先生喝了数杯白酒后驾车并发生交通事故，抽血化验酒精含量达到了183毫克/100毫升，交警全程执法记录仪进行了录音录像，*先生也在酒精化验鉴定书上签字认可，*先生在供述笔录也承认喝了数杯白酒，和*先生一起喝酒的几个当事人也被交警作了询问笔录。案子现在已经移送到济南**区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先生在济南花数十万元重金聘请了两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其辩护，两位主任律师去检察院复制回全部证据材料进行研究论证后，明确告知*先生：“因为当事人供述笔录、现场勘查、血样抽取化验等证据材料非常充分完整，并且交警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因此无罪辩护是绝对不会成功的”。醉驾造成的危险驾驶罪虽然量刑不重，但是对*先生的人生和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首先*先生在单位（这单位兼有行政职能和企业性质）的领导职务保不住了，其次*先生两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的前途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公务员、军校的政审是不行了。所以在济南两个大律师下了决定性论断后，*先生的心是拔凉拔凉的。*先生听省高院的法官朋友谈起过我无罪辩护的案子，于是从省城济南来到淄博找到我，希望我去济南为其辩护。鉴于*先生数次的坚持和诚恳的态度，我决定接受委托，为*先生醉驾案辩护。第二天我到济南**区检察院递交了委托手续，并复制了案件全部的证据材料和事故当晚的同步录音录像。回到淄博后，我首先把案件材料全部看熟吃透，发现了酒精含量鉴定书中没有载明鉴定方法（醉驾案的酒精含量检测中有两种鉴定方法是明令禁止的）。然后又用大屏幕显示器反复观看了从事故发生到抽血化验结束的全部录像，重点查看抽血化验时的过程，连续观看了七十多遍，牢牢记熟了录像中的全部细节。然后我去了两次济南***医院，也就是事故发生当晚抽血的医院，这也是济南**区交警醉驾抽血的定点医院。在导医台和急诊室，我询问医务人员：“我发烧需要抽血化验，但我对酒精过敏，你们医院的消毒液是否含酒精？”，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们医院这些年一直使用酒精含量百分之六十五的消毒液，你去其他医院抽血化验吧”，我确认录音笔已经清晰的录下了对话。然后我又在急诊室逐个辨认事故当晚参与抽血的护士，终于找到并确认了录像中抽血的护士后，惊奇的发现这个护士的名字和《当事人血样登记表》上医务人员签名栏中的名字不是一个人。回到淄博后立即写了律师意见书，陈述了*先生危险驾驶罪（醉驾）一案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希望公安撤销案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内容虚假，在《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签字的医务人员不是抽取血样的医务人员；二、抽血化验时使用了乙醇含量百分之六十五的复合碘消毒液，对血样造成了污染，影响了酒精含量的准确性；三、血样检测鉴定报告中没有“鉴定使用的方法”，是无效的鉴定报告。济南**区检察院承办本案的公诉检察官听了我的律师意见后情绪有些激动，说“当事人以前委托的全省最好的两个大律师均表示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可能无罪，我这个淄博律师纯属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并表示这个案子没有任何问题，是个铁案，分管检察长已经签过字了，肯定要公诉到法院，而且肯定会判定有罪。案子在11月底公诉到了济南市**区法院，我立即递交了委托辩护的公函手续，并向承办法官提交了书面无罪辩护意见。但是案子公诉到法院后，如果认定为无罪，那就是公安和检察院工作出现了失误，是要追究责任的，对公安和检察院的打击非常大。因此法院非常慎重，迟迟未安排开庭。而交警办案单位针对我提交的无罪辩护意见，连续向法院提交办案说明，希望弥补本案的漏洞。在案件公诉到法院四个月后（已经超过了审理期限），终于接到了法院的开庭通知，我赶紧购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济南市里开车非常拥堵，因此不敢开车去）。然而在开庭前一天的晚上，忽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明天的庭不开了，检察院要求延期。两个月后又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但是又在开庭的前一天晚上通知我：检察院又要求延期，不开庭了。虽然一直没有开庭，但是双方剑拔弩张，形势非常紧张。交警办案单位通过检察院连续三次向法院提交了七份办案说明，都是针对“消毒液含酒精”、“签字的不是抽取血样的医务人员”、“鉴定书上没有鉴定方法”这些问题，希望把缺陷和漏洞予以弥补。我作为辩护律师也连续提交了三次书面辩护意见，针锋相对的反驳办案单位和公诉机关的办案说明。在案件公诉到法院整整一年后，终于收到了法院的通知：检察院把*先生的危险驾驶罪（醉驾）案件撤诉了。检察院公诉人对*先生说“这是这些年来济南第一起撤回公诉没有判刑的醉驾案子”，让*先生好自为之。*先生的职务保住了，两个孩子的锦绣前程也不会受到影响了。而我在律师执业二十多年里，办理的唯一一件危险驾驶罪也无罪辩护成功了。律师的无罪辩护非常艰难，因为这关系到案件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的荣辱和前途。如果案件最后认定为无罪，那侦查人员和公诉检察官轻则受处分，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无罪辩护所遇到的困难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但是辩护律师只要有明察秋毫的细心，有不畏艰险的恒心，有对委托人负责的真心，最终肯定会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这也是社会和法治不断进步的督促和保证。作为一个优秀的资深律师，既然接受了委托，再小的案子也要做成精品！

非法买卖、非法持有枪支罪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受被告许某某亲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许某某本人同意，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被告人许某某涉嫌非法买卖、非法持有枪支一案的辩护人，通过庭前查阅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活动，听取公诉方的公诉意见，现就本案阐述以下辩护意见：一、公诉方指控被告人许某某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辩护人认为，该指控不能成立。理由是：1、被告人许某某主观上不符合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非法持有枪支罪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即明知不能私自持有而持有，不论行为人出于什么目的（见周道弯、张军主编的《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第107页）。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人许某某主观上并不知道不能私自持有枪支，更不知道私自持有枪支的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2、被告人非法持有枪支时（2008年8月）还是未成年人，持有枪支的目的仅仅是用来打鸟耍，并且由于从孙某某处借来的枪支不能正常使用，所以一直把它放在张某家，几个月的时间都没去拿出来耍。因此，其持有枪支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宜按犯罪处理。二、公诉方指控被告人许某某非法****的时间和数量与客观事实有出入。1、被告人许某某购买第一支火药枪的时间，起诉书指控的是“2009年3月的一天”，而被告人许某某第一次供述是2009年二、三月，第二次供述的是2009年3月左右；被告人张某供述的是“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被告人王某在公安机关侦查时供述的是“今年农历六月的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过了几天”，在庭审中回答辩护人提问时，回答的又是记不清楚卖枪给许某某的具体年月，从公诉方的证据上看，根本不能确认被告人许某某购买第一支枪的时间是在“2009年3月的一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之规定，应当认定被告人许某某购买第一支枪的时间是在未满十八周岁之前（即2009年2月6日之前）。2、被告人许某某购**支的数量。起诉书指控的是两支，公诉人在庭审中变更指控为三支，即包含在被告人齐某处购买的枪支一支。而根据公诉方提交的淄博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淄）公（痕物）鉴定［2009］90号痕迹鉴定书，区公安局送检的五支火药枪，其中有二支为枪管，不具备枪支构成要件，剩下的三支构成枪支要件，具备杀伤力。这三支即被告人许某某从孙某某处借来的一支，从被告人张某处购买的两支。也就是说，被告人许某某从被告人张某处购买的枪支到底是否具备杀伤力，没有鉴定意见支撑。非法****罪中的“枪支”，是指根据枪支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从张某处购买的枪支由于已经被袁某摔坏，是否具备杀伤力存在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把这支枪的买卖作为被告人许某某和张某的犯罪事实来指控，是不恰当的。三、被告人许某某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请合议庭在对其量刑时予以考虑：（一）被告人许某某具有以下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许某某非法持有枪支是在2008年8月，即其未成年以前，非法买卖的第一支枪支也是在未成年之前（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许某某具有自首情节。根据证人袁某的询问笔录，在其向区公安局报警之前一天，即2009年10月6日，通过袁某做思想工作，被告人许某某主动把三支枪交到伯伯许某的手中，与许某商量要把枪支交到派出所，由于在被告人张某处的那支枪还没得到，所以当天就没有交，心想等张某处的那支枪拿到后马上去交。由于张某拒不交出藏匿的枪支，许某才到派出所报案，并且主动把三支枪上交给公安机关。许某去报案的行为，是在与被告人许某某商量后去报的案，应当视为被告人许某某自动投案。许某交出枪支，也是代被告人许某某交出枪支。许某到派出所报案后，民警在许某的带领下，到被告人张某家进行搜查，搜查后，许某又将民警带到自己家中提取火药枪，然后在街上把许某某叫上，一起到派出所录口供。因此，被告人许某某实际上是与许某一起到派出所去，同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但由于证人许某及被告人许某某对法律都不了解，公安人员怎么记，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在没怎么看笔录的情况下，就在笔录上签了字。但从笔录中的一些细节仍然可以看出上述事实：许某的询问笔录上的时间“2009年10月7日11时00分至2009年10月7日12时10分”是不真实的。根据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许某是2009年10月7日11时0分到派出所报警的。许某的笔录第3页有这样的陈述：“于是今天早上我就到你们派出所反映了这事的全过程，派出所的范公安和吴公安就和我一起到张某家……叫我和他们先回派出所，到派出所后，你们公安又叫我带路去把我家中那三把火药枪取出来，我就带你们公安到我家把昨天那三把枪取了出来，之后又回到派出所做笔录，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一细节说明，许某并不是一报案就开始做笔录，而是在把公安人员带去张某家搜查，然后又带公安人员到自己家中提取枪支后，才回派出所录口供。根据公安在张某家的现场勘查笔录，勘查时间为“2009年10月7日12时25分至2009年10月7日12时50分”。在许某家中提取枪支的时间没有具体到何时何分，但从距离上和过程上推断，许某的笔录最起码也应当是在2009年10月7日14时之后才开始记的。许某带公安人员提取枪支后，就到步行街上许某某门头处把他叫上一同到了派出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精神，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所以，被告人许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被告人许某某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二）被告人许某某具有以下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许某某持有、****的动机仅仅是出于好耍，弄来打鸟耍，并不是用枪来意图行凶作恶，或准备实施其它犯罪活动，在他的心目中，觉得拿火药枪耍和一个小孩子拿玩具枪耍没什么两样，只是火药枪可能更刺激一点而已。因此，其主观恶性并不深。2、被告人许某某在此之前无任何违法犯罪经历。3、从悔罪表现看，他本人经过伯伯许某的劝说，主动把枪支交给许某，并通过许某把枪转交到公安机关，说明其真诚悔过。4、从他的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看，他从小遵纪守法，在家是个好孩子，在校是个好学生。综上所述，被告人许某某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求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另外，从帮教条件上看，被告人许某某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且也在他的身边，在固定的职业，具备监护、帮教的条件，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此，请求法庭对其适用缓刑。辩护人: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张建律师

认定新老公司人格混同，成功追回数百万欠款。张建律师自1997年从事律师职业以来，办理过上千起经济纠纷案件，发现公司为了逃避债务，经常把优良资产转移出去成立新公司，然后老公司只剩下空壳留下几个人应付诉讼。这就导致债权人起诉老公司后，因为老公司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而执行终止，出现打赢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在近年成功办理过一起经济纠纷案子。淄博高青的一家大型公司因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还，就把公司的土地、厂房、设备等价值数千万的资产转移出去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老公司虽然没有了任何财产，但还挂着牌子，只留了两个人应付法院的官司。银行等债权人起诉老公司，胜诉后进入强制执行，发现老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只能终止执行。某债权人找到了淄博律师张建，请求帮忙追要老公司拖欠的数百万元货款。张建律师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取证，发现新老公司之间的工作人员相互混同，财产转移的手续有漏洞。于是在掌握大量证据后起诉到法院，要求认定新老两家公司人格混同，新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偿还老公司的债务。在法院开庭后，新公司见原告的证据充分确凿，被迫在判决前替老公司偿还了数百万元的债务。现将将在实践中总结的关于认定公司人格混同的有关体会和经验贡献出来，供大家参考。一、公司人格混同的特征1、人员混同。这是指公司之间在组织机构和人员上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如公司之间董事相互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甚至雇员也相同，最典型的情形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2、业务混同。这是指公司之间从事相同的业务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彼此不分。如同一业务有时以这家公司名义进行，有时又以另一公司名义进行，以至于与之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无法分清与哪家公司进行交易活动。3、财务混同。这是指公司之间账簿、账户混同，或者两者之间不当冲账。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依法合并财税报表，以及在分开记账、支取自由前提下的集中现金管理，不应被视为财务混同。4、地址混同。这是指两公司的经营地址系在同一地点。二、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质因素财产混同是指公司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的财产。如公司的住所地、营业场所相同，共同使用同一办公设施、机器设备，公司之间的资金混同，各自的收益不加区分，公司之间的财产随意调用等等。这是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质因素，因为财产混同违背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公司资本维持和公司资本不变等基本原则，潜伏着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或被私吞、挪用的重大隐患，严重影响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能力。三、公司人格混同的结果因素公司人格混同的结果因素是指人格混同的程度必须达到严重损害侵权人利益的后果时，法院才否认公司的公司人格，让公司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四、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公司人格混同的证据由于需要债权人去证明公司人格的混同，但是实践中，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表现多种多样。但是，在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当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在财产、组织机构和经营业务上发生混同时，就应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而相应地，应该主要从公司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经营业务混同三方面来入手。以下我们从败诉案件中，寻找证据收集的突破点：1、从财产是否混同入手查询企业内档，核实企业资产信息是否存在未变更及其他混同情形。搜集企业转移资产的手续材料，仔细找出其中的漏洞和不合理之处。实地调查企业的经营场所，咨询物业公司及其下属员工，请求法院调取公司财务账簿等。2、从组织机构是否混同入手查询企业内档，查看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同一，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控股股东等。尽可能收集企业与第三方交易信息，比如发票信息抬头信息，签收单签名信息等等。3、从业务是否混同入手对于上市公司除了上述证据的收集外，需高度关注的是其财务审计报告及再投资信息等。4、从上述混同是否存在持续的重叠情形入手在认定人格混同方面，我们需要对企业的所有经营账簿保持高度质疑。从财务审计报告及第三方交易信息入手查询人格混同的持续性。对于交易信息，还需考虑是否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等。5、出资不实和不当减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人格混同的证据由于人格混同的结果因素是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即使得企业丧失了偿债能力。虽然企业的不当减资或出资不实，债权人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予以维护其自身权益，但是我们收集人格混同证据时，对于该项内容应保持合理怀疑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肯定能搜集到新老两家公司人格混同的证据。就可以用法律手段促使新公司偿还老公司的债务,使老公司金蝉脱壳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企图彻底破灭。

近日，张建律师作为政协委员出席了由山东省鲁中监狱提请的陈某等5名罪犯减刑案件的公开审理。为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合法、公正，接受社会监督，此次庭审专门邀请了政协委员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律师旁听庭审过程。以此切实加强对职务犯、金融犯、涉黑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在法庭公开审理之前，驻鲁中监狱检察室干警通过多种形式调查了解拟减刑罪犯的改造情况和思想动态，强化实质性审查。全程参与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及列席监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评审委员会对减刑案件的审查评议，并加强走访，查找减刑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减刑问题，确保杜绝“有权人”、“有钱人”减刑过快、服刑时间偏短等情况发生。在此次公开审理中，检察人员依法对庭审程序进行审查。淄博市人民法院刑庭法官通过法庭调查和质证，先后向罪犯本人、出庭证人就罪犯日常表现、计分考核成绩、赃款追缴和财产刑是否执行等细节进行提问核实，并结合庭审情况、罪犯的悔改表现是否符合减刑条件、提请减刑程序是否合法等分别发表出庭意见。政协委员淄博资深律师张建全程监督旁听了减刑庭审的全过程。

近日，张建律师参加了检察院邀请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会上，张建律师作为政协委员代表做了发言，肯定了检察院的工作成绩，并对刑事案件的批捕和审查起诉等检察院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无罪辩护要点和技巧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所张建律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根据刑法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通俗点讲，构成该罪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拉人头”入会，并依据发展下线的人数作为计酬及返利的依据。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更是在定性、定罪、量刑方面进行了细化，但是传销犯罪案件活动轨迹比较长，取证比较困难，给司法办案部门带来了挑战，同时使律师也有很大的辩护空间。笔者对自己在二十多年律师执业中成功办理的传销犯罪案件进行梳理，总结了律师在代理传销犯罪案件的无罪辩护要点和技巧。主要从事实认定和对公安机关证据质证这两个角度阐述进行无罪辩护的经验和技巧。首先从事实的认定角度要严格把握和区分以下几点：一、首先需要区分是直销活动还是传销活动。2005年8月23日以后，根据国务院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这两个条例，明确把传销活动与直销活动区别开来，确定了直销是合法的，而传销是违法的。但是，直销活动与传销活动在客观方面很多相似的地立，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大量的把直销活动当作传销活动进行打击的案例。那么直销和传销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区别划分：（1）有无入门费。传销活动会收取入门费，或者以认购产品、服务的方式来收取入门费。而直销活动则没有此费用。（2）有无依托优质产品。传销活动往往是在炒概念，没有产品或虽有产品，但属于无价值但价格高的产品。而直销活动的产品标价则物有所值。（3）有无产品流通。传销活动的产品往往不在市场上流通，由于无法销售出去，最后的局面是所有销售人员人手一份。而直销活动中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往往比较好。（4）有无退货保障制度。传销活动的产品一旦销售就无法退换，或者想方设法给退货顾客设置障碍。而直销活动则会为顾客提供完善的购货保障。（5）有无金字塔式结构。传销活动中先参加者会发展下线，从发展下线的入门费中订酬，先加入者永远领先于后来者。而直销活动则是收益不分先后，多劳多得。（6）有无店铺经营。传销活动停留在发展人员状态。而直销活动往往是店铺雇佣直销员，直销员归属到店。（7）有无经营许可证。传销活动本身非法，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经营许可证。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从事直销的企业必须取得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证。二、如果是传销活动，就需要划分是经营型传销活动还是诈骗型传销活动，因为经营型传销不构成犯罪，只有诈骗型传销活动才构成犯罪。经营型传销活动与诈骗型传销活动往往都是采取“团队计酬”的销售模式，但应该如何区分呢：（1）经营型传销活动中，组织者或者领导者也会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支付上线报酬。而诈骗型传销活动中，是以发展的下线人数或下线缴纳的入门费为依据计算和支付上线报酬。（2）经营型传销活动中，存在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即其产品或服务与价格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不存在质劣价高。而诈骗型传销活动中，只是以经营活动为名，实质上不存在产品或服务或即使存在也是质劣价高的道具商品。（3）经营型传销活动的营利以等价交易获取，通过买卖达成。而诈骗型传销的营利则是空手套白狼，通过诈骗达成。（4）经营型传销活动只是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的违法行为，但不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而诈骗型传销活动则是触犯刑法的犯罪。三、如果确认了是诈骗型传销犯罪活动，那么需要查证传销组织的层级、人数是否达到追诉标准。根据《传销意见》的规定，就算是诈骗型传销，如果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没有达到追诉标准，即没有“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只能认定为违法，不能认定为犯罪。必须指出的是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必须是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即传销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等领导、组织者以及那些“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的人员。对于那些没有获得加入资格、不属于传销组织中某一层级的单纯提供劳务的人员，不能计算为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传销意见》之所以要求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限定为三十人以上，传销组织的层级在三级以上，主要是考虑到只有达到这一人数及层级要求，传销活动的规模及其造成的危害才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才能追究特定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四、如果诈骗型传销组织达到了追诉标准，那么需要查证当事人在传销活动中是一般参加者还是组织、领导者。对于组织、领导者，根据《传销意见》的规定，通常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五、最后，只有诈骗型传销组织中的组织、领导者才构成犯罪，需要查证当事人是否在实际的传销活动中切实履行了组织、领导职责。根据《传销意见》的规定可知，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组织中承担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关键作用的人员。司法实务中，有的传销人员虽然晋升组织或领导者级别，但是其并未实际履行组织或领导职责，根据责任主义原则，量刑不得超出非难可能性的范围与程度；既然未实际履行其组织或领导职责，就不具有非难可能性，就不应将这些名义上的组织者、领导者认定为组织、领导者。以上几点是律师在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做无罪辩护时，从事实部分应该着重考虑的无罪角度。那么律师在对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进行质证时，如何实现无罪辩护的目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四点：第一、律师应审查证据是否具有证明骗取财物的故意。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罪状明载明“骗取财物”可知，该罪的主观方面特征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行为，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为了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仍然实施这种行为，且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该类证据主要集中在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等言辞证据中。由于公安机关主要以该类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要件，对是否能够证明犯罪行为为犯罪嫌疑人所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律师在审查此类时应特别注意，确认不属于有主观犯罪故意的情况。第二、律师应审查证明层次结构的证据真实性和完整性。《刑法》条文中明确载明了“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体现了对于传销组织的层次结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明确规定了：“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以立案。”由此可见，只有达到一定的层级才能被作为刑事案件来立案侦查，否则就属于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的情况，不构成犯罪的条件和标准。第三、律师应审查签署的合同、协议履行是否属实的证据，并搜集固定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以推销商品、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体现了对于涉案人员签署的合同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实际履行的要求。在网络传销案件中，参与传销组织的人员往往与组织者、领导者签署一定的合同、协议等书面合同。办案机关往往会调取并排除该类合同或协议真实履行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认定并证明组织者、领导者假借商品、服务名义而实际以缴纳费用等方式扩展传销组织人员数量的作用，否则难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因此作为律师就应该着重搜集可以证明此类合同、协议实际履行的证据，以此来证明组织、领导者并未构成传销犯罪的事实情况。第四、律师应着重审查证明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证据。由于传销组织的利益来源与产品销售、提供的服务无关，只是来源于下线缴纳的费用，用最后一批参加者的损失获取盈利，组织本身并没有创造任何真正的价值，所以侦查机关会注重搜集与计酬或者返利有关的证据，只有证明了计酬或者返利的来源并非商品出售或经营所得，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传销活动，否则就不构成传销犯罪。因此这方面的证据是律师进行质证的关键和重点。以上是笔者在二十多年的律师执业中办理传销犯罪的心得体会，希望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帮助。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但律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正义。张建律师（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