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贤玉

在只有7.3万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北京大学的计划招录人数为614人。这一数字，在有82.5万人报名参加高考的河南，变成了108人，在有55万人参加高考的山东，则变成了72人……昨日，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个高考大省的8名律师，联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在京部属高校在招生中存在严重地域歧视问题，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增加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地的高等教育投资，并扩大在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记者陈学超北大在6省招生数不及北京一地在调查的15家位于北京的部属高校招生计划中，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地域歧视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按照业已公布的数据，作为高考大省，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河北6省，今年分别有80.6万、55万、53.8万、50.6万、46.2万、45.93万人报名参加高考。6省总计报名参加高考人数332.13万人。北京市今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7.3万人。6省报名参加高考人数为北京市的45.5倍。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常伯阳律师说，“我们搜集了15家位于北京的部属高校在河南、湖北、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几个高考大省的招生计划与北京的相对比，结果很让我们失望和不解。”常伯阳介绍，在调查的15家位于北京的部属高校招生计划中，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地域歧视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如北京大学，按照官方网站公布的分省招生计划统计，其在北京本地计划招生614名(含文理科医学部)，而在河南则仅仅招录108名，在安徽只计划招录45名。在上述6省，北大计划招生总人数为409人，远不及北京一地计划招生人数。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清华大学，该校在北京计划招生203名，在河北、安徽分别只计划招录54名和65名。再如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268名，而在河南只计划招生104名，在湖北的招生计划只有64名。高教优质资源分布严重不均教育资源严重向北京等城市倾斜，而这些高校招生存在严重的本土化倾向，对高考大省考生存在不公。济南律师刘书庆也发现了高考招生计划中存在的不公。除了招生人数上的极度不均，上述6省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之稀缺同样让他感到震惊。“山东每年都有如此之多的考生报考，名额却又那么少，怎么都让人想不明白。”刘书庆说，“同时让人疑惑的是，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却又少的可怜。”“根据去年3月底教育部网站上公开的‘985工程’大学各地分布情况来看，北京有8所，而河南和河北则一所都没有。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高考人数多的地方少的可怜或者根本没有，而参加高考人数少的地方却有很多。”教育资源严重向北京等城市倾斜，而这些高校招生存在严重的本土化倾向，减少了高考大省考生上名牌学校、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对这些考生存在严重不公。刘书庆说：“现在面对就业环境激烈的竞争局面，考生已经不是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学校。尤其是‘985’和‘211’这样的高校。但山东河南等高考大省这样的高校很稀缺，这些学校的招生名额对山东河南等地方的又很少，对我们本地的考生很不公平。”忽略人口因素招生计划难让人信服虽然人口因素不是制定高考招生计划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但如果忽略人口因素制定的高考招生计划的公平性很难保证且难让人信服。联名信发起人之一、安徽律师郑继能认为，“虽然人口因素不是制定高考招生计划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但如果忽略人口因素制定的高考招生计划的公平性很难保证且难让人信服。”“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衡与宪法精神相悖。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的平等不仅仅指法律制定、法律适用的平等，也指任何公权力机关都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对公民予以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公平对待”。招生比例的显著差异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第九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规定。常伯阳律师认为，部属高校不是北京人民的大学，而是由全国人民纳税、中央财政拨付教育资金，是全国人民的大学。部属高校招生不应该“照顾”北京，而歧视其它地方。因此，8名律师在联名信中建议：在现有的招生体制未改革之前，教育部应该对各高校提交的招生计划严格审查，应该扩大在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从而确保各高校在全国的招生应参照考生数量等因素确保招生比例均衡。同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地方的财政、师资投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建议信还认为，应该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早日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促进高考公平。15名学者曾上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早在今年5月，就有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亦在15学者之列。《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他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换个角度理解，北大对广东、安徽学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了100倍。张千帆认为，重点高校分布不均及高校招生中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目前区域失衡的主要原因。“北大的招生方案也不是最糟糕的。”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对其他全国性大学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为本地考生保留的指标高达50%。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为此，15名学者在联名签署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中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并要求教育部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实行公正平等的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注：数据依据北大招生网公布的2012年分省来源计划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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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情是司法不独立，目前律师界的主流辩护观点是“合力说”，即辩方以各种途径影响案件走向，通常有四种力量：第一种，律师的法律辩护，堂堂之师，正面交战。第二种，家属向相关部门提诉请，借维稳之力。第三种，寻找官僚体制中的助力，譬如寻求领导批示。第四种，付诸媒体，舆论监督，引起社会关注。在其中，律师也存在两种风格，一种是中庸辩护，即律师经常与公检法沟通、协调，达成部分共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或误判，起到桥梁作用。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下，律师最大程度坚持当事人的利益，又理性妥协。还有一种风格是极端辩护，出手凌厉，揭露公检法的违法，如韩信军法的置于死地而后生，逼迫司法机关让步，其一般不与公检法接触、沟通。两种风格都是利弊共存。中庸风格，比较稳健，但与司法机关博弈是与狼共舞，经常会出现司法机关不遵守承诺的情况（事实上庞大的官僚机关中，决策本身是变动的），而陷入更不利境界，譬如李庄认罪就是一个典型，李庄认罪后，司法机关悔约，遂万劫不复。而极端风格，不会出现自我不利的风险，司法机关面对确凿事实，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但更可能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变本加厉地指控当事人，故风险亦甚大。律师无论何种风格，都要精准的形势判断（孙子兵法的庙算也），而且有运气因素。窃以为，辩诉交易是客观存在的，律师与公检法的交流是不可缺的，但这些需要法律规定来保障，譬如借鉴美国，对于控辩双方达成的意见，法律予以保障，这样就不会“囚徒困境”，担心对方毁约了。在大多数的案件中，律师应该是中庸的，而在少数案件中极端辩护是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