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燕

民事起诉状原告：区**，男，汉族，1947年5月12日出生，住广州市***被告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广州市***被告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区住所地：广州市***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损失2173.23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9489元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10937.18元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1月23日晚上，患者张**（原告的母亲）感觉胸痛，原告及家人将其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因操作心电仪器的医生已下班，值班医生只能诊断为非心绞痛即胃痛，并建议尽快转至上一级医院检查，此时为21点30分。21点40分，原告及张**到达被告二急诊室，护士给张**照心电图，有几个吸盘吸不紧掉下来，经原告提醒后护士说不影响。照完心电图后未发现心脏有问题，医生诊断为胃炎，并开了胃药。原告将张**接回家。当晚张**吃完药胸绞痛未减轻。2011年1月24日上午，张**起床后仍觉得身体不适，又到被告二的急诊室就诊，经检查医生诊断为胃炎，为其吊消炎药水。并进行全身检查并未发现异常。下午回到家心脏部位疼痛更为明显，并发生呕吐现象，于是急至被告二处，医生检查后才诊断其为心肌梗塞，并马上下达病危通知书。张**于1月25日凌晨去世。被告二由于工作疏忽，张**在发生心绞痛后两次就医都未能正确诊断为心肌梗塞，而误诊为胃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并最终导致张**含憾而终。原告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被告需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公正判决如请求。此致**区人民法院原告年月日

民事答辩状答辩人：张**，男，汉族，1974年9月6日出生，住址：河南省***被答辩人：郑**，男，汉族，19932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答辩人对被答辩人郑**诉答辩人张**、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一、答辩人已经给车辆购买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本案全部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被告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承担。答辩人已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最高赔付保险金额为500000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三应在牵引车和半挂车两份交强险最高项内承担240000元，余额由被告四在商业险限额内按同等责任承担。二、被答辩人提出的各项损害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而不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答辩人是农村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答辩人的伤残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此外，被答辩人提出的残疾赔偿金计算公式中的伤残赔偿附加指数过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的有关规定，九级伤残的附加指数约为3%。十级伤残的附加指数约为2%，加起来是5%，而非被答辩人所说的10%。被答辩人的伤残赔偿金计算公式应为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371.73元×20年×（20%+3%+2%）=46858.65元。三、答辩人已经垫付了39000元的医疗费，而非被答辩人所说的35000元。首先，该医疗费应在伤残赔偿金中扣除相应数额；其次，被告三应将该垫付费返还给答辩人。被答辩人已在起诉状上确认收到答辩人事先垫付的医疗费，但数额不止是答辩人所说的35000元，而是39000元。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2012年4月4日向**县交警大队的交警黄**垫付了10000元事故押金。后海丰县交警大队于2012年4月11日向答辩人发出《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支付（垫付）通知书》，通知答辩人在接到通知后为被答辩人支付（垫付）抢救费用。答辩人在收到通知后，于4月23日向交警黄**又垫付了29000元事故押金，和第一笔垫付的押金合计39000元。这些押金已全部支付给答辩人作为抢救费用。以上费用有收条为证。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伤残赔偿金中应扣除相应数额，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三和被告四将该垫付费返还给答辩人。此致**县人民法院答辩人：年月日

继承案件是现在经常发生的案件类型之一，由于涉及的继承人通常不止二个，对遗产的分割就变得有点复杂。本案例是我为一个当事人争取到比其他五个继承人都多的遗产份额。答辩状答辩人：何*，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住址：广东省******你院（2011）穗*法民一初字第689号应诉通知书已收悉，现就被答辩人何*、何*、何*、黄*、何*诉答辩人何*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一、答辩人与何*应为**区**街一巷七号303房的共同所有人。该房产的购房出资人为答辩人，答辩人于1993年4月19日缴交了第一笔房款伍仟陆佰伍拾壹元肆角壹分（￥5651.41），于1998年3月26日缴交了第二笔房款柒仟零陆拾捌元陆角伍分（￥7068.65）。被继承人生前生活拮据，工资不高，在职岗位为招待所管理员，1986年退休，退休前每月工资为100元左右，如证据1所示，直至1984年每月工资只有110元，1986年退休时基本工资为123元，1990年工资调整后为也仅为138元，因此，以被继承人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缴交五千多元的房款；此外，如证据2所示，购房时为1993年，而被继承人已于1992年患病中风入院（证据5），不可能走动出去缴交房款，当年第一笔房款实乃答辩人代其缴交。被继承人于1995年去世（证据6），第二笔房款是答辩人1998年缴交的，这一事实也有单据为证（证据3）。该房一直由答辩人租住，购买时只是借用了父亲的工龄以取得购房优惠，在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的时候，协议书上本来应该写上答辩人和被继承人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当时第一个签章就是“何志贤”，但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物权法上的“共有人”这一法律规定，受无适用法律所限，就没有在协议书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只写了“何*”一人，以今日物权法的观点来看，这个房屋应当为何*和何*共同所有。二、答辩人可以多分得何*的遗产份额。黄埔区港湾西二街一巷7号303房在七十年代是公租房，一直为答辩人所居住，答辩人一家三口的户口亦落户于此（证据7），为尽子女对父母的扶养义务，答辩人于七十年代末就接被继承人一起同住，被继承人1986年退休时的单位审查意见（证据8）上也写明其“退休后定居**一村23栋303号（即**街一巷7号303房）”直到1995年被继承人去世，答辩人尽心照顾被继承人将近二十年，任劳任怨，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此，答辩人依法应多分得被继承人的房产份额。综合一二，答辩人应该分得港湾西二街一巷7号303房至少70%的所有权份额。三、原告应该返还答辩人购房出资款。该房产是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广州**局出售给被继承人的，房款为被继承人的个人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被继承人去世之后，该房款债务应由继承人承担，本案原告及答辩人为共同债务人。如前所述，该房产的实质购房出资人是答辩人，即答辩人替各继承人偿还了债务，各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同时，在其所继承的份额内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房款债务。四、答辩人对本案所涉房产享有合法的使用权，无需支付使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答辩人有权使用该房产。原告从来没有提出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视为许可答辩人使用房产的全部。答辩人也一直没有阻止原告使用该房产，原告在将近二十年间没有提出使用权，是自行放弃其使用权，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无需支付任何使用费。此外，该诉讼请求名为使用费，实为房租，房租为租赁合同的标的额，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法院应该驳回该诉讼请求。且答辩人与原告方并没有签订任何租赁合同，该使用费实乃无中生有。综上，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此致**区人民法院答辩人：年月日

【要点提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现象大量存在，而这些合伙既不能归入个人合伙又不能归入法人合伙，处于法律身份不明确的状态（理论上称之为混合合伙），是主张有效还是否认其效力，为此，探求混合合伙的法律效力便成为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案情】原告永昌县城关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属国有性质的企业，为给企业增收、改善职工福利与被告徐克林、杨廷祥签订了合伙协议一份，共同从事贩煤的生意。协议同时对双方的投资、分红及利益亏损作了详细的约定。后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合伙发生亏损。原告永昌县城关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遂起诉至永昌县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按照协议分担亏损。【评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就原告与二被告之间达成的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产生分歧，并形成了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理由如下：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虽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与《公司法》，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规定的立法本意，作为具有国有企业性质的原告，不能与作为公民个人的二被告之间进行合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于个人合伙主体为公民的规定，综上，原、被告双方之间达成的合伙协议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第二种意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有效。理由如下：根据《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的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可以推定，我国法律是允许法人合伙的。理论上把法人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伙一般称为混合合伙。同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及鼓励交易原则，只要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限制其无效情形。结合本案，无论从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案件当事人依合伙协议积极履约的情形看，不应主动认定为无效，而应依合同的有效性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讨论】承认或禁止：混合合伙的命运选择法人合伙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法人与公民个人间的混合合伙问题。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民法通则》把法人合伙与个人合伙截然分开，给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立法留下了盲区，导致合伙立法的不周延。广州合同纠纷广州合同律师有鉴于此，对法人合伙加以探讨已十分必要。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总体上有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主张。《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了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据此，应当说法律是允许法人合伙的。但随着新《公司法》和新《合伙企业法》的实施，又使这种本已渐趋一致的意见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反对法人合伙的一方认为：首先，允许法人与公民合伙，不利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若赞成则会有二个问题出现：一是法人合伙将会导致《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不得超过总资本50%的限制被突破；二是有限责任的企业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缺乏负无限责任的能力。笔者是赞成法人与公民之间的混合合伙的。第一，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故有权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处分、使用自己的财产。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大量存在，从合同自由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出发，允许混合合伙比禁止混合合伙更为科学，意义更大。第二，公司与个人合伙，以其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与公司应承担的有限责任并不矛盾。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确切含义。长期以来，普遍有一种观念：合伙的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责任是有限的。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准确。法人责任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是特指企业成员对企业债务承担财产责任范围的有限与无限。企业成员承担债务的根据在于其作为企业成员的法律地位，而限定企业成员责任范围的理由在于债务并非企业成员个人的债务，而是企业的债务。企业成员的财产无非分为出资于企业的财产和企业成员个人的财产，责任有限与无限的分界线正在于企业成员的出资，以出资额为限即为有限责任，超越出资额的即为无限责任。公司与个人合伙，它就不仅以其对合伙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是以其所拥有的全部公司财产承担责任，这对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并没有影响，因为公司法人作为合伙人用来承担合伙债务的财产和公司的全部财产在总量上是完全相等的。换言之，公司法人与个人合伙所负的财产责任同公司法人不与公民个人合伙而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会危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法人更不会因公司与个人合伙而承担无限责任，主要是法人与法人成员双方对外并没有权利义务的牵涉，他们是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与个人之间混合合伙后，公司股东承担的有限责任不会变为无限责任。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之禁止性规定，适用于包含企业法人的两个组织形成的合伙企业形式，并不适用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事合伙形式。第三，许多持反对混合合伙意见的学者认为混合合伙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这种理由并不能成为禁止混合合伙的根据。法人与公民个人合伙后，其全部出资财产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这种共同共有关系决定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进行财产清算以前无权要求分割合伙财产，非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也不能转让、处分合伙财产。合伙财产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这种稳定性，恰好更能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为了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国已于2008年10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该法将在今年5月1日实施。第四，从国外的立法看，混合合伙已被许多国家法律所接受。在德国，普通商事合伙的合伙人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人之间和法人之间。在美国和法国，都通过明确立法允许自然人与法人可以合伙。如美国《统一合伙法》第6条规定，合伙是两人或两人以上作为共有人，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经营的组合。该法第2条对“人”的解释是：“人，包括个人、合伙、公司及其他组合”。在美国各州实务上，在设立有限合伙时，为了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有限合伙往往用来支付合伙人的债务之后即使合伙债权人没有能够得到全部清偿责任，一般合伙人仍然不需要负责任。实际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公司禁止法人与各个组织及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伙。最后，由于合伙具有投资方式灵活、经营管理方便的特点，它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迅速根据市场变化做出选择，快速占领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就像本案例中的原告一样，其合伙初衷只是为了取得利益，不能仅因为管理不善造成最后的亏损，就否认其存在的形式及意义，这是不可取的。其次，允许混合合伙的存在还有利于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资产重组，扬长避短，发挥不同组织的各自优势，优化组合使企业向专业化、集约化经营发展，充分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总之，混合合伙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自身价值，我们应从法律上鼓励、扶持混合合伙，而不应采取禁止的方式。

案情简介周某于2008年9月进入上海某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担任督导一职。双方一直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2012年9月，周某的工资是每月5，000元。2010年12月起，周某被查出患有慢性病，向公司提出病假申请，公司予以同意。2011年8月，公司发出通知，以已超过规定的医疗期仍不能上班工作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2011年9月，李某对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不满，提起劳动仲裁。庭审中，周某诉称：因为其在合同期内，虽然过了医疗期，但还是属于病假期。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系违法解除，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公司不同意周某的诉讼请求，认为周某因病超过规定医疗期仍不能上班工作，公司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周某病假后工公司为了不影响公司业务，又重新招聘了一名员工，该已不可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况且公司与周某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执行，也支付了其经济补偿金。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除与周某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不同意与周某恢复劳动关系。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某是否在医疗期内?超过医疗期与周某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律师分析一、周某是否在医疗期内?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及《上海市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1年之内的为3个月，工龄每满1年，增加1个月的医疗期，最长为24个月。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而周某确实因患病，并根据医院的医嘱，发生病假。根据上面的规定，周某的医疗期应该是在4个月。但周某实际发生的医疗期已经长达8个月，因此，周某实际已经超过法定的医疗期。二、超过医疗期与周某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条规定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用人单位有权与医疗期满但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但在程序上应当提前30日通知或发给一个月的代通金。如果劳动者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其调动岗位，选择他力所能及的岗位工作。如果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重新安排的工作也无法完成，说明劳动者履行合同不能，用人单位需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海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沪劳保关发(2002)13号]的有关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超过规定医疗期仍不能上班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按超过停工医疗期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也就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与周某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周某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公司与周某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判决结果法院最后判决，周某确实已经超过法定的医疗期，仍不能正常上班工作，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合法解除，对于周某提出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律师提示本案中的用人单位在解除员工的方法、措施上，比较谨慎，在查清周某还在医疗期内的情况下，并未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真要解除员工劳动合同情况，千万理性对待，查清情况，以免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劳动法专业律师咨询。主要法律依据一、《劳动合同法》第4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上海市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第2条：医疗期按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第1年，医疗期为3个月;以后工作每满1年，医疗期增加1个月，但不超过24个月。

一、引诱犯罪的概念为了获得对某一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并顺利地对其实施抓捕，刑事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如“眼线”)运用一定的手段引诱该公民实施犯罪行为，即为侦查人员引诱犯罪。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诸如贩卖毒品等非法交易型犯罪案件的侦破行动中，因而称为“控制下的交付”，也有人称之为特情引诱、诱惑侦查。美国上作为合法辩护理由之一的警察圈套就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但含义不完全相同。我国司法工作者对待侦查人员引诱犯罪的态度与警察圈套理论在保障公民权方面的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我国审判实践中很少有辩护律师以警察引诱犯罪为由作无罪辩护，法院也几乎没有因为侦查机关手段不当而宣告被告人无罪。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就毒品、假币、淫秽物品等几个特定类型的刑事案件而言，侦查过程中运用特别侦查手段引诱犯罪的不在少数。例如，据桂林市某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的94件毒品犯罪案件和假币犯罪案件中，有80.85%在侦查时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诱惑手段。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控辩双方因为引诱犯罪问题发生争议的情形可谓屡见不鲜。那么，此种特别侦查手段是否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亟待我们去回答的侦查人员引诱犯罪的法律后果问题。二、引诱犯罪的行为种类依笔者之见，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中发生的引诱犯罪现象，从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可作为无罪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这是较为严重的引诱犯罪，认定这种引诱犯罪的前提是：被告人本来没有犯罪意图，其犯罪意念是在侦查人员的劝说、怂恿下产生的。二是可作为从轻处罚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这种引诱行为通常加强了行为人本来就存在的犯罪意念，或者为那些正在观望、犹豫的行为人提供犯罪决意从而起到“犯罪的导火线”的作用，包括不正常地提供犯罪机会的情形。三、警察圈套与可作为无罪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上述第一种引诱犯罪，相当于美国普通法上的警察圈套。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尔斯出售烈性酒案和1958年谢尔曼出售麻醉品案两个判例，警察圈套一经成立，即成为被告人据以作无罪辩护的“可得宽恕事由(excuse)”。警察圈套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设计圈套之主体，必须是警察、其他司法人员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如“线人”)。与国家侦查权没有联系的普通公民如果诱使其他公民犯罪，不能认定为警察圈套，但可能构成中的;第二，在客观方面，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必须实施了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即不仅仅提供了犯罪机会，而且必须以积极的手段去引诱被告人实施犯罪;第三，在主观方面，即从被引诱者(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看，他本来不具有犯罪念头，其犯罪意念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诱发的。美国刑法上的警察圈套理论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据此，掌握刑事侦查权的国家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如果实施了积极的引诱行为诱使被告人产生犯罪意念，从而导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该种引诱行为可以作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理由。这种辩护理由实质上只需要两个条件予以支撑：一是引诱方的主体条件，即诱使者必须是握有刑事侦查权的国家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二是被引诱方的主观条件，即被告人的犯意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受到特情引诱之后产生的。当然，人的主观心理不可能一目了然，也不能依赖于行为人本人的“如实交代”去判断，必须通过引诱行为的具体手段、被引诱者的个体资料、双方的互动情况等一系列客观表征来综合判断。关于可作无罪辩护的引诱犯罪，有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如果依法不享有侦查权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普通公民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将行为人交付司法机关处理的，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某国有大公司的保安人员违法行使侦查权，设置圈套诱使(如劝说、怂恿)其想象中的“盗窃嫌疑对象”实施盗窃，并将其交付司法机关处理。此例中，保安人员实际上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理论上应与行为人构成共同盗窃犯罪。但在实际处理时，司法机关往往因该保安人员“无真实的犯罪意念”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仅追究盗窃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这样，保安人员引诱犯罪的行为已为司法机关所追认，可视为司法机关的行为，那么，盗窃行为人可以运用司法机关引诱犯罪的事由进行无罪辩护。上例中，若保安人员换成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引诱和被引诱犯罪的双方同样构成共同犯罪。如果引诱者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引诱者亦不应被追究;第二，如何判断被告人的犯罪意念是由侦查人员的行为诱发的?即如何区分“积极的引诱行为”与“消极地提供犯罪机会的行为”?这一点是认定可作为无罪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的关键。美国刑法上关于警察圈套的理论在此判断标准上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争。美国联邦系统法院和多数州法院主张主观说，如果法院认为被告人的犯罪意图是圈套诱使的结果，就可以作出无罪宣告。那么如何判断被告人在实施犯罪前就已经有犯罪心理倾向了呢?通常是看该被告人以前有无犯罪记录;少数州法院和许多学者主张客观说，认为警察圈套的成立，主要取决于这种诱使犯罪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够促使一个假定没有犯罪心理的人去实施犯罪。笔者认为，主观说和客观说其实并不矛盾，即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为用的。主观心理是判断的目的，客观行为是判断的依据，没有可以脱离客观现象进行分析的主观现象。因此，如前所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判断。例如：警官在贩毒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假装伺机购买毒品的吸毒分子来回晃荡，被告人甲来到现场，警官问甲：有海洛因吗?甲回答说有。双方谈妥价格后，甲被警官拘捕，并被搜出身上携带的海洛因200克。此例中，尽管购买毒品是警官先提出的，该警官有引诱甲出售毒品的行为，但从甲的直率回答及身上带有海洛因的情况看，甲本来就有贩毒的心理。甲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作无罪辩护，而只能作罪轻辩护。又如，警官派出“眼线”扮作贩毒分子携带海洛因假装准备交易，被告人乙来到现场，“眼线”问乙：想要海洛因吗?乙回答说不要。接着“眼线”问：便宜的上等货要吗?并出示样品。于是乙表示可以要，然后双方约定交易价格、数量、时间、地点等。后乙取来毒资进行交易时，被警官拘捕。此例中，“眼线”的做法通常叫做“预谋案件”，在一般情况下是被禁止的。而且很明显，没有理由认为乙的犯意是事先就存在的，那么对乙认定犯罪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