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宝泓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我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担任被告人崔某的辩护人，依法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通过庭审，辩护人根据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崔某犯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控罪不能成立。依据主要有两点一、认定事实错误；二、适用法律不当。具体表现：（一）关于加盟商的主体身份的认定。根据在卷证据显示，本案中**加盟经销合同的订立；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专卖店店名；专卖店与***公司的往来购销合同及银行凭证（银行卡）均为一人,即胡某。故此我们不难看出，根据上述相关文件及其公信力，法律效力，从法律层面上看，应当认定本案的加盟商是胡*而不是崔*。这里辩护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卷内胡某的笔录仅有一份，按照其说明的情况，办理的所有手续都是为了帮忙。对此被告人当庭提出异议。辩护人认为，胡某证言在本案中系孤证，不足为凭，不能排除其推托责任之嫌。公诉机关仅凭胡某证言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认定事实明显不妥。此外，胡某本人的笔录中他也不否认，与被告人有过利润分配的约定，这种约定应当届定为一种合作关系而非纯粹的帮忙，进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专营店所有的手续均体现为胡*，且胡对被告人的经营管理签发过委托书，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确信胡某与被告人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合作经营关系。综上，本案中应当明确的事实为，专营店的经营者为被告人，而加盟商为胡某，二者系合作经营关系。辩护人认为，届定二者的主体身份，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确定二人的各自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对此，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二）公诉机关认为，*专卖店注册成立后，利用“金源葆”公司提供的虚假各类证书及宣传资料，采取发展、培训业务的方式，通过虚假宣传，公开劝诱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销售**培养机及藻种，吸引群众参与投资。对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上述指控完全没有客观依据，实属客观归罪。（1）被告与“***”公司不具有共同的犯意以及任何犯罪意思联络，本案中这是不争的事实。（2）被告人完全不知道“***”公司所提供的各类证书及宣传资料是虚假的，如果说是“利用”，显然是本末倒置，颠倒是非。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卷宗102页有黑龙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黑）字（20162）号黑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报告一份，检测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要求；卷宗103页黑龙江**市公证处出具的（2006）*证内经字第2380号公证书一份。卷宗104页**集团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为“***”公司颁发的04007Q1159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该证书适用的范围是生命树牌生态堡鲜活螺旋藻培养机的销售和服务；卷宗105页由北京市**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卷宗106页，**营养促进会颁发的推荐证书；卷宗107页，由**市工商局*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外，中**报、*日报、**日报等多家报刊宣传“***”公司喜获“三.一五”诚信会员“荣誉称号等。诸如此类在卷内不一一列举，这所有的一切足以令人信服“***”公司的经营资质和商业信誉。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单位无一证实有关文件是”***“公司伪造的，据此有关证明文件来源是真实合法的，这点勿庸置疑。（3）被告人作为专营店的经营者，按照加盟合同的约定和要求，开展经营业务，履行的是合同义务。如果说“**”事件被比作一个商业陷井，被告人既非是这个陷井的始俑者，又非策划者，恰恰相反，他成为了这个陷井的牺牲品。如果把“***”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强加于被告人身上，这显然是极其不公正的。所谓“虚假宣传，公开劝诱”等非法手段纯粹子虚乌有，强加之罪。以上是本案认定事实的问题。二、是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一）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故意。根据我国《刑法》第16条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和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结合本案，被告人当初退居二线，闲赋家中，在偶然机会接触上了螺旋葆培养机的业务，同期“***”公司凭借各大广播、报刊、媒体为其大力营造的声势，在黑龙江省掀起经营热潮，其独有的营销模式和丰厚的回报，深深打动了经济本不十分富裕的被告人，看准商机后，在对“***”公司经营资质、商业信誉确认无疑后，被告人作通家人工作，拿出平生积攒的积蓄，投入其中。同时被告人又劝说自己的女儿将楼房抵押银行贷款7万元全部购买了**培养机。截止案发，被告人个人投资30余万元，同时利用部分经营利润购机143台，共计85万元，目前整个家庭损失经核算计10余万元。2008年4月28日，“***”公司集资诈骗案发，被告人获悉后，主动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向公司机关提供详尽的客户资料，面对事实，被告人没有选择逃避，显然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举动，于公于私无可厚非。于公，被告人对广大客户有一个交待，损害后果已经产生，但这不是被告人希望看到的，所做的只能是力所能及。于私，被告人作为受害群体里，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但要遭受财产损失，还要面对巨大的责任压力。根据上述，通过对被告人整个行为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被告人没有犯罪的主观动机和故意，***”公司集资诈骗犯罪属被告人“无法预见”的法定情形。（二）被告人在客观上没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客观行为。理由：（1）必须说明的是，被告人经营的专营店的营销方式，不是被告人自己创造的，被告人履行的是加盟合同的条款义务。加盟合同所要求的营销方式是否合理，被告人没有审查义务，即便是审查，也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与被告人无关。况且商家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归要结底，被告人没有违法履行加盟合同，更谈不上基于履行合同义务而实施违法行为，除非是被告人与金源葆公司是共同犯罪。然而，这点在本案中并不存在。（2）在具体行为定性上，大兴安岭银监局于2009年1月9日作出关于崔*违法行为认定意见的函。对此，辩护人认为，此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该证的行为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违反依法、公正、公开原则，程序严重违法；再有，被告人已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认定，目前证据效力待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又没有实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故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最后，辩护人对今天参加旁听的客户表示深切的同情，但相应的经济损失不应由被告人埋单！因为，被告人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辩护人于宝泓律师

【案例】：白某于2010年4月为其名下的宝马车向**保险投保，其中除交强险，商业险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33万余元，缴纳保费8000余元。保险期限自2010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2010年12月2日晚，白某驾车在宝安区被案外人王某驾驶的货车追尾，导致车辆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白某立即通知了被告，并配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查验。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全部事故责任，白某无责任。事后，白某为修复车辆共花费两万余元，白某根据保险合同向平安保险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白某无责任，属保险条款“无责免赔”情形，拒绝赔付。于宝泓律师接受此案后，经对案件研究，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权利义务不对等，委托人在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反而得不到保险赔偿，明显不符合保险合同目的，且保险条款内容在实质上有悖于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决定提起诉讼，主张合同利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经开庭审理于日前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辩称应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原告在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故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然该条款属被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减轻了被告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甚至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在被保险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势必导致被保险人为获得赔偿而追求过错的产生，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损失，故该条款无效。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两万余元。本案中委托人的合同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或许保险业的强势地位将逐渐改变，使保险价值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案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5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简介】：刘某系某企业工作人员，受托为企业进行清债。为此刘某与该两家企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就清债及利益分配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双方发生争议，委托企业以刘某占用资金不还进行控告。检察机关以刘某涉嫌挪用资金罪提起公诉。我作为刘某的辩护人，经对案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刘某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案经两次庭审，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刘某无罪释放。【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我接受本案被告人刘XX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诉讼。通过庭审，辩护人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公诉机关在本案中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指控被告人犯有挪用资金罪缺乏依据，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一）庭审查明，被告人分别于2002年11月11日、2004年1月6日与XX两家企业签定委托代理合同书以及授权委托书各一份。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应视为此前签定的委托代理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据此，上述两份协议中均加盖有两家企业的公章，证据来源可靠，协议内容真实，故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基于对委托代理合同书以及补充协议的确认，充分表明被告人与两家企业之间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合同本身无论从来源、法律形式和效力上均无可非议。具体理由：其一、合同内容表明双方建立的是一种委托代理民事关系；其二、在合同中双方特别约定，由被告人采用垫付费用、按比例分成等风险代理方式享有和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其三、被告人的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即被告人有权处理所有财产，包括对清欠资金的持有和支配；其四、按约定，被告人保底清欠并具有优先受偿权。除上述几点外，辩护人注意到，合同双方虽然对代理基本事项进行了约定，但对清欠回收资金如何进行结算以及结算的期限则约定不明。本案事实恰恰表明，这一问题是代理合同双方产生争议和纠纷所在，这点在本案中显然不容忽视。就这一问题，辩护人结合履约方式、合同交易习惯加以合理的分析和认定：第一、合同双方应当在被告人完成所有的代理事项和清欠任务后进行一次性结算。第二、合同双方进行结算的合理期限应按照被告人完成所有的清欠任务后的最后期限予以确定。结合案件事实，至案发时止，被告人尚未完成全部清欠工作，甚至到目前为止，被告人尚有未完成的清欠事项，具体表现：检查机关介入后，同企业人员到某市对部分设备进行了出卖处理，应视为被告人没有完成的清欠工作；根据执行和解协议，还有初某所欠七万元租金未清欠回收。综合上述几点，辩护人认为，基于被告人与两家企业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只能存在合同双方履约和违约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起诉书所指控的挪用资金的问题。在法律关系上，被告人与委托方的企业是平等的行为主体，当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无论哪一方有过错，都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冲突，显然不属于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这点在本案中至关重要，对此请法庭给予高度重视。（二）通过对本案的细致研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不具备挪用资金罪的主观故意。对此，我们先看一下被告人对资金使用和结算的看法和供述，其一、所使用的资金中一部分为合同应得利益；其二、与企业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需要一并结算；其三、没到合同结算期，所以在结算前怎么说钱是公家还是个人的，我使用的款都是我自己认为该用的；其四、如果结算完我再不给他们就是我的错了。对此，辩护人还需补充一点，即便是在检察机关召集和安排下，由于双方对代理约定存在分歧和争议，至今尚未对结算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以上几点不难看出，被告人对资金使用的问题有自己的解释和说明，其想法不管正确与否，完全是基于其代理合同行为本身以及合同利益所做的考虑，这与刑法的犯罪动机，主观上的犯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从另一层面，这也正是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相区别的重要界限，司法理论表明：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常常以客观事实和后果为依据的，而认定犯罪时则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使发生了某种实际后果，即使行为人产生某种认识上的问题，只要行为人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就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在本案中，我们如果不去重视和分析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是将被告人履行合同中的趋利心态，无标准无原则的扩大化，不但违法悖理而且属于客观归罪。二、关于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占用资金是否超过三个月辩护人认为，要认定这一事实先要弄清一个基本问题，即三个月的起算时间如何届定。很显然，这一问题又归结到代理合同双方对于结算期限的约定上。对此，鉴于代理合同对于结算期限约定不明以及被告人的代理工作尚未实际完成，因此认定被告人占用资金超过三个月没有事实依据，相关理由已有前言，这里不再赘述。三、关于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占用资金数额973100元的问题其一、起诉书仅凭企业主管部门的会议纪要认定事实有失偏颇，会议纪要本身不是代理合同，没有法律拘束力,故起诉书中三七分成“一刀切”的数额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二、认定清收初某的12万元货款证据不充分。庭审，被告人否认买卖，主张借贷。对此，公诉机关只提供初某的证言，并无其他证据（如买卖协议）佐证。据此，根据无罪推定刑事诉讼原则，对于该事实的认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和认定。其三、被告人在清欠过程中实际花销，该部分数额不能予以认定。此外，被告人在代理合同以外尚有未核销的费用，应当一并结算。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刘XX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请合议庭充分考虑以上辩护意见，宣告刘某无罪。辩护人：于宝泓律师（原创文章，谢绝转载）

二00六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的20周年。20岁的年龄正是人格塑造形成和不断充蕴的关键时刻。司法部适时在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中专门提出要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培育律师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培养更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执业方式，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生活情趣的律师。”根据相关信息，全国律协的律师发展战略委员会正在研讨和起草《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律师正在摆脱初浅和幼稚，进入一个主动认识自我，把握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的成长阶段。笔者最初听见“律师文化”一词，感觉既新鲜又有些陌生，做了十余年律师，竟然对自身行业文化知之甚少，不禁为此汗颜。但反过来，如果我们对“律师文化”稍加研究便不难发现，这片领域竟然是“处女地”。从两个方面可以反映这一现实：一方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律师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职业，更没有相伴而生的律师文化和理念；另一方面我们律师制度建立较晚，人们对律师的印象并没有定型，而是更多的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并且多局限于此。有感于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在律师文化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他对律师文化的作用概括起来，认为至少应该有导向，激励、凝聚、约束、保障五个方面的作用。下面笔者结合这五个方面的作用谈一些看法。一、导向作用，它是律师文化反映的律师行业的共同追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可以自觉地把它所包含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渗透到律师心灵，引导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律师朝着正确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发展。律师本身是自律性行业，寻求发展靠的是自律、自省、自悟，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最终将成为社会的畸形物。2006年4月福建省律师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陈勇副厅长尖锐地指出了，律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执业观：“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把律师职业当作快速致富的手段，把律师等同于商人，把律师事务所等同于专门营利性的商业机构，在执业中偏离了律师的本质属性，背离了律师的职业信仰和社会责任。”在现今社会商业化、趋利化日益加剧的现实面前，究竟什么是律师的身份？什么是律师从业的历史使命，社会价值和人格精神？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笔者认为,作为个体而言,人格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的概念,虽然每个人的品位、情趣、风格、气度、秉持、操守各不相同，但基于特定的职守要求，律师这一群体应当具有人格上的共性。律师的人格文化表现为主流律师的人品素养共同凝聚成的律师社会形象。对此，我们都应当树立理想的信念，与时俱进，塑造良好的执业形象，致力于提高律师文化修养，以获取社会普遍对律师的尊重和认可，身体力行的体验法律的真知和精神。二、激励作用，指的是律师文化能够满足律师的精神需求，调动律师的精神力量，提升律师的精神境界，增加律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律师为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人治历史，现阶段正从理念和制度上逐步过渡到法治社会，我们对此应充分认识并积极投入，因为每个律师都将成为民主与法制的守护者。有一位杰出的律师曾言“如果你最初是为了挣钱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放弃这一想法。你会发现，在商界可毫不费力赚下大钱而且于心无愧。一个人若投身于法律职业，其宗旨就必须是先主持正义而后考虑生计。”事实上，我们中许多律师从未发现人们对律师职业和对律师个人的真正要求。因为按他们所想，这一职业仅仅是为当事人服务，而法律只是他们为其当事人的利益而加以摆布的机械性规则。很显然，持这种职业观点的律师不可能吸引当事人，也不可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他本人也绝不会对丰富多彩的法律生活具有持久的兴趣，因为他缺少的恰恰是律师文化的内涵和底蕴。目前，我们正身处律师事业快速发展、逐步成熟的阶段，对此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律师肩负的责任和期盼，虽然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困惑和无奈，但我们更应该对律师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西方有句名言：“上帝的磨虽然磨得很慢，但它始终在那里磨。”司法、正义的磨也是如此，它虽然转得不很快，但它一直没有停息。历史告诉我们，律师是文明法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群体。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律师开始参与我国的立法工作，律师在以其信念和智慧推动法治。许多省市出现了政府律师，标志着律师开始介入政府的工作。现今中国律师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在国际事务的大舞台，已初露锋芒。更有一些律师对日索赔的正义之举，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充分显现了我国律师追求正义的信念和勇气、尊严和价值，体现出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三、凝聚作用。记得一位知名律师说过“团体成就律师。”在社会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律师应当越来越不再是独行侠，而是合作者。团队做为律师的发展平台，能够充分展示团队精神，共享人力资源，强力打造品牌，进而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我们可以经常在网上以及专业杂志上，看到许多律师事务所倡导团队合作，强强联合的文化理念，他们以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团结起来，推崇先进的文化、经营思想，在共同发展中追求社会和市场最大化的价值目的。四、约束作用。笔者认为，这里所谈论的约束作用，应当是具有主动性而且是内心自然而发的自我约束。显然这与律师职守上的规范约束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表现为一种强制性和被动性。可以说，在“自我主动约束”过程中，良好的执业操守和价值观念贯彻始终。若是真正实现自我约束作用，离不开律师对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认知。事实上，我们在衡平社会个体与群体关系，促成社会和人际纠纷合理解决当中，应当维护自己人格上的独立和礼仪上的尊严。律师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生存发展本身离不开物质需求，然而律师的社会角色应定位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真我本色是捍卫法治、匡扶正义。五、保障作用。具体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律师文化在律师行业内部可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为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从修炼内功的角度看，我们应当从所容、所貌，律师的工作着装、举止、文明用语，律师事务所的宗旨、理念的展示和宣传、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抓好做起，因为这些都是律师文化内涵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律师事务所着力于改善律师办公环境与条件，创建良好的执业和服务氛围。笔者认为，此举不单是体现一种服务意识，以示对当事人的尊重。更为重要是律师应该在体面的环境中执业，如果办公条件太差的话，就会挫败职业的荣誉感，也有损于律师的形象和信誉程度。记得一位著名的学者说过“律师是社会的精英，优秀律师在很大程度上是荣誉感所造就的。体面的衣着，典雅的办公室，庄严的法庭，严格的程序，似乎天已降大任与斯人，一切都变得神圣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为了体现和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经营理念和文化内涵，我们律师事务所专门设计了所标，昭示“泰安天下，法理至衡”的法治理想，以及崇尚法律、维护公正的思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在行业外部，律师文化本身可以树立律师行业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社会对律师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为律师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倡导律师文化，提高律师品味，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律师共同的心愿。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职业，它已升华为一个完善人生的追求。最后，笔者引用张勇律师所言做为结束语：也许从迈入律师职业门槛的那一天起，你的生命就与这一个个过程再也无法分离，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这过程中的进取与激情，这过程中的憧憬与记忆，将构成律师生命的乐章。甚至，做为一种独特的技能，作为人生的感悟，更会升华为一种精神，即使生命终结，精神也会传延。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在适用法律时需要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婚姻法的冲突问题。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此未做规定，但民法通则设有专章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其中既规定了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又对有关准据法做了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解释，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主要有：1、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即涉外结婚以结婚行为地法为准据法。包括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适用结婚行为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因此，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也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2、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即涉外离婚以法院地法为准据法。包括离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适用受理离婚案件的法院所在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3、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里的抚养，包括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抚养、赡养、扶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出，父母子女相互之间的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扶养，应当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4、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但是，被监护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适用我国的法律。5、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该项原则又称为“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根据该原则，婚姻当事人违反我国婚姻法基本原则或规避我国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仍应适用中国法律。【相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0412]第一百四十二条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第一百四十八条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一百五十条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关键字】涉外婚姻婚姻

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指出，有配偶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同居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转化为重婚行为。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同居关系和重婚行为进行界定。一、一般同居关系自行解除后，与他人再行登记结婚的，不构成重婚。这里的一般同居关系，是指1994年2月1日之后，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婚姻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此类解除同居关系纠纷，从2004年4月1日起，人民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只能靠当事人自行解除。二、事实婚姻关系必须经诉讼程序解除，当事人方可另行登记结婚的，否则，可构成重婚。这里的事实婚姻关系，严格界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内，即在1994年2月1日这一天之前具备了结婚实质要件的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精神，这种事实婚姻关系等同合法婚姻关系，同样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三、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公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则构成重婚;如果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对外不以夫妻名义相称，但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稳定程度等综合考虑，有时也会依法认定其构成重婚。四、对于已经履行结婚登记手续而没有同居的男女一方，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之前，又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认定为重婚。五、对于夫妻双方或者一方向法院起诉离婚，在案件审理或上诉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认定为重婚。六、有配偶者因遭受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与他人结婚的;因配偶外出长期下落不明，造成家庭生活困难又与他人结婚的;因被拐卖后再婚的;因强迫、包办婚姻或者婚后受虐待外逃而又与他人结婚的，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受客观条件所迫，且当事人主观恶性较小，不以重婚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