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陶威

案情简介：2019年4月11日凌晨2时至3时，当事人甲与被害人乙入住酒店，甲提出想与乙发生性关系，并通过手机微信转款人民币400元于乙，乙使用手机收款，甲使用手机购买避孕套与香烟并指定收货地址为该酒店房间，待收货后甲与乙发生性关系，同日凌晨4时至5时乙离开，期间甲未使用暴力，亦无言语威胁。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甲入罪着手点为：甲使用胁迫手段，以催讨债务、带乙借高利贷相威胁，使乙不能抗拒、不敢抗拒，违背乙的意志，强行与乙发生性关系。法院判决：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是事实，但在案证据无法证实期间被告人是否使用了胁迫等手段，也无法证实被害人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系违背其意志，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强奸罪证据尚不充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据此提出的相关意见，可予采信。辩护人工作：当事人甲系某涉黑涉恶组织成员，涉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奸等多个罪名。经过详细阅卷并会见当事人，辩护人提出重点打掉强奸罪，其他罪名主要做量刑辩护。辩护人在辩护词中提出，根据在案证据，起诉书认定当事人甲构成强奸罪的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法庭应依法审理，对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并从以下四点展开辩护：1：当事人甲是否使用胁迫手段？2：被害人乙是否处于不能抗拒、不敢抗拒的情形？3：被害人乙的事后表现。4：当事人甲主观认知问题。辩护人认为，甲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以金钱财物引诱乙与自己发生性关系，但因乙不属于幼女，故甲构成强奸罪证据不足。

案情简介：当事人甲明知他人收购银行卡用于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仍先后收购五套银行卡，以每套银行卡1500元或2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2500元。甲因涉嫌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被逮捕，后检察院变更罪名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院判决：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决，判处甲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辩护人工作：辩护人介入后，与承办检察官积极沟通，并提交相应法律意见书，提出甲的犯罪对象为信用卡而非信用卡资料信息；且甲收购的是他人自愿出售的信用卡及其信息资料并予以倒卖，并未影响在该银行卡资金账户里的资金安全，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事宜的法律意见，成功于审查起诉阶段将罪名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且检察机关认定当事人甲在共同犯罪中实际的作用、地位相比起诉意见书中的排序要低，在起诉书中将当事人甲从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位序排名第一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变更为位序排名第三，法院判决书依起诉书位序排名。在法院审判阶段，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甲超额退赔取得部分被害人谅解，能够预缴罚金，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法院采纳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甲从轻处罚的意见，判处甲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案情简介：2020年11月左右，当事人甲应其丈夫乙的要求，陪同乙的朋友丙与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丁见面，在与乙沟通后，帮助丙支付制作网站的定金。2021年2月左右，因丁制作的软件存在bug需解决，甲应乙的要求，陪同丙与丁见面，甲通过丙与丁洽谈内容，了解乙与丙为合作伙伴，共同委托丁制作网络贷款类网站，并封装成手机APP。甲陪同丙与丁见面两次，具体事项均由丙与丁商议，甲在第二次事后对APP用途是否正规产生怀疑，询问乙该手机APP用途，乙未明确答复，让其不用多管。后乙将网络贷款类APP出售给他人，他人利用该网络贷款类手机APP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在使用网络贷款类手机APP时被骗，向公安局报案，派出所以诈骗罪立刑事案件侦查。甲于2021年4月3日，因涉嫌诈骗罪被XX市公安局XX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7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22年3月14日，XX市公安局XX分局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甲有犯罪事实，决定终止侦查。辩护人工作：辩护人2021年4月7日接受委托后，于4月8日至XX市XX区看守所会见甲，了解公安讯问、甲供述内容；讲解刑事诉讼程序、犯罪构成、入罪和定罪量刑档次、主从犯承担责任、犯罪数额认定、批捕及不批捕的条件。辩护人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于4月15日向XX市公安局XX区分局递交法律意见书，申请对甲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甲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适宜；甲在其实施帮助行为时其主观上并不明知其帮助对象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助犯，其并未从中获利，情节轻微，可依法从宽处理；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属于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关联犯罪中的帮助犯、从犯，犯罪后积极配合、如实供述且认罪悔罪，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公安机关以诈骗罪提请逮捕，在检察院审查批捕阶段，辩护人与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根据案情不能构成诈骗罪，应当以帮信罪追究，于2021年4月29日向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申请对甲不予批准逮捕。5月7日，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捕，对甲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以帮信罪进行补充侦查，因证据不足，2022年3月14日，XX市公安局XX分局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甲有犯罪事实出具《终止侦查决定书》，决定终止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