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XXXX号原告朱某生。委托代理人顾伟康，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琼，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燕某。被告朱某成。委托代理人朱斌，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生诉被告朱燕某、朱某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生的委托代理人吴琼、被告朱燕某、被告朱某成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生诉称，原告是朱燕某的父亲，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5月22日经法院判决离婚。2011年3月朱燕某单位有支助性质的购房机会，购房总价人民币50余万元（以下币种相同），首付11万元。因被告夫妻结婚不久，积蓄不多，于是朱燕某向原告借款10万元，原告从自己银行账户取款后当日存入到朱燕某的银行账户10万元。之后，朱燕某将6万元用于购房，剩余的4万元已还给原告。在两被告离婚期间，原告多次提出要求两被告还款，但未有结果。原告夫妻已年老且又残疾，借款是原告夫妻养老钱。要求判决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万元。被告朱燕某辩称，向原告借款是事实，用于购买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借款朱某成也是知情的，4万元已还给原告。本人与朱某成已离婚，涉案房屋现还未分割。借款应由本人与被告朱某成共同归还。被告朱某成辩称，两被告已离婚，不存在向原告借款6万元。在离婚诉讼时，朱燕某从未提出向原告借过款。在判决书中确认原告称其父母出资6万元，并未说是借款。6万元是否确实是朱燕某父母出资也不认可，当时11万元首付款本人出资5万元，朱燕某作为教师参加工作10余年完全有能力拿得出6万元，无需向其父母借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两被告于2008年12月登记结婚，2013年5月22日经本院判决离婚，现判决已生效。涉案房屋是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因产权未登记，在离婚时未分割。朱燕某在离婚诉讼时称，该房首付11万元，其中5万元双方共同出资、6万元是朱燕某父母出资。朱某成则称11万元双方共同财产，从朱某成账户划出5万元。另查明，原告于2011年3月3日，分别从银行取款19，702.63元、60，183.33元及20，000.22元，当日，原告存入朱燕某农业银行账户10万元。原告现持有朱燕某出具的收条一张，日期为2011年3月3日，内容为：“今向朱某生和曹某某借款壹拾万元整，由农行划款，用于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以上事实，除庭审笔录外，另有原告提供的银行取款及存款凭证及收条、（2012）徐民一（民）初字第746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并经质证无异，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朱某成对原告提供的银行存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朱燕某在离婚诉讼中一直称是其父母出资，现在改称是借款，基于朱燕某与原告的特殊身份关系，原告主张借款不能成立。对收条也不予认可，是原告与朱燕某为本次诉讼补写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两被告向其借款6万元，原告应对与两被告间已形成借贷关系进行举证，原告为此提供了资金流转证明及朱燕某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综合本案审理情况，首先从目前原告提供的存取款凭证，只能反映10万元资金流转的过程，并不能证明因该资金流转而发生了借贷；其次朱燕某出具的收条只是朱燕某单方向其父母出具，朱某成对此提出异议，结合朱燕某与朱某成离婚诉讼中，朱燕某从未提出因购房向其父母借款，对涉案房屋11万元首付款构成，朱燕某明确：“其中5万元是双方出资，6万元是原告父母出资”，故本院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排除是朱燕某在离婚后向其父母出具。综上，原告主张与两被告发生了6万元的借贷事实不能成立。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某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朱某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徐燕菁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书记员薛清华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利用自身因执行职务而获取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普通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仅负有将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的职责，同时对该货物负有直接保管的义务。货运驾驶员在运输途中，利用其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窃取货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某(自报)。因本案于20XX年4月18日被逮捕。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向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系上海XXX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驾驶员。2008年1月12日下午4时许，李某在为本单位运货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途中，伙同Z、X(均另案处理)从货车内的封存箱中窃得托运人任合委托XXX公司承运的梅花鼠年纪念金币30枚(共计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后在XXX公司的追问下，李某和Z、X将窃得的30枚梅花鼠年纪念金币交还给XXX公司。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提请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李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认为本案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且李某系初犯、偶犯，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已经全部退赃，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XXX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被告人李某系该公司驾驶员，Z、X系搬运工。20XX年1月12日下午，被告人李某与Z、X三人按照XXX公司的指令将一批货物从公司仓库运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李某负责驾驶车辆、清点货物、按单交接并办理空运托运手续，X、Z负责搬运货物。当日下午4时许，在运输途中，三人经合谋共同从李某驾驶的货车内取出一箱品名为“纪念品”的货物，从该封存箱内窃得30枚梅花鼠年纪念金币(价值共计人民币16万余元)予以瓜分。后在XXX公司的追问下，李某和Z、X将窃得的30枚梅花鼠年纪念金币退至XXX公司，由XXX公司退还给托运人。李某、Z、X三人陆续离开XXX公司。2008年3月14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在庭审中予以供认，且有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韩的证言，证实李某系XXX公司驾驶员，对运输途中的货物负有保管、交接的职责，车厢钥匙、货物清单均由李某保管；2．托运人任某的证言，证实其曾将一箱封存好的货物交给XXX公司托运，后发现箱内的金币失窃数十枚；3．证人陈维平的证言，证实其曾将一批金币委托任合联系货运公司运至武汉，后发现有缺失。经与承运的货运公司交涉将缺失的30枚金币追回；4．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物品财产估价鉴定结论书，证实涉案30枚金币共计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5．XXX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XXX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6．航空货运单、赃物照片、车辆照片、收款收据及证明等证据，证实任合委托XXX公司承运货物的内容和数量、缺失货物的情况及承运车辆的具体情况等。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李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李某系XXX公司的驾驶员，在完成运输任务过程中，不仅负有安全及时地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职责，还负责清点货物、按单交接及办理空运托运手续。因此，李某对其运输途中的货物负有保管职责。托运人将涉案金币交付给XXX公司承运，由此XXX公司取得了对涉案金币的控制权。李某受XXX公司委派具体负责运输该批货物，其在运输途中亦合法取得了对该批货物的控制权。根据本案事实，托运人对涉案金币所采取的包装措施，仅是将金币等货物用纸箱装好后以胶带封缄。该包装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托运人不愿他人打开封存箱的意思，但主要作用在于防止货物散落。托运人办理托运时，就已整体地将保管、运输该批货物的义务交付给XXX公司，托运人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客观上已无力控制、支配该批货物。因此，李某作为涉案货物承运人XXX公司的驾驶人员，在运输涉案货物途中，对涉案货物负有直接、具体的运输、保管职责。李某正是利用这种自身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将本单位承运的货物非法占有。李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其控制、保管运输途中的货物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承运的货物非法占为已有，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且数额巨大，应以职务侵占罪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但定性有误。李某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退出了赃物，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可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于2008年9月3日判决如下：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6000元。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罪名错误、量刑畸轻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其抗诉理由为：首先，托运人任合将封存的货物交付托运时，未对货物进行保险，也未说明价值和品种，按照货运规定，货物丢失，承运方仅承担每公斤人民币100元的赔偿责任，无需按丢失货物的实际价值全额赔偿，故XXX公司不属于本案被害人。其次，本案中托运的货物已由托运人封存，XXX公司及一审被告人李某均不清楚箱内货物的具体品种、数量，李某的职责仅为保证封存箱的完好、不丢失，无权打开封存箱。因此，李某等人在运输途中秘密打开封存箱盗窃其中财物的行为是超越其职务权限的，李某秘密窃取的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故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李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工作便利，秘密开启封存箱，窃得被害人任合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的纪念金币，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一审判决认定罪名错误，导致量刑畸轻，提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程序合法，但定性错误，导致量刑畸轻。一审被告人李某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具体理由如下：一、托运人任合将货物交给XXX公司托运时，未进行货物保险，也没有说明货物的价值和品种，而是将已经封存好的货物箱按照一般货物进行托运，可见任合将封存箱交付托运时，对封存箱中的货物仍宣示其享有控制权。二、从XXX公司承运货物的收费和赔偿标准看，XXX公司和李某在运输途中对封存箱中的货物不具有直接、具体的保管职责，在货物缺损时也不会向托运人进行全额赔偿。三、李某的职责仅为保证封存箱的完好、不丢失，无权打开封存箱，因此，李某伙同他人在运输途中秘密开启封存箱，盗窃其中财物的行为是超越其职权的，其行为并未利用职务便利，而是利用工作便利。四、对李某的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依照盗窃罪从重处罚。本案中，李某所在XXX公司系货运服务公司，在承运各种货件业务方面与邮政局并无本质差别，故将李某的行为认定为盗窃与上述刑法条款规定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一致。五、司法实践中，驾驶员盗窃集装箱内运输物资的案件均按照盗窃罪处理。同样，对于事先封存好的非集装箱运输物资，若驾驶员在运输中予以窃取的，也应以盗窃罪处罚。综上，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李某行为的定性错误，导致量刑畸轻，应当予以纠正，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审被告人李某及辩护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认为，李某具备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李某系XXX公司的驾驶员，负责将货物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具有经手、管理、控制涉案货物的职务便利。李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李某侵犯的是本公司的财物，公司负责运送的货物应当视为本单位的财物。李某客观上利用自己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窃取了自己控制的本单位财物，属于职务侵占的行为。因此，李某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区分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关键，在于窃取行为是否改变被窃财物的控制状态。李某在实施窃取行为之前已经实际控制涉案财物，故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针对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辩护人认为，本单位财物不仅指本单位所有的财物，还包括本单位占有、控制的财物。民事案件赔偿责任与刑事案件定罪无关，李某的行为实际上是侵犯了本单位的财产权利；虽然托运人已经对货物装箱封存，但并不影响李某实际控制该货物；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是邮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定，李某所在公司性质与邮政部门不同，不能适用该条规定。综上，李某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一审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因此，认定一审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就需要判断李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利用了其自身职务上的便利。首先，一审被告人李某在实施涉案犯罪行为时，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所谓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因在本单位具有一定的职务所产生的方便条件，即管理、保管、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本案中，XXX公司依据运输合同合法占有、控制涉案货物。托运人任合虽然事先将货物用纸箱包装并以胶带封缄，但该封装措施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货物散落、便于运输。根据一般生活常识，用胶带封装纸箱仅是用于对货物进行包装以防止货物散落，不可能达到封闭防盗的目的。检察机关认为任合对货物的封存是宣示其仍享有控制权，但是当事人对动产是否享有控制权是客观状态，并不以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而发生改变。任合仅用胶带封缄纸箱不可能达到实际控制货物的目的，其将货物交付XXX公司后也未对XXX公司的运输行为进行监督。按照普通货物运输惯例，XXX公司在依据运输合同接收涉案货物后，就取得了该货物的直接控制权，李某在具体负责该货物的运输过程中，亦实际合法取得了该货物的控制权。任合未告知XXX公司箱内货物的品种、数量的事实，仅影响对运输费用及承运人违约责任的确定，不能由此否认XXX公司作为承运人实际控制货物的事实，也无法免除承运人保障货物安全的义务。XXX公司作为承运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仅负有将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的义务，同时对该货物负有直接保管的职责。李某系XXX公司的驾驶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实际控制该货物并负有保管货物、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并办理托运的职责。综上，李某在实施涉案犯罪行为时，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其次，一审被告人李某在实施涉案犯罪行为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虽然李某无权私自拆开涉案货物封箱，但如前所述，胶条封箱仅是包装的形式，并没有防盗密闭作用。李某正是利用自己运输、保管涉案货物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封箱内的物品。检察机关关于李某在犯罪中没有利用职务便利而是利用工作便利的意见不能成立。第三，涉案货物系XXX公司运输、保管的财物，在运输过程中应视为该公司财物。公司保管、使用或者运输中的他人财产被公司员工侵占后，公司依法要对财产所有人承担民事责任，故公司员工的侵占行为，实际侵害的是所在公司的财产权利。因此，公司保管、使用或者运输中的他人财产也应视为公司财产。本案中，虽然托运人任合在办理托运手续时未对货物进行保险，未说明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依据运输合同，任合无法获得全额赔偿，但XXX公司仍然需要对托运人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因此导致其财产权利实际受到侵害。因此，一审被告人李某非法占有的涉案货物应视为XXX公司的财产。第四，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是专门针对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邮政工作人员的立法，属于特别规定。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对于定罪的法律条款不可进行类推解释。上述刑法条款只适用于邮政工作人员窃取财物的行为，而一审被告人李某并非邮政工作人员，不适用该规定。综上，一审被告人李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承运的货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予以惩处。李某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退出了赃物，到案后交代态度较好，能够自愿认罪、悔罪，且系初犯、偶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认定李某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出庭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8年11月26日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摘要：自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虽然符合结婚条件，但未经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受法律保护，以一方名义存的钱是属于个人的，对方将其秘密取走，就构成了盗窃罪。如果两人曾约定共同将钱存进银行，但账户名字是一个人的，而对方将钱拿走了，那拿钱的一方就必须证明拿走的钱是属于自己的，否则也将以盗窃罪论处。现年２０岁的丹丹打工期间认识了男青年牛某，双方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在一起同居生活。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１９时，丹丹到牛某住处取自己的衣服时，趁牛某的父亲不注意，将牛某放在卧室床头柜内的工商银行存折盗走。７月１３日，丹丹分３次取走存折上的存款１万余元。７月１５日，丹丹被公安人员抓获，并追回１万元发还失主。在法庭上，被告人丹丹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和牛某是恋爱关系，且双方在一起同居生活，二人在经济上是不分彼此的，牛某的存款是同被告人的共同存款，二人都有处分权，故被告人无罪。法院认为，被告人丹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价值数额巨大，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丹丹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１万元。本案中，对被告人丹丹的行为是否应当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呢？有意见认为，被告人与男友牛某同居共同生活，二人已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且二人同居期间的财物有不可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同时，就算被告人盗走牛某存款，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被告人已将赃款积极的退还了牛某，可见其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主流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告人与男友牛某只是同居关系，根据民政部发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自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虽然符合结婚条件，但未经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受法律保护。这说明，我国确立婚姻关系的惟一法定手续就是结婚登记，也就是说，要求结婚的人除必须具备婚姻法所规定的实质要件外，还要履行结婚的法定程序即形式要件，才能形成合法的夫妻。因被告人与男友牛某之间只是同居关系，不可能存在婚姻法中规定的共同财产，所以以一方名义存的钱是属于个人的，对方将其秘密取走，就构成了盗窃罪。如果两人曾约定共同将钱存进银行，但账户名字是一个人的，而对方将钱拿走了，那拿钱的一方就必须证明拿走的钱是属于自己的，否则也将以盗窃罪论处。但婚姻关系就不一样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夫妻双方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一方将另一方钱全部或部分拿走，都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即使一方拿走的是对方的婚前个人财产，也不应该算犯罪，因两个人存在婚姻关系，只能认定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即构成了民法中的侵权。此外，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不包括同居男友（女友）。根据以上规定，被告人既不是失主的近亲属，双方也不是夫妻关系，不符合此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所以，被告人偷拿的不是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价值数额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方法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且盗窃数额巨大，因此，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绝大多数企业，在取得科研成果后，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该项科研成果申请专利保护，似乎科研成果一旦获得专利权，就大功告成了。其实，这是对专利保护方式的片面理解。专利保护也是有严重缺陷的，有些企业就是因为对科研成果错误选择了专利保护方式而使企业丧失了竞争力甚至最终倒闭。专利保护的缺陷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专利保护有期限性。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创造包括三类，即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这表明，一旦发明创造获得专利权后，最多只能获得20年的法律保护。超过这一期限，企业的发明和技术创新将被置于公众领域，无偿贡献给社会，任何企业均可免费使用该发明或技术创新。2、专利保护破坏秘密性。因为申请专利必须将企业的发明创造公之于众，使该技术成为公知技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获得专利技术，因此，专利技术的公开化，无疑给不法企业侵犯专利权提供了现实条件。3、专利保护会使得企业失去竞争力。科研成果被授予专利后，其他企业可以在已获得专利的技术基础之上，再发展成新的发明创造，获得新的专利。尽管企业的专利仍然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同更新的技术相比已经处于劣势，企业将失去竞争力。4专利保护有代价。申请专利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而获得专利后也要缴纳年费。对于科研成果，企业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专利保护或商业秘密保护，那么，企业如何选择科研成果法律保护方式呢?1、反向工程的难易程度。反向工程是指通过对产品进行解剖和分析，从而得出其构造、成分以及制造方法或工艺。反向工程获得的技术是合法的。对于企业的科研成果，如果其他企业不可能通过反向工程或者很难通过反向工程而获得该技术，那么，企业宜选择商业秘密保护;对于容易被其他企业反向工程获得技术的科研成果，企业宜选择专利保护。2、科研成果价值的期限长短。现代科技发展迅速，有时不到半年时间，技术就已被淘汰，因此，企业应评估自己企业的科研成果价值的期限。如果该科研成果的期限不超过专利法保护的期限，那么，企业可以选择专利保护。但是，对于企业的科研成果如配方，会长期源源不断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那么，企业可以选择商业秘密保护，因为，商业秘密保护不受期限限制。例如，美国人彭巴顿1886年5月发明了可口可乐饮料配方，距今已一百多年，一直没有申请专利。但这项配方发明采用技术秘密保护获得的经济利益，比申请专利保护取得的经济利益不知要大多少倍。3、能够获得专利的可能性高低。我国专利法对授予专利规定了严格的三要件即新颖性、创造性与实用性。企业通常会有一些技术改进或革新等，但又不具备专利的条件。如果企业将这些改进或革新申请专利，而结果未被授予专利，那么该技术改进或革新将变成公知技术，任何企业均可任意使用。我国近几年专利申请获得批准的专利约为25%，也就是说国家现受理的专利申请大部分并未授予专利，因此，企业应事先分析该科研成果被授予专利的可能性，对于被授予专利可能性高的科研成果，可以选择专利保护，对于被授予专利可能性低的科研成果，宜采用商业秘密保护。4、经济价值大小程度。由于专利保护需要企业向专利部门支付一定的专利费用，因此，从企业利益考虑，对于经济价值低的科研成果不必选择专利保护而应选择商业秘密保护;而对那些经济价值高且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或技术应申请专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