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莲

当事人信息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法定代表人：夏某，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案件概述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3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1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67000元；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1年承包了四川省C医院发包的“四川省C医院门诊及外科”改建中心供氧、中心吸引、传呼系统、IUC及产科等净化系统工程、消毒供应中心配套工程。后被告将该工程中制氧设备的采购和安装工程事宜分包给原告，并且签订《工程分包合同书》，约定由原告负责提供，并安装由山西D气体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制氧系统一套，价款为3340000元，并约定付款时间条件及违约责任。后被告工商登记变更名称。被告按约将第一笔、第二笔合同款项支付给原告。原告安装完毕，四川省C医院验收合格后，被告应支付第三笔款项。原告多次催款被告均以总工程未全部验收完毕为由不予支付。原告多次与被告项目负责人沟通，其表示同意支付，但支付时间要待总工程全部回款。被告尚欠300000元，经多次催收，仍未履行。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材料。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原告营业执照、原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查询及信用报告、工程分包合同书、制氧机验收报告及附件、已支付款项明细及支付凭证（5张，均系复印件）。对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被告签订《工程分包合同书》，双方就采购和安装四川省C院中心制氧设备（山西D生产）项目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医用中心制氧系统并进行包装运输及安装，总价为3340000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被告预付款进原告账户30日发货到用户现场。设备发货前，被告向与原告支付合同金额的30%。设备到用户现场，双方按合同清单清点组件和附件后五个工作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金额的30%。原告安装调试完毕，经用户方验收合格，试运行一个月后5个工作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金额的35%。质保期满两年，设备无质量或其他违约责任发生，五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金额的5%。设备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原告向被告提供工程合同全发票。除合同特殊规定外，合同项下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自设备通过最终验收起12个月（耗材除外）。安装调试完毕，被告对设备进行全面验收，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验收合格签字必须在设备安装调试运行正常以及10天实验，设备各功能发挥正常，并在相关培训完成之后进行（如有特殊情况，需在合同内文字说明）。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制氧机及配套产品，原、被告及生产厂家山西D气体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均盖章确认。2013年1月15日，成都C药大学附属医院、原、被告及山西D气体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具《制氧机验收报告》载明，订购的制氧装置于2012年3月25日运至施工现场开始安装、于2013年1月7日安装完毕开始调试，2013年1月15日调试完毕开始运行。制氧装置运行期间，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规范、行业标准及合同要求。装置运转状态稳定、安全、可靠，成都C药大学附属医院同意验收，同时约定该制氧装置质保期为12个月，自该报告签字之日起开始。各方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被告于2011年12月22日向原告支付1002000元，于2012年10月19日支付1002000元，于2013年9月25日支付601200元，于2014年1月23日支付300000元，于2015年2月16日支付134800元，共计30400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在收第一笔款项前，已将全额款项的发票开具后交给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工程分包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销售并安装制氧设备，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向被告发货并安装后，经原、被告及生产方、使用方共同确认，原告的供货及安装义务符合合同约定，则被告也应按约履行付款义务，但被告未能到庭证明其已支付款项或存在其他按约不支付款项的情形，则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剩余的款项30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欠付设备及安装款项，构成违约，原告庭审中明确仅主张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按合同约定的总金额的5%计算为167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但被告仅欠付部分款项，按照合同总金额支付违约金有失妥当。本院综合考虑被告欠付款项的金额，以及拖欠款项的期间，酌定被告支付违约金80000元。据此，判决如下：一审裁判结果一、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款项300000元；二、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80000元；三、驳回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320元，由被告北京B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645元，由原告四川省A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6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审判长康阳人民陪审员蒋建华人民陪审员杨亚辉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罗龙注：该案为18年案例，当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现开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何某某与攀枝花市A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魏某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审理法院：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川0191民初7072号案由：买卖合同纠纷裁判日期：2018年10月19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91民初7072号原告：何某某。被告：攀枝花市A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魏某。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第三人：魏某B。原告何某某诉被告攀枝花市A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商贸）、被告魏某、第三人魏某B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收到原告何某某起诉状后，先行调解未果，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周寓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A商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A商贸及被告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第三人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A商贸给付货款19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魏某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明确为要求魏某以其在A商贸的股权清偿债务）。事实与理由：自2003年12月起至2006年12月28日，A商贸在何某某处分批购买了多笔建材，经何某某反复催要，2016年12月28日，A商贸、魏某共同向何某某出具欠条，欠条载明“A商贸购买何某某建材，现仍欠建材款1950000元”；魏某（A商贸的股东，占股10%）以其10%股份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2018年1月16日，A商贸、魏某再次向何某某出具欠条，欠条载明：A商贸现仍欠何某某建材款1950000元并约定利息按月息2%计算，魏某以其10%股份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出现争议由合同签订地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管辖。后何某某多次要求A商贸、魏某支付上述货款及利息，但均被推绝。故起诉至院，请求判如所请。A商贸答辩称：欠条的最初来源不清楚，找魏某A要这笔钱的时候，当时魏某A没有能力偿还，魏某A的儿子即魏某在公司有10%的股份，商议以其股份做担保，持有10%的股份，何某某请求加盖公章，当时没有盖章，第二天魏某A就把魏某找来，盖章的目的只是证实魏某是公司的人，愿意以其持股的股份提供担保。同时不清楚是否有建材买卖。魏某B陈述称，2016年12月28日出具的欠条，原因是当时的情况是2014年7月借何某某第一笔钱，是用于跑贷款，借款300000元现金，当时不认识何某某，是通过他下面一个管事的曹某某认识的，是通过李某借的300000元，当时是按照7分的利息扣除了3个月利息，曹某某就在攀枝花机场路口的工商银行取的现金给我，当时就给了20000元的其他费用。第二笔贷款是10月份，当时被骗了，那个时候才认识的何某某，何某某同意再借，前面300000元没有归还，就按照7.5分的利息，当时也是在攀枝花机场路口的工商银行那里给了我500000元的现金。何某某和A商贸没有钢材交易。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8日，A商贸出具《欠条》主要内容为A商贸于2003年12月-2006年12月28日购买何某某建材，现仍欠何某某建材款1950000元，并载明该欠款双方于2006年12月28日对账，因到期未还，现重新出具欠条，供应合同、供货清单在对账完成时已收回公司，原先向何某某出具的欠条也收回。魏某在欠条上签字担保，并以某某公司10%的股权作为担保。2018年1月16日，A商贸法定代表人出具欠条确认签署欠款。约定了管辖地点，月息按2分计算。关于何某某与A商贸的交易，何某某答复称，交易于2003年-2006年进行，将钢材交给魏某B的哥哥，后来魏某B的哥哥被杀就和公司直接交易。魏某B称其哥哥于2004年死亡，之后不可能进行交易。何某某称，后来直接与公司交易，公司签字盖章。法庭询问具体的交易经手人是谁，何某某称没管是谁、反正有公司的盖章。法庭询问何某某是否知道魏某B的哥哥去世，何某某答复称，一直联系不上魏某B哥哥以为是魏某B哥哥在逃避债务。法庭询问为什么2003年-2006年的交易到2016年才主张债权。何某某答复魏某B哥哥死亡后，去公司一直找不到人，也联系不到魏某B哥哥，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聚会上听说魏某B和魏某B哥哥的关系，才说起有这笔钢材交易，才主张债权。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何某某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A商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某某在本案中的证据为两份欠条，两份欠条虽然形式上完备，甚至载明交易材料已经被公司收回，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欠条。但是何某某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并不能与欠条形成印证。何某某称交易是与魏某B的哥哥具体进行，交易时间从2003年-2006年，但魏某B一旦声称其哥哥于2004年死亡后，何某某一方面称A商贸找不到人，另一方面又称其他人还在继续与他交易。何某某并称魏某B哥哥死亡后，以为其在逃避债务，但是何某某明确表明交易对象是某某公司，而且交易持续到2006年。因此，何某某对于交易的陈述并不能形成一致。同时何某某与魏某B的认识进而通过魏某B形成本案欠条也违背社会常识。何某某称与魏某B认识，是通过朋友偶然认识，依照何某某陈述钢材交易完成后一直在主张债权，但是因为魏某B哥哥无法联系，公司没有经营，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聊起与A商贸的交易才知道魏某B的身份，与之联系。此陈述也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印证。本案中，何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使法庭形成优势证据，特别是何某某的陈述无法使法庭确信与A商贸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对何某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魏某B陈述的与何某某事实上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该关系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某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18615元，由何某某负担（此款何某某已预交）；本案管辖异议收取100元，由A商贸负担（此款A商贸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周寓先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陈思芸书记员李媛媛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0112民初428号原告朱某1，男，汉族，1953年11月23日出生，现住上海市青浦区。被告朱某2，男，汉族，1957年11月28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告朱某3，女，汉族，1955年8月7日出生，现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被告朱某4，女，汉族，1962年8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莲。原告朱某1诉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父亲朱某的遗产存款现金及利息，母亲王某的遗产存款现金及利息，房产一套；2、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及原告从上海到成都的差旅费用2000元。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的父亲朱某病故后留有存款现金14万元及利息，位于龙泉驿区建设路2号院内房产一套；母亲王某病故后留有存款10万元及利息和自书遗嘱一份，被告朱某2、朱某3却将被继承人的存款改为自己名下，一直持有不与分割，被告对母亲的遗嘱不与认同，致原告三次从上海到成都与三被告多次协商分割遗产无果，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1、原告照顾母亲多些，要求多分母亲的存款现金即十分之四；2、从母亲遗产存款现金中应先扣除原告在母亲生前为母亲购买的床、坐便器的费用，亲属在母亲去世后奔丧费用，物业费，原告垫付的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为本次诉讼花费的时间产生的出差费8000元等。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对案涉房屋按照母亲遗嘱继承，原告应分得十分之七，同时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支付其从上海到成都的差旅费2000元及为诉讼花费的时间产生的出差费8000元。被告朱某2辩称，对于原、被告父亲和母亲的遗产，被告认为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由原、被告平均分配。父亲朱某去世后由母亲交给被告由被告代为保管父亲的现金14万元，这个钱是父亲留给母亲养老的，母亲一直没用这笔钱，就放在我这儿，现在本息已有183152元，母亲王某的遗产有现金10万元，存于朱某3名下，父母亲留有一套住房，位于龙泉驿区龙泉建设路，这个房屋是父亲单位分给父亲的房改房，而原告提交的母亲遗嘱是母亲有资格购买其单位准备在2011年修建的集资房，因其他原因集资房未修成，所以母亲遗嘱中所说留给原告的房屋并不是登记在父亲名下的案涉房屋，以上父母留下的存款和房产均应按法定继承，由原、被告四人均分。原告认为自己比三被告多尽了赡养义务，无事实依据，原告不应多分母亲的遗产。被告朱某3辩称，同意被告朱某2的意见。母亲的存款10万元是在我处，目前利息有4141元，父母在世时，大家都有尽赡养义务，原告给母亲做点事还要钱，照顾母亲还要护理费，母亲遗嘱说给原告的房屋不知什么原因未修成，原告就说母亲遗嘱中说的是登记在父亲名下的房屋给原告，所以对遗产分割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朱某4辩称，被告从1978年参加工作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93年因为工作调动去了绵阳，但这20多年来每个春节都是被告一家陪二老一起过的，被告尽了赡养义务的，原告说的母亲的遗嘱将父母名下的房屋给原告是不成立的，父母的遗产应由原、被告均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朱某与被继承人王某系夫妻，生前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原告朱某1，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生前系成都某中等专业学校离休干部，2001年4月因单位机构改革分配至自然资源部某遥感院。王某生前系某职工，后该单位更名为四川省某信息工程院。两单位的后勤服务中心为成都信箱后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后勤服务中心），该中心于1998年修建竣工处级及以上干部楼，同年由中心管委会分配给离休干部朱某住房即本案诉争房屋，1999年10月10日，后勤服务中心与朱某签订《售购房合同》，后勤服务中心将位于龙泉驿区龙泉镇建设路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朱某，朱某与王某夫妇工龄和75年，每平方米工龄折扣为185.19元。该房于2000年1月办理了产权登记，登记事项为私房房改，登记于朱某名下。朱某于2005年7月21日去世，去世后留有现金14万元作为其妻王某养老的费用，王某未用该笔钱，交由被告朱某2保管，朱某2将该笔钱存入银行，现本息为183152元。2011年3—11月，王某所在单位四川省某信息工程院曾启动职工集资建房相关事宜，朱某2与王某均为该单位职工，均具有该次分房资格，后建房事宜未开展。2011年9月15日王某在原告朱某1的笔记本上写下“我志愿把某局出版社分给我的房子给朱某1，其它人不得干涉。母王某2011年9月15日”。2018年2月20日王某去世，去世后留有现金10万元，由朱某3保管，现本息为104141元。另查明，被继承人王某在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8×××51的银行卡由原告保管，该账户内属于王某的遗产有现金48045元（含利息）。王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都市龙泉驿区长柏路营业所账号为60×××72的银行卡由原告保管，此卡内王某去世后有903元收入已由原告支取。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原、被告当庭陈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房屋产权信息，售购房合同，被继承人生前单位出具的证明等在案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有权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在本案中，原告要求按照被继承人王某的遗嘱继承房产，王某的遗嘱中仅说把某局出版社分给其的房子给朱某1，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指向，内容不明，无具体的房屋信息，从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被继承人朱某、王某夫妻并非同一单位，王某在写遗嘱时正值所在单位四川省某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启动职工集资建房相关事宜，王某和原告都知王某有资格分房，且遗嘱中明确了某局出版社而非朱某所在单位成都某中等专业学校。故王某在其遗嘱中所写的房子应是未实际取得的房屋，对案涉房屋登记于被继承人朱某名下的位于龙泉驿区龙泉镇建设路住宅（业务件号：权0038300）应按法定继承，原、被告为被继承人子女，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平均分配该遗产。因原、被告对分割房屋达不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涉案诉争房屋由原、被告各继承25%的份额。截止本案开庭时，由被告朱某2保管的被继承人朱某的遗产现金人民币本息为183152元，原、被告均认可四人平均分配。由被告朱某3保管的被继承人王某的遗产现金人民币本息为104141元，由原告保管的被继承人王某的遗产现金人民币本息为48948元（含邮政储蓄的903元），原告认为自己尽的赡养义务多些，应多分，诉讼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多尽了赡养义务，另原告要求从其母亲遗产中扣除诉讼费等费用，于法无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以上遗产应按由原、被告四人均分。朱某和王某以上存款为336241元（含利息），原、被告各分84060.25元（含利息），以上视为本金，支取存款时比本金多出的部分均视为利息。朱某2支付朱某4现金84060.25元，支付朱某1现金15031.5元，朱某3支付朱某1现金20080.7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于被继承人朱某名下的位于龙泉驿区龙泉镇建设路住宅（业务件号：权0038300）由原告朱某1，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4四人各继承25%份额；二、被告朱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被告朱某4现金84060.25元，支付原告朱某1现金15031.5元；三、被告朱某3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朱某1现金20080.75元；第二、三项支付金额均视为本金，在支取存款时比本金多出的部分均视为利息，由四人均分；四、驳回原告朱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50元，由原告朱某1负担1287.5元，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4各承担1287.5元。（以上费用已由原告预交，被告朱某2、朱某3在履行上述支付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告，被告朱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该款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何莉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李燕霞

一、知识产权保护怎样进行申请（一）提出申请，获得授权；（二）及时交专利年费，维持专利有效；（三）涉及进出口贸易的进行海关备案，防止外来侵权；（四）开拓海外市场的，申请PCT或者直接国家申请，进行商标国际注册，保护在出口国的专利权；（五）被侵权时向法院提侵权诉讼，要求终止侵权获得赔偿；知识产权保护途径（一）通过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途径。1、专利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专利纠纷进行行政调处。专利纠纷主要包括：（1）专利侵权纠纷、专利权属纠纷等。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受理专利纠纷案件的条件如下：（2）调处请求人必须是与纠纷和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3）有明确的被请求人；（4）有具体要求和事实依据；属于知识产权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和受案范围；（5）当事人尚未向人民法院起诉。2、商标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侵权行为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3、著作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二）通过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途径。1、管辖权的确定：因案件性质不同，分别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及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应满足的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知识产权必须在审批完毕后才受到保护，才能够保障您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二、我国有哪些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机关我国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及其保护要求，从国家到地方，均设置了相应的履行知识产权保护职责的行政管理部门。从国家层面来看，行政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等;从地方层面来看，则主要由上述部委所属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来履行保护职责。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必须严格遵循刑法的一般原则刑事司法原则是指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普遍遵守适用的一般性规则，包括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以及疑罪从无等，这些原则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始终，体现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和灵魂。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不同，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常常不够清晰且具有相对不稳定性，因此较之一般刑事案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具有特殊性和相对复杂性。尽管如此，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依然属于刑事司法的范畴，必须严格遵守刑事司法的一般性原则。我国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存的“双轨制”执法模式，司法保护本身有民事、行政、刑事保护三种方式，而以剥夺人的自由与财产为刑罚手段的刑事司法，是其中最为严厉且最为昂贵的保护方式。因此，当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动用刑罚手段时，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司法标准，准确把握好刑事保护的边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目前争议最多的领域是著作权刑事保护。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对于“其他作品”这一兜底条款范围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著作权刑法保护的范围，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明确列举的刑法保护作品的类型过于狭窄，而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不断花样翻新，已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著作权权利保护内容的司法需求，因而我国著作权法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一切受保护的作品类型都应当纳入刑法“其他作品”的保护范围，具体而言，除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明确列举的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外，还应当包括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口述作品，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等。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与刑法明确列举的作品具有性质大致相当、危害后果大致相当的作品才可以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对于“其他作品”的理解，应当采取更加严格限缩解释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司法职权问题，即明确司法裁判对于适用此类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权限。兜底条款是法律文本中常见的法律表述，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律制定时可能的不周严性，以及法律制定后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具有保持法律相对稳定性的作用。兜底条款纯粹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为法律解释机关留下解释法律的空间。法律解释机关仅包括全国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不包括办理具体案件的审判组织。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法律条款的适用做司法解释，并报经全国人大备案和审查。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是否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修订或扩张，应当由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解决，而在此之前，在个案审理中裁判者随意将刑法条文明确列举之外的作品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并定罪判刑，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超越了刑事司法的权限。因此，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随意扩张适用刑法兜底条款，这是刑事保护的边界之一。

一、侵犯商业秘密有哪些构成要件侵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一）主体要件：主体为一般主体；（二）主观要件：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三）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商业秘密权以及受国家保护的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四）客观方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二、商业秘密被侵犯后的救济途径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途径看，有民法上的救济、行政法上的救济、刑法上的救济和劳动法上的救济。从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看，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侵权商业秘密的归责原则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主观过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实质要件。该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对于企业而言，应以民法上的救济为最基本和最主要。在商业秘密被侵犯后，通常可以选择要求行为人承担侵权或违约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的构成需要满足以下要素：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行为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该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就违约责任而言，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即构成违约。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恢复名誉、荣誉等。其中，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是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在赔偿损失方面，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赔偿额的确定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损失可以计算的，赔偿额即为该损失额；损失额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行为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利润；损失额和利润均难以计算的，应坚持客观、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同类经营者、同类信息的平均获利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同时，商业秘密侵权人还应当承担被侵害的权利人因调查其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有什么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根据法律和合同，有义务保守商业秘密的人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在实践中，第三人的行为可能与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刑法》第219条规定，对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单位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一般都是个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属于个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应该是什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整理了相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二、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是学者们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有学者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构成的四个方面，阐述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一）关于违法性问题。这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虽然在学术界不少学者在研究违法性是否应独立地成为侵权的构成要件，但至少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违法性这个要件是必不可少的。（二）关于损害事实(结果)问题。在一般民事侵权理论侵权的构成中，无论是三要件说、四要件说还是五要件说，都认为损害事实是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在知识产权侵权构成中，损害事实(结果)已经不再是必需的构成要件，这也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不同点之一。（三）关于因果关系。这是一般民事侵权理论中，民事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但由于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不要求有损害后果，因此只有对造成损害后果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需要确定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时，因果关系的认定才有意义。（四）关于主观要件。上文阐述的民事侵权理论中，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是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但是，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并不是以主观过错为必备要件。我国的专利法第63条第2款、商标法第56条第3款均确立了无过错的侵权责任。从以上的立法例中可以看出，即使行为人是无过错的，也应承担侵权责任，只不过其承担的侵权责任要比有过错的轻，有过错的行为人除承担停止侵权、销毁侵权产品、消除影响等的侵权责任外往往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