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强

贩卖毒品罪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贩卖毒品案的第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xxx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本身不持异议，但本案被告人xxx涉及的毒品分两部分，应当分别定性，且xxx具有从轻减轻量刑情节。一、对于已经出售的xxx克毒品。已经出售的毒品纯度不高，含量低。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量刑时应当考虑毒品含量。1、根据被告人xxx的供述，从广东买的毒品是由冰毒加添加料构成的，添加料成分大于冰毒且高于50%。2、关于（xxx女）的毒品成分定性鉴定报告，10号物证袋检出氯胺酮和扑热息痛；特别是关于（xxx男）的毒品成分定性鉴定报告，检出环己胺盐酸盐成分也说明了毒品掺假的事实。3、侦查阶段对该部分毒品只做了定性检测，没有作定量检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两次座谈会纪要，本案这部分毒品是应当定量检测的。二、对于查获的毒品。1、查获的这部分毒品首先不能认定为贩卖即遂。贩卖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而本案毒品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与买方达成协议。2、查获的毒品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根据本案证据，除被告人xxx自己的供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部分毒品是以贩卖为目的。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3、被告人xxx自己吸食毒品，也请别人吸食毒品。该部分毒品不排除其自己吸食以及请人吸食的可能性。持有的目的不可知，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3、对于麻古没有做定量检测，本身添加料色素、香料等成分较多，毒品含量较小。不能按照同时被查获的冰毒来评价其社会危害性。三、被查获的毒品没有进入流通环节，没有流人社会，其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便不存在，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四、被告人xxx具有坦白情节，根据其坦白，公安机关查获了其持有的毒品和枪支。被告人xxx归案后，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知道的全部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如实供述而且供述稳定，且都有较好认罪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意见，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和情节的，较之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应予从轻量刑；供述内容相对稳定的较之翻供变化的应予从轻；认罪悔罪早的相比认罪晚的应予从轻。五、被告人xxx当庭自愿认罪且认罪态度好。尽管已经坦白，但就本案而言，其当庭认罪还是具有一定程序价值，不产生重复评价的问题。六、被告人xxx系初犯。此前的一贯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违纪之前科。依照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既要通过法院审判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又要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同时兼顾禁毒工作的复杂性、系统性与刑罚轻刑化的法治文明走向，综合本案证据与事实，辩护人希望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辩护人：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永强2013年4月26日

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xxxxx小学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与xxx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本案作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被告若承担责任须具备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原告在校伤害的事实、学校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伤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以及学校主观上有过错。综合本案，被告xxxxx小学作为教育机构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主要决定于以下两点：第一、教育教学活动有无过错，有多大过错。第二、教育教学活动与伤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原告与两被告各自行为对伤害后果的原因力有多大。一、被告xxxxx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并无不当。1、原告是在体育课放松活动中受伤，在放松活动中奔跑、追逐、玩耍是正常情况。放松活动是体育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体育课结束部分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降低兴奋性，放松肌肉，使肌体逐渐恢复到相对安静状态。放松活动包括所有能使人体由紧张的运动状态逐步转入到相对安静状态的各种缓和运动。放松活动的原则，一是与上课内容即活动强度相适应，二是轻松欢快。放松活动的形式多样，幽默、笑话、游戏、玩耍等是经常采用的方式。因此放松环节孩子们欢笑、奔跑玩耍，是符合体育教学规律的正常活动。2、虽然教师对学生的活动负有教育管理的义务，但只要该活动通常是安全的，教师就不应制止，学校对此也就没有过错。判断学校有无过错不能简单的以是否上课时间为标准，要具体分析学生的行为是通常明显安全的，还是确有一定风险的，以及学校与其教育教学活动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之大小。就本案而言，跑步、玩耍无论在课堂内外，无论什么时间，都不具有危险性，都是很正常的活动和行为，况且老师照管众多学生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对一约束学生以限制其正常行为，对本案突发状况无从预见。原告法定代理人自己都认为：“原告作为未成年人，在体育课上，并无不当行为”。既然并无不当行为，又何须制止？二、被告xxxxx小学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教育机构的法定义务是“教育、管理职责”，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关系是教育、管理关系。1、关于教育职责。所谓“教育职责”，是指依法进行保护儿童人身安全日常教育的义务。教育机构通过履行教育职责，使儿童掌握应有的防范人身伤害危险的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当遇到危险或可能发生危险时，能够正确运用避险或减轻危险后果的方法。主要包括：进行自然灾害的教育；在诸如水库、沟壑等特殊地段、场所的教育；饮食安全教育；用电防火交通安全教育以及防止他人伤害的教育等。被告xxxxx小学提交的学校领导《工作记录》、《班主任工作手册》、《主题班队会备课本》等证据充分证实了被告学校在日常教育工作中，采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实地演练等方式经常性的进行了多种安全教育（如暴力、火灾、用电、交通、上课、活动等），学校履行了教育职责。2、关于管理职责。所谓“管理职责”是指教育机构为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依法应尽的安全保障和保护义务。主要包括提供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如校舍年久失修成为危房等）；建立健全各项安保制度等。被告庭审时提交的《xxxxx小学安全管理制度汇编》《xxxxx小学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制度》等证据，证实了被告有一套全面、规范、严谨、科学的安全管理制度，履行了管理职责。三、被告xxxxx小学提交的证据应予采纳。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于教育活动的单向性即只能是教育机构教育学生，学生是受教育者，而不可能逆向。无论被告提交的工作记录、备课本还是规章制度，都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实施过程的客观记录，都证明被告履行了安全教育管理的义务。教育行为不是商务活动，有别于商务合同，学校文件以及老师书面资料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签字确认。被告xx（被告2）代理人认为被告xxxxx小学提交的证据“系有利害关系的人出具”的观点是错误的。被告xxxxx小学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是书证，以其记录的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证明案件事实，不是证人证言，不存在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证据的审核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而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并未对该三性提出异议，因此学校提交的证据应当被采纳。四、关于原被告各方责任分担问题。本案原告受伤是与另外一名在校学生即被告xxx互相玩耍、奔跑、追逐中造成，因此，产生学校与监护人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现行侵权责任法律之规定，监护人即使尽到监护职责，也只能减轻责任，而不是免除责任。法律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给予特殊保护，但法律有科学性和技术性，不是一味的、无原则的倾向于某一方，现行侵权责任法已经区别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采用学校过错推定原则。法律重在衡平利益，而不能限制人的行动自由，要求教育机构履行过高的注意义务与此原则相悖。否则，可能保护了极个别利益，但却限制了教育行为良性、能动、科学的发展，受害者却是所有学生。综上，代理人认为，被告xxxxx小学可承担小部分赔偿责任。以上代理意见，请参考。代理人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永强年月日

7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新标准，即认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为“2000元以上”、“数额巨大”的标准为“6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40万元以上”。这是山东根据“两高”最新司法解释要求，综合考量山东经济发展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后，对1998年确定的数额标准作出的相应调整。根据今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授权，山东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研究确定了山东省盗窃罪的新的具体数额标准。据山东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韩芳丽介绍，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刑罚对盗窃罪打击的弱化。依据“两高”《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凡具有“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等八种情况之一的，入罪标准可以按照百分之五十计算，即对具有以上八种情形之一的犯罪，山东执行的入罪标准可以降低为1000元。而对《解释》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被害人谅解及其他轻微情节”等情形的，即便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也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为统一全省执法标准，在出台新的盗窃罪数额标准时，《通知》同时对盗窃罪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标准作出规定，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或价值70万元以上并具有《解释》第二条第（三）至（八）项规定的加重情形之一的，可由中院管辖。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2003〕167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经济犯罪案件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4日至6日在重庆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和刑庭庭长参加了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应邀派员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总结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经济犯罪案件的工作做了部署。座谈会重点讨论了人民法院在审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并就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了共识。经整理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纪要如下：一、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二、关于贪污罪（一）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虚假平帐等贪污行为，但公共财物尚未实际转移，或者尚未被行为人控制就被查获的，应当认定为贪污未遂。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物据为己有，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认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三）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行为的认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的，应当尽量区分主从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司法实践中，如果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四）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关于受贿罪（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三）“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四）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的处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的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七）涉及股票受贿案件的认定在办理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2）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认定为受贿。四、关于挪用公款罪（一）单位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行为的认定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上述行为致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定罪处罚。（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行为的认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既包括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范围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行为人与使用人事先约定谋取个人利益实际尚未获取的情况，也包括虽未事先约定但实际已获取了个人利益的情况。其中的“个人利益”，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这种非财产性利益应当是具体的实际利益，如升学、就业等。（三）国有单位领导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借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认定国有单位领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将公款供个人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四）挪用有价证券、金融凭证用于质押行为性质的认定挪用金融凭证、有价证券用于质押，使公款处于风险之中，与挪用公款为他人提供担保没有实质的区别，符合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规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挪用公款数额以实际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数额认定。（五）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行为性质的认定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的，应当根据产生欠款的原因，分别认定属于挪用公款的何种情形。归还个人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产生的欠款，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六）挪用公款用于注册公司、企业行为性质的认定申报注册资本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成立公司、企业进行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行为性质的认定挪用公款后尚未投人实际使用的，只要同时具备“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八）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认定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对其携带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2．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帐、销毁有关帐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3．行为人截取单位收入不入帐，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4．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五、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行为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认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说明”，包括以下情况：（1）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2）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3）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4）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但能排除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二）“非法所得”的数额计算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与能够认定的所有支出的总和减去能够证实的有真实来源的所得。在具体计算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应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财产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等一并计算，而且一并减去他们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确属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的非法收入。（2）行为人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家具、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及股票、债券、存款等动产和不动产；行为人的支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费用、罚款及向他人行贿的财物等；行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稿酬、继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各种收入。（3）为了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对于行为人的财产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从行为人有比较确定的收入和财产时开始计算。六、关于渎职罪（一）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的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认定根据刑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通常是指渎职行为已经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虽然公共财产作为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二）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三）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的法律适用对于199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为），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四）关于“徇私”的理解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2005年4月25日根据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共性和特性，公诉证据标准可分为一般证据标准和特殊证据标准。一般证据标准，是指毒品犯罪通常具有的证据种类和形式；特殊证据标准，是指对某些毒品犯罪除一般证据种类和形式外，还应具有的特殊证据形式。一、一般证据标准一般证据标准，包括证明毒品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证据种类和形式。毒品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在一些特殊的毒品犯罪中，还同时侵害了国家海关管理制度等。对此，一般可通过犯罪事实的认定予以明确。《指导意见（试行）》主要针对的是证明毒品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证据种类和形式问题。（一）关于犯罪主体的证据毒品犯罪的主体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关于犯罪主体（自然人）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l、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2、户口簿或微机户口卡；3、个人履历表或入学、入伍、招工、招干等登记表；4、医院出生证明；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6、有关人员（如亲属、邻居等）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的证言。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日、居民身份证号、民族、籍贯、出生地、职业、住所地等基本情况。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年满14周岁的自然人；其它毒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l、居民身份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文件的核实对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如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情况的，可根据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的，应向证明身份文件上标明的原出具机关予以核实；原机关已撤消或者变更导致无法核实的，应向有权主管机关予以核查。经核查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原用人单位调取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应按其绰号或自报情况起诉，并在起诉书中注明。被告人自报姓名可能造成损害他人名誉、败坏道德风俗等不良影响的，可以对被告人进行编号并按编号制作起诉书，同时在起诉书中附具被告人的照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提取的法定书证（户口簿、身份证等）所记载的个人情况不真实，但没有证据证明的，应以法定书证为准。对于年龄有争议的，一般以户籍登记文件为准；出生原始记录证明户籍登记确有错误的，可以根据原始记录等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对年龄有争议，又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骨龄鉴定法”，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2、国籍的认定国籍的认定，涉及案件的审判管辖级别。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国籍。外国人的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证明。对于没有护照的，可根据边民证认定其国籍；缅甸的个别地区使用“马帮丁”作为该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故根据“马帮丁”也可认定其国籍。此外，根据有关国家有权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附有我国司法机关的《委托函》或者能够证明该份证据取证合法的证明材料），也可以认定其国籍。国籍不明的，可商请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或者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协助查明。无法查明国籍的，以无国籍人论。无国籍人，属于外国人。3、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言行举止反映他（她）可能患有精神性疾病的，应当尽量收集能够证明其精神状况的证据。证人证言可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经查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精神性疾病可能性的，应当作司法精神病鉴定。（二）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毒品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关于主观方面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2、有关证人证言；3、有关书证（书信、电话记录、手机短信记录）；4、其他有助于判断主观故意的客观事实。通过证据1、证据2和证据3，证明毒品犯罪案件的起因、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主观特征。当以上证据均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毒品犯罪的“明知”时，可通过证据4，即根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判定“明知”。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l、对于毒品犯罪中目的犯的认定，应注意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犯罪目的之证据，例如，刑法第355条第2款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2、对于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应注意收集证明共同故意的证据。3、推定“明知”应当慎重使用。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推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1）故意选择没有海关和边防检查站的边境路段绕行出入境的；（2）经过海关或边检站时，以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海关、边防检查的；（3）采用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邮检的；（4）采用体内藏毒的方法运输毒品的。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能否推定明知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1）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3）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持有毒品的。（三）关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毒品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毒品犯罪行为，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等。证明毒品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1、物证及其照片，包括毒品、毒品的半成品、毒品的前体化学物、毒品原植物、毒品原植物的种子或幼苗、制毒物品、毒资、盛装毒品的容器或包装物、作案工具等实物及其照片；2、毒资转移的凭证，如银行的支付凭证（如存折、本票、汇票、支票）和记帐凭证，毒品、制毒物品、毒品原植物等物品的交付凭证（托运单、货单、仓单、邮寄单），交通运输凭证（车票、船票、机票），同案犯之间的书信等；3、报案记录、投案记录、举报记录（信件）、控告记录（信件）、破案报告、吸毒记录等能说明案件及相关情况的书面材料；4、毒品、毒资、作案工具及其它涉案物品的扣押清单；5、相关证人证言，包括海关、边防检查人员、侦查人员的证言，以及鉴定人员对鉴定所作的说明；6、辨认笔录、指认笔录及其照片情况的文字记录，包括有关知情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辨认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毒品、毒资等犯罪对象的指认情况；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8、毒品鉴定和检验报告，包括毒品鉴定、制毒物品鉴定、毒品原植物鉴定、毒品原植物的种子或幼苗鉴定、文检鉴定、指纹鉴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吸食毒品的检验报告，以及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吸毒的被害人和被容留吸毒的人员是否吸食毒品的检验报告；9、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录像、现场制图，包括对现场的勘验、对人身的检查、对物品的检查；10、毒品数量的称量笔录；11、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等。通过上述证据证明：毒品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毒品的种类及其数量；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及管辖、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的事实；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1、毒品犯罪案件中所涉及的毒品、制毒物品，以及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都必须属于刑法规定的范围。2、收集证据过程中，应注意固定、保全证据，防止证据在转移过程中因保管失当而发生变化或灭失。3、公安机关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对不宜或不便移送的，应将这些物品的扣押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4、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言词证据，对于以刑讯逼供、诱供、指供、骗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5、在毒品、制毒物品等物证灭失的情况下，仅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不能定罪；但是，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刑讯逼供、串供等情形，能够相互印证的口供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6、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应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7、审查鉴定时，要注意鉴定主体是否合格、鉴定内容和范围是否全面、鉴定程序是否符合规范（包括检材提取、检验、鉴定方法、鉴定过程、鉴定人有无签字等）、鉴定结论是否明确具体、鉴定报告的体例形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以及鉴定结论是否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8、公安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收集的证据，因为涉及保密问题，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收集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时，应将其转化为诉讼证据。二、特殊证据标准特殊证据标准主要包括主体特殊的毒品犯罪、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某些个罪所需的特殊证据形式。（一）单位犯罪的特殊证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50条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第355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都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本罪主体。单位毒品犯罪除一般证据标准外，还需要参考以下内容：1、证明单位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例如，单位注册登记证明、单位代表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办公地和主要营业地证明等；2、证明单位犯罪主观故意的证据，例如，证明单位犯罪的目的、实施犯罪的决定形成等证明材料；3、证明单位犯罪非法所得归属的证据，例如，证明单位、金流动、非法利益分配情况等证明材料；4、证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证据。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系单位行为，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分。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2、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以自然人犯罪论处。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刑。（二）特殊主体的特殊证据刑法第355条规定的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单位和个人。该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1、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许可证”；2、有关单位对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来源、批号的证明及管理规定；3、特殊行业专营证；4、有关批文；5、有关个人的工作证、职称证明、授权书、职务任命书。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主体具有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权力和职能。（三）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的特殊证据刑法第353条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属于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这一类犯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1、被引诱、教唆、欺骗吸食、注射毒品的被害人的陈述；2、被强迫吸食、注射毒品的被害人的陈述；3、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吸食、注射毒品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其亲属的证言。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被害人的客观存在，以及被告人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强迫他人吸毒的客观事实。（四）毒品犯罪再犯的特殊证据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毒品犯罪再犯的特殊证据主要是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前科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收集、审查、判断这类证据需要注意以下问题：l、毒品再犯前科的罪名仅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2、对于同时构成毒品再犯和刑法总则规定累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适用刑法分则第356条关于毒品再犯的从重处罚规定，不再援引刑法总则中关于累犯的规定。（五）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特殊证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4）、（5）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符合这两项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下列内容：l、公安、海关、边检部门出具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材料；2、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材料或者犯罪记录。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严重情节，是否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应依法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六）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特殊证据根据刑法第351条第1款2、3项之规定，行为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或者抗拒铲除的，构成本罪。本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l、公安机关对原种植行为的处理情况说明；2、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罚决定）；3、公安机关责令铲除毒品原植物的通知书；4、公安机关警告或责令改正的记录。通过上述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曾处理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为，或者公安机关曾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铲除其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或者强制铲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种植的毒品原植物，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铲除。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数量没有达到刑法第351条第1款（1）项规定的数量较大程度，又不能证实行为人具有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