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丽芳

原告铃木XX，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日本国公民(护照号XXXXX)，住日本国东京XXXX。委托代理人XX，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铃XXXX(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XXX号。法定代表人XXX，总经理。原告铃木XX与被告铃XXX(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铃X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XX担任审判长，法官周X、程XX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于200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铃木XX的委托代理人孙X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铃X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铃木XX起诉称：铃木XX为外商独资企业铃XXX的唯一投资人和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29日。依据公司章程，总经理阎XX为法定代表人，负责该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和日常经营活动，该公司之工商登记事宜亦是由铃木XX委托阎XX办理。公司成立至今已近2年，阎XX将所有工商登记材料保管并不让铃木XX查阅，且从未向铃木XX提交过财务会计报告，亦从未将有关会计帐簿提供给铃木XX查阅。铃木XX经多次口头催促未果，特于2008年6月30日通过邮寄方式向铃X公司寄交一份通知，要求查阅公司经营近2年来的会计帐簿，并复制有关公司工商登记的相关材料。但阎XX在收到通知后只是表示交付文件，却没有具体安排时间、地点及有关文件内容以供铃木XX查阅，亦未作出任何书面解释，致使铃木XX无从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严重侵害了铃木XX的知情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铃木XX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铃X公司向铃木XX提供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以供铃木XX查阅、复制；2、判令铃X公司向铃木XX提供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期间的全部公司会计帐簿以供铃木XX查阅；3、判令铃X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原告铃木XX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取的铃X公司章程；2、铃木XX发给阎XX的通知及邮寄单；3、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函及邮件详情单。被告铃X公司既未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被告铃X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铃木XX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铃X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29日，系铃木XX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阎XX，注册资金10万美元。2008年6月，铃木XX向阎XX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查阅、复制铃X公司章程及该公司登记设立的有关资料，特别要求查阅该公司近两年来的会计帐簿。铃木XX还委托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阎XX发出了律师函，要求阎XX与铃木XX保持配合并尊重铃木XX的股东权益。铃X公司未提供相关材料供铃木XX查阅、复制，亦未予书面答复。上述事实，有原告铃木XX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铃木XX系外国公民，故本案属涉外民事诉讼，相关程序问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本案被告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XX区，属于本院辖区，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也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铃木XX作为铃X公司的股东，有权要求查阅铃X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帐簿。铃X公司在铃木XX提出书面请求后，既未提供有关材料供铃木XX查阅、复制，亦未予书面答复，现铃木XX要求人民法院判令铃X公司提供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以供其查阅、复制，并要求判令铃X公司提供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期间的全部公司会计帐簿以供其查阅，依据充分，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铃XXXX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提供铃XXXX(北京)有限公司二○○六年九月至二○○八年七月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供铃木XX查阅、复制；二、铃XXXXX(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提供铃XXXX(北京)有限公司二○○六年九月至二○○八年七月间的会计帐簿，供铃木XX查阅。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铃XXXXX(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铃木XX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铃XXXX(北京)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曹X代理审判员周X代理审判员程XX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宋XX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某银行四元桥支行上诉于某借记卡合同纠纷二审案件。2002年12月28日，导演于某向某银行四元桥支行申请开立活期存折单币种账户，并为该账户开立借记卡一张。2010年7月10日17时22分至17时28分，上述银行卡在广东省茂名市发生取现操作12笔，19时8分在广东省广州市消费1笔，金额共计311318.5元。于某称上述取款及消费并非本人操作，当时自己远在甘肃兰州，并于2010年7月10日晚21时43分，授权他人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台ATM机取款100元。2010年7月11日，史某前往榆中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称：其为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于某的财务会计，拍电影的经费都在涉案银行卡中，该卡由史某保管；史某未将银行卡交由他人保管或使用，也未告知他人银行卡密码。2010年8月25日，吴川市公安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对于某信用卡被诈骗案立案侦查。该案在进一步侦查中。2015年7月，于某将某行四元桥支行诉至法院，以该行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未能识别复制的伪卡构成违约为由，要求其返还存款311318.5元及利息损失；要求判令某行四元桥支行赔偿代理费1万元；同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该支行答辩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诉争交易违背于某真实意愿及存在伪卡，银行不存在任何过错；如果涉及犯罪，应在公安机关作出认定后再行处理；于某主张律师代理费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应当驳回于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后，支持了于某关于本金以及存款利率诉讼请求。某行四元桥支行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以一审法院认定伪卡错误、未查明人卡分离的情况下认定银行违约为由向北京三中院提起上诉。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某行四元桥支行应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涉案银行卡在短时间内分别在三地进行了交易，而于某发现后委托他人在合理期间内进行了取款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其已经尽到及时通知义务，可认定本案款项系他人利用伪卡在异地进行交易。伪卡盗刷的发生说明某行四元桥支行制发的借记卡信息存在被复制的安全隐患以及交易系统无法识别伪卡的技术缺陷，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保障、注意义务的违约行为。同时，于某作为持卡人，对借记卡及密码的使用和保管应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其将借记卡交由他人保管告知他人密码，并作公务使用，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此亦应承担部分责任。公安机关对某账户是否遭盗取的侦查并不影响某行四元桥支行的责任承担。经过综合考虑，北京三中院二审酌定某行四元桥支行就于某的本金损失承担70%及利息的赔偿责任，于某自行承担30%责任。

夫妻之间婚内赠与房产并过户登记的法律效力案情介绍2009年1月甲女士与乙先生登记结婚，两人均系再婚。乙先生有套婚前房屋，婚后，逐次变更到甲女士名下：（1）2012年3月甲乙双方到某市房管局以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的形式申请变更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为双方各占50%的份额。双方填写的申请书内容：乙先生与甲女士夫妻关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位于XX市XX区XX小区X号住房一套，证号:（略），当时产权登记在乙先生名下，现因夫妻等相关问题，双方自愿申请将产权人由乙先生变更为乙先生、甲女士共有。（2）2012年4月，双方再次申请变更该房屋的产区登记，变更为甲女士单独所有。双方填写申请书内容：乙先生与甲女士夫妻关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一套（同上），证号:（略），当时产权登记在乙先生、甲女士名下，现因婚姻等相关问题，双方自愿申请将产权人由乙先生、甲女士变更为甲女士。后，乙起诉离婚，主张房屋为其所有。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该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两次转移的类型均为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认定乙先生同意将其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甲女士辩解转移登记的行为系赠与行为，但根据双方向建委提供的申请及转移的类型均不能证明双方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根据房屋的出资情况及原甲女士双方的自身情况酌情予以确定双方在房屋中所占份额，判决该房屋乙先生占有70%的份额，甲女士占有30%的份额。二审法院判决二审法院认为，乙先生变更登记的物权处分行为，探求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有赠与能够解释该物权变动的原因，否则无法解释房屋有个人财产变更为共有财产的行为，但并未有证据表明乙先生已将该房产全部权利赠与甲女士，甲女士取得房屋所有权在婚后，故不能认为诉争房产已经变更为甲女士的个人财产。确认房屋为双方共有，双方各占50%的份额。一审法院处理不当，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高院再审认为涉案房屋原系乙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经过两次产权变更将该房屋过户至甲女士名下。甲女士因赠与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但该所有权的取得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房屋仍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后仍应依法进行分割。二审法院结合上述情况，确定房屋为双方共有，各占50%的份额，并无不当。【笔者观点】本案的核心在于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实际权利归属，当事人双方两次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是否属于赠与，登记的结果是否发生物权效力，是否符合《物权法》和《合同法》中关于物权登记和赠与合同的要求。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剖析本案：一、建委（房屋登记部门）房屋过户格式申请（约定）能否作为夫妻真实意思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产约定？1、案例中的格式申请，实质是依约定的申请。案例中乙先生称“2012年3月又以同居为由，骗自己于2012年5月9日将XX小区X号住房所有权转移给甲女士，但甲女士仍态度恶劣”。说明乙先生确认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甲女士并办理了相应登记的事实。依《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四）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五）其他必要材料。前款第（四）项材料，可以是买卖合同、互换合同、赠与合同、受遗赠证明、继承证明、分割协议、合并协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那么，本案中两次的变动申请，共有协议作为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格式申请作为汇总材料进一步将基于婚姻关系所发生的婚姻财产约定的真实意图表达清楚。2、房屋登记部门设计的表格是为了帮助当事人表达真实意思，进行物权登记的辅助材料，其名称虽然为申请书，但是判断材料合法性和真实性，应当以其内容是否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申请登记业务来综合分析，应当综合判断当事人该此申请的全部材料来分析，而不能简单用文书的名称和是否由房屋登记部门提供格式版本来判断效力，就本案而言，虽然是建委提供了格式版本，但其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来提供相应的申请和约定材料，而且其内容均为当事人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来填写，其内容符合当事人申请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违法或者强制违背其意愿的内容，况且房屋登记部门还不是利益当事人，具有中立性，因此，笔者认为，建委的格式化的表格，应当可以作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达且具备法律效力的材料。二、本案中房屋登记的错误与瑕疵但是在本案例中也充分暴露出当地房屋登记机构几个错误和瑕疵：1、房屋登记类型适用错误，本案中两次登记都办理的变更登记，因为本案例中位乙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通过约定转变为甲乙各占50%的按份共有方式，其实质为所有权的部分转移，应当办理转移登记；2、要件收取不齐，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办理变更登记还是办理转移登记，都应当收取发生变更或者转移的原因文件，而本案中的登记部门只要求当事人填写了自行制定的申请表和共有协议，而没有收取当事人自己签订的财产约定书，属于收取要件不齐，而且转移登记还需审查完税手续，本案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3、表格设计硬伤，登记部门设计的表格，将所有的约定共有的都设计成双方共同出资的，而忽略了有可能个人出资的情况，属于表格设计的问题。综合以上的问题，登记部门在办理相应的登记的时候，应当从三方面来重点审查：一是当事人身份二是登记类型三是登记要件，如果做好以上三方面事情，则此种情况则不会再发生，而法院不能简单的以登记部门的瑕疵就认定夫妻间的权属转移无效。三、夫妻约定与夫妻赠与的关系《婚姻法》第十九条中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婚姻法中的财产约定的法律概念是涵盖了合同法中的赠与关系，婚姻财产约定是身份法中的规定，赠与是财产法中的规定，赠与是身份法中对财产的某些约定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对于个人婚前财产通过约定变更成共有或者配偶单独所有，是法律允许的，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在《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婚姻法中的财产约定的法律概念大于财产法中的赠与，个人婚前财产通过约定变更成为共同或者配偶单独所有，其实际就是赠与在身份法中的具体表现，并无冲突。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之规定，就本案而言，乙先生是通过两次财产约定以赠与的方式赠与给甲女士两次50%的产权份额，符合《婚姻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应当认定甲女士拥有100%的所有权。四、房屋权属登记与婚姻财产约定的关系笔者认为婚姻财产是有其多样性的，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除了应当符合婚姻法的规定以外，还需综合考虑《合同法》、《物权法》等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因此财产约定作为契约的一种，其既有内部效力，又会有外部效力的问题，而不动产作为一种财产必然会涉及到物权效力的问题。从法律效果来看，房屋登记的效力包括公示效力、形成效力、公信效力、对抗效力以及权利推定效力，而就财产约定来说，其作为夫妻双方依法签订的合法契约，自签订即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就财产约定而导致财产的赠与，需按照不同的财产性质办理相应的交付、变更登记等手续，即就房屋而言，在夫妻内部，财产约定就发生效力，但对第三人而言，要产生物权效力则还需依法登记取得公信力。而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是不动产，不动产按《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均需依法登记才发生物权效力，而本案诉争的房产，经过当事人两次的合法申请，并由房屋登记机构依法行政登记，产生了物权的效力。《婚姻法解释（三）》第六条“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也对房产赠与需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五、本案如何解决更公平合理？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认定两次变更登记均属于夫妻间转移登记，但不属于赠与，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审和再审法院则属于事实认定正确，但是法律适用错误；二审和再审法院仅以该房产为甲女士婚后取得，就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违背了《婚姻法》第十九条中约定大于法定的私法自治和《物权法》中关于物权登记效力的规定，应为不妥。对于如何分割比较公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双方的个人财产情况，离婚的理由和双方责任，以及男方两次财产变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被欺骗或者胁迫来具体分析，对双方共同财产进行适当的分割。在没有女方同意且证据证明登记错误和法定撤销赠与的情形的情况下，该房产能否作为共有财产予以分割，强行分割是否有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又违反了《物权法》和《合同法》的明文规定的嫌疑。虽然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应当以《婚姻法》为准，但是《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只是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并没用排除婚姻财产约定适用合同法，而且在《婚姻法解释（三）》第六条也可以看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婚姻财产也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应规则，因此在目前没用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类似的离婚案件时，不应只考虑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综合各种财产的特点，综合考量其是否可以分割。是共同持有，还是赎买，是否有婚姻财产约定，约定是否侵犯第三人利益，是否有其他特别法的规定与之冲突。如果一味的考量表面公平，就会实质上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其他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法院应予以全面考虑.

儿女成年后买房仍然需要父母资助，是如今房价高企情况下无奈却也司空见惯的情况。但是，父母的出资到底算是借的还是送的呢？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老人将自己的儿子儿媳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当年自己给小夫妻买房时垫付的购房款136万余元。媳妇儿认为钱算是赠与，婆婆认为钱算是借款，最后绍兴中院判决，房款应视为借款。而真正让人若有所思的，还是法院的判决书。老太太将儿子儿媳告了一审：小夫妻归还购房款136万将儿子儿媳告上法院的诸暨赵老太太表示，儿子儿媳是2013年11月份登记结婚后，打算在杭州滨江买下一套公寓，但小夫妻俩的积蓄不够，于是赵老太太代为支付了首付、装修等款项共计161万余元。赵老太太认为，这是暂时借给儿子儿媳度过难关的，但是在儿子儿媳看来，该部分出资被用于购买婚房和装修，结合“男方首付，共同还贷”的风俗，“理所当然”就是作为母亲的原告对夫妻俩的赠与行为，不应认定为借款。双方争执不下，去年3月，赵老太太将小夫妻告上了诸暨法院，并出示了当时的借条，但其中一部分款项只有借条，无法提供借款交付凭证，难以认定所涉借款已经交付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同年5月，除去部分款项无法提供交付凭证外，诸暨法院判令小夫妻俩应当归还赵老太太购房款137万余元。儿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父母出资不能理所当然认定为赠与！赵老太太的儿媳对于一审判决不服，她认为赵老太太讨要房款是因为小夫妻俩正在闹离婚，老太太是要通过这种方式串通儿子损害她的利益。于是去年6月，又向绍兴中院提起上诉，并出具了一份录音资料以证明婆婆出的房款是赠与的。绍兴中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款项性质，到底是赠与款还是借贷款。法院认为，父母出资款并非必然就应定性为赠与性质。在父母出资之时未有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予认定该出资款为对儿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儿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儿女理应负担偿还义务。而儿媳出具的录音资料，也没有赵老太将出资款赠与儿子儿媳的明确意思表示，所以儿媳以此为凭所述的赠与观点不能成立，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赵老太赠与意思表示存在的情况下，款项应当认定为借款。近日，绍兴市中院做出二审判决，纠正了一审判决认定的汇款金额，判令小夫妻俩应当向赵老太太归还房款136万余元！判决书中一段话戳中泪点成年子女要求父母无条件付出，法律不支持！儿女成年成家之后，父母的付出和关心却往往还是被视为理所当然。对此，绍兴中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提出：“须知父母养育儿女成人已为不易，儿女成年之后尚要求父母继续无条件付出实为严苛，亦为法律所不能支持。”这份法理清晰，但人情温暖的判决书值得为人子女者一看。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6民终XXXX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XX，女，198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暨阳街道下坊门村XX幢1单元。委托诉讼代理人：金XX，浙江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XX，女，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店口镇黄家埠村衙里XX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洪XX，诸暨市XX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何XX，诸暨市XX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XX，男，198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店口镇黄家埠村衙里XX号。上诉人袁XX因与被上诉人蒋XX、蒋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XX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XX、被上诉人蒋XX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XX、何XX到庭参加诉讼。蒋XX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XX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蒋XX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两被上诉人串通而为的虚假诉讼。1.2012年9月20日的30000元款项发生在袁XX与蒋XX婚前，是蒋XX赠与给袁XX用以购买为结婚准备的衣物。2.袁XX提供的录音资料清楚反映出蒋XX明确表示袁XX与蒋XX是没有债务的，说明案涉借条是虚构的。3.蒋XX无法合理陈述出具借条时袁XX既然在场为何未签字的原因，对蒋XX不符常理的陈述可以进行测谎。4.2012年11月25日35000元取款凭证间接证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串通行为。5.2013年1月18日2万元借条上写的是购房定金，事实上购房定金是2013年1月15日签订购房意向合同时袁XX汇款交付的，所以该张借条是虚假的。二、一审程序违法。袁XX要求对案涉借条的出具时间进行鉴定，一审直接在判决中表明不予准许，导致袁XX丧失反驳的权利。三、案涉证据材料时间跨度很大，从2012年9月到2013年11月共有12份借条，具备笔迹时间的鉴定条件，且蒋XX陈述都是汇款时书写的，那么还可以对借条相互之间的间隔时间进行鉴定。借条中文字字体大小差不多，可以进行是否为同一支笔书写而成的鉴定。虽然对签名的时间鉴定没有统一标准，但蒋XX的手印可以进行印泥鉴定。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是片面的。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蒋XX汇款当时的意思表示应当是赠与，如果案涉借条是事后产生的，反映的仅是蒋XX与蒋XX两人事后达成的借款合意，与袁XX无涉。蒋XX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蒋XX对以购买、装潢房屋所需向蒋XX借款1618000元无异议，袁XX虽对其中现金交付的255000元不予认可，但对其余款项是认可用于杭州住宅购买及装潢所需。一审法院驳回了蒋XX的部分请求，蒋XX基于不希望蒋XX与袁XX离婚的考虑而没有提出上诉。2.袁XX认为案涉款项系赠与，案系蒋XX与蒋XX串通的虚假诉讼，该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款项多次交付属实，蒋XX与袁XX至今处于婚姻存续状态，款项每次交付时两人的感情非常好。（2）款项每次交付时蒋XX与袁XX均知情，确是两人向蒋XX所借，案涉借条均是借款时所写，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虚假。其中2012年9月20日的3万元虽是婚前所汇，但不是赠与给袁XX买衣服所用，而是出借用于购房并为装修做准备；2012年11月25日的3.5万元是蒋XX从银行取出来后交给蒋XX的，不能以此推定存在串通行为；关于2万元购房定金，因蒋XX与袁XX在杭州上班，所以是在两人回老家时补写了借条。至于借条形成时间的鉴定，依照相关规定无法鉴定。（3）录音资料中蒋XX华明讲的“债也没有”指的是欠别人的外债，且当时为是否需要请月嫂劝说时所讲，讲话对象也不是蒋XX与袁XX，这些话也没有将出资行为表态系赠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蒋XX、袁XX因购房、装潢所需借款及房屋登记在两人名下事实清楚，案涉借条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袁XX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XX未作答辩。蒋XX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XX、袁XX立即归还借款1618000元；2.诉讼费由蒋XX、袁XX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XX、蒋XX冠冕系母子，蒋XX、袁XX佳慧系夫妻。蒋XX、袁XX因购买并装修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观邸国际寓所XX幢X单元32XX室的房屋多次向蒋XX借款共计人民币1372000元。后蒋XX、袁XX未归还借款。蒋XX遂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因对蒋XX诉称的证据2项下借款255000元该院已在证据分析论证部分予以否定，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蒋XX为蒋XX、袁XX出资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借贷还是赠与。首先，该院认为，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前提是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的行为，首先应尊重父母子女间对出资行为性质的约定。只有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才可能涉及到上述出资行为性质认定为赠与的问题。本案蒋XX与蒋XX母子对蒋XX的出资行为均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为此蒋XX提供了证据1、3所涉借条（借据）及相应借款交付凭证，蒋XX对上述借条及交付凭证均予以认可，因此，本案借贷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袁XX认为本案购房、装修款实际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借条均系事后出具，并提出对借条（借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鉴【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文件形成时间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据此袁XX提出的鉴定申请，不具备司法鉴定的条件，该院不予准许。退一步讲，即使借条（借据）系事后出具，如上所述，证据1、3所涉借条（借据）亦是蒋XX华明与蒋XX的真实意思表示，袁XX认为本案蒋XX的出资行为实际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对此其未能提交足够的反驳证据予以佐证，该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蒋XX、袁XX向蒋XX借款1372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对蒋XX的部分诉请即借款1372000元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蒋XX、袁XX应归还蒋XX借款人民币1372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付清；二、驳回蒋华明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购房意向书及相应的汇款凭证。一审中袁XX已提交购房定金收条用以证明案涉2013年1月18日的2万元借条不真实，二审举证指向的系同一事项以及同一待证目的，因一审判决不予确认2013年1月18日2万元借条的证明力，蒋XX并未就此提出上诉，且蒋XX亦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借条项下款项已经交付的事实，故二审中袁XX提交的上述购房意向书、汇款凭证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没有必要予以评析，至于2013年1月18日2万元借条所载明的内容本身尚不足以得出蒋XX与蒋XX母子两人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结论。二、关于一审法院另案（2016）浙0681民初XX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蒋XX父亲蒋XX以买卖合同为由发起诉讼，并被一审法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驳回了其中对袁XX的诉讼请求这一事实，但该事实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对该判决书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在认定汇款金额上存在计算错误，根据蒋XX提交的具有证明力而被认定为有效证据的证据1、3所含7份汇款凭证，应予确认2012年9月20日汇款30000元、2013年1月27日汇款43000元、2013年3月7日汇款128000元、2013年9月23日汇款20000元、2013年9月29日汇款20000元、2013年11月28日汇款5000元，以上6笔共计246000元均汇至袁XX佳慧帐户，另有1笔1117000元于2013年1月31日汇至蒋XX帐户，总计汇款金额应为1363000元。对此，本院对一审所认定的汇款金额1372000元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汇款凭证项下款项性质为赠与款还是借贷款；若为借贷款，是否属于袁XX与蒋XX的夫妻共同债务。蒋XX以款项交付事实以及案涉借条为据认为汇付款项系袁XX与蒋XX向其所借的夫妻共同债务；袁XX则认为案涉借条不真，系蒋XX与蒋XX母子两人串通，意在日后袁XX、蒋XX离婚成实时使袁XX分不到财产而为的虚假诉讼行为，蒋XX汇付款项应为赠与。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应予理解该条款适用于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之时，解决的是赠与夫妻一方还是双方的问题，但前提是父母出资款能够被认定为赠与性质。反言之，父母出资款并非必然就应定性为赠与性质。本院认为，敬老慈幼，是为人伦之本，亦为法律所倡导。慈幼之于父母，依法而言即为养育义务之负担。儿女一甫成年，当应自立生活，父母续以关心关爱，儿女受之亦应念之，但此时并非父母所应负担之法律义务。现如今受高房价影响，儿女刚参加工作又面临成家压力，经济条件有限情况下父母出资购房虽为常事，但儿女万不能以为父母出资乃天经地义，须知父母养育儿女成人已为不易，儿女成年之后尚要求父母继续无条件付出实为严苛，亦为法律所不能支持。因此，在父母出资之时未有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基于父母应负养育义务的时限，应予认定该出资款为对儿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儿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儿女理应负担偿还义务，如此方能保障父母自身权益，并避免儿女成家而反使父母陷于经济困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道义。至于事后父母是否要求儿女偿还，乃父母行使自己债权或放弃自己债权的范畴，与债权本身的客观存在无涉。就本案而言，袁XX在一审时对蒋华明举证2012年9月20日30000元款项系用于购房所需并未提出异议，二审时始提出该款发生于婚前，且为受赠用于购买结婚准备的衣物，前后陈述存在不一致，结合该款临近袁XX与蒋XX的结婚时间，依照日常生活情理，本院认定该款与其余汇付的款项总计1363000元均系用于购房包括装修，对袁XX的该节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袁XX在二审时明确蒋XX汇付款项系赠与所依据的证据为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录音的场景为案外人家中，录音中蒋XX与案外人对话时讲“债也没有”依常情应认定为内外有别，蒋XX二审解释指的是“外债”具有生活意义上的合理性，且该录音也没有蒋XX将出资款赠与给儿子、媳妇的明确意思表示，故袁XX以此为凭所述的赠与观点不能成立，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蒋XX赠与意思表示存在的情况下，依前述评析，案涉1363000元汇付款应认定为借款，且基于款项用途以及所购房屋登记于袁XX、蒋XX冠冕两人名下的客观事实，应予认定该借款系袁XX、蒋XX的夫妻共同债务，对该债务袁XX、蒋XX依法应予偿还，一审对此的定性并无不当。至于案涉借条的问题。本院认为借条作为借贷关系存在与发生的凭据，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具有高度证明力。但就本案而言，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由身份关系而生的前述法律义务存续时限以及对赠与行为举证责任的分配，本案已足以在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实体裁判，故案涉借条对于本案的处理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明作用，且依照现有检验、鉴定方法，借条形成时间尚不具备司法鉴定条件，因此，对袁XX就案涉借条本身所提出的鉴定可行性以及延伸而论的蒋XX、蒋XX母子两人串通虚假诉讼和一审程序不当等上诉观点，本院均不予采纳。袁XX二审时还提出测谎要求，亦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袁XX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除对借款金额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外，其余事实认定清楚，对案涉款项的定性与法律适用亦为正确。被上诉人蒋XX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XX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XX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蒋XX、上诉人袁XX应归还被上诉人蒋XX借款1363000元，款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被上诉人蒋XX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362元，依法减半收取96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4681元，由被上诉人蒋XX负担2241元，被上诉人蒋XX、上诉人袁XX负担124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7148元，由上诉人袁XX负担17035元，被上诉人蒋XX负担1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田X代理审判员孙XX代理审判员黄XX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书记员张XX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合伙有个人合伙和企、事业单位的合伙。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企业间、企业与事业单位间的合伙，《民法通则》将其规定在联营一节中，各方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个人合伙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伙相比，在经营管理以及责任的承担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合伙关系的认定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合伙是合伙纠纷的基本问题之一。有的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是否为合伙关系，有的案件当事人虽然对合伙关系没有争议，但实际双方并非为合伙关系。对合伙关系的正确认定是审理合伙纠纷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个人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个人，也不同于法人，有其独有特点。法官判断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应从合伙的特定入手，即看当事人间是否有合伙协议，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成员，是否共同出资、经营、劳动，有共同的经营利益。具体而言：合伙协议是合伙成立与存续的必要条件合伙协议一般应反映出合伙的实质内容，明确合伙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合伙的经营方式等。当事人间是否有合伙协议，法官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判断：（1）当事人间有无书面合伙协议。书面合伙协议是当事人间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书面合伙协议应对合伙人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作出规定，合伙人在协议上签字合伙即告成立，不以合伙人是否已出资为成立条件。如果当事人在书面协议中约定立刻出资多少钱，合伙作什么生意，但又约定一方负责日常经营，在合伙期满后负责经营的一方返还另一方的出资并支付利息。显然，这种书面协议仅具有合伙之名，实质为一种借贷关系。（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无该合伙组织的登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登记的，反映出为合伙组织实体和合伙人、出资数额等情况的，应认定当事人间有合伙协议，因工商登记能够反映合伙成立时的初始情况以及变更等情况。（3）是否有口头协议。没有前两项情况的，但具备合伙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因为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是一种加重责任，所以合伙当事人应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法律允许有口头协议。口头协议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法官对口头合伙协议的认定应持慎重态度，对当事人有关合伙的陈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等情况应严格审查，对存在矛盾不能合理解释的，不宜认定为有口头协议。

入伙的法律后果: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二、退伙退伙包括以下四种情形：1.协议退伙：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⑴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⑵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⑶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⑷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2.单方通知退伙：声明退伙是指基于退伙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而退伙。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违反上述的规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3.当然退伙：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⑴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⑵个人丧失偿债能力；⑶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⑷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⑸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4.除名退伙：即开除。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⑴未履行出资义务；⑵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⑶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例如：竞业。⑷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三、退伙的后果1.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企业应当向合伙人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⑴继承人不愿意成为合伙人；⑵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该继承人未取得该资格；⑶合伙协议约定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3.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成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应当将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4.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