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杏濂

对于被告为个人的诉讼案件，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或居住信息，是诉讼立案的基本要求之一，但就这一基本要求而言，在实践中往往并非轻易就能达到。鉴于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实际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属于普遍现象，而纠纷发生地更多情况下为被告的居住地而非户籍地，为减轻诉讼成本以及有利判决执行等因素考虑，原告方更希望在纠纷发生地进行起诉，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被告的“经常居住地”？【案情回放】岑小姐（湖南人，32岁）与梁先生（青岛人，34岁）多年来在中山市生活，两人经介绍于2009年3月相识，相识后感情升温，3个月后在岑小姐的老家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由于感情基础薄弱以及生活习惯、学历差异、生活条件等多重问题无法调和，双方争吵不断，甚至升级到动手的地步，经家人劝说后双方关系仍然反复，最后一次激烈争吵发生在2012年8月份，其后两人开始分居，分居后两人甚少联系，期间双方就离婚问题有过协商，但因财产分割未能达成协议，离婚手续一直拖延未能办理。由于岑小姐作为女性，不愿意离婚问题久拖不决，决定向对方提出起诉离婚。然而梁先生没有固定工作，经常变换居住处所，岑小姐也不知道梁先生具体居住地址，这为起诉离婚的第一步——立案带来了难题。【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律师分析】根据以上的规定，岑小姐要起诉离婚有两个选择，一是到梁先生的户籍所在地青岛起诉，二是在中山市就地起诉。作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山市的岑小姐来说，要到遥远的青岛起诉梁先生是无法想象的，她压根就没去过青岛，而且她很清楚，梁先生就生活在中山市，到青岛起诉也不符合实际。那么这就只有第二个选择，在中山市就地起诉。在中山市就地起诉就需要证明一件事：梁先生在本案起诉前已在中山市连续居住满一年或他起诉时就住在中山市。我们会发现，对于法律这样的规定，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如何证明一个人居住在哪呢？给各位30分钟想一想。按照惯例，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1、公安或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登记的暂住信息；2、房屋租赁合同或备案登记；3、居住地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4、如有购房，以产权证证明，或由物业管理公司出具证明；5、工作单位出具证明；6、购买社保记录；7、邻居作为证人证明。大家应该感觉到了，以上的方法都非常靠谱，但现实中却很难取得以上证据：1.对方根本没有办理暂住证，因此也不存在暂住信息的登记；2.对方的住址你都不清楚，租赁合同更不用谈，况且，办理租赁合同备案的人极少；3.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不会出具类似证明，况且还不是其本人申请出具的；4.法院会告知你，买房不等于你居住在里面，不认可；另外，物业公司没有义务出具此类证明，通常会拒绝；5.工作单位一般倾向保护自己的员工，拒绝；6.法院会告知你，购买社保不能证明在本地居住，不认可；7.邻居通常不想卷入纠纷之中，拒绝。好了，全军覆没，还有什么办法呢？再给各位20分钟想一想。【处理结果】电视剧看多了的小伙伴都知道，当所有线索都断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因为只要做过必然会留下痕迹。本案的来龙去脉与岑小姐再捋了一遍，注意到梁先生于2010年5月以岑小姐的名义登记注册了一个体工商户并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转手，岑小姐称该个体户登记的投资人是她，但实际经营者是梁先生。灵机一动，该个体户的工商登记资料应该内含玄机。次日，与岑小姐到工商部门调取工商登记档案，一如所料，相关的申请材料均反映实际经营者为梁先生，这从侧面证明了梁先生在中山市连续工作生活一年以上。走到这一步小伙伴们认为解决了吗？没有，还没有，还要过立案法官的那一关。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与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是有差别的，法官不想立你的案，自然有他的一套理解及说法。果不其然，法官对房产不认可，对社保不认可，对工商登记材料也准备不认可，律师只能沉住气快速且清晰的向法官解释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所证明的事实，口水快干，法院下班音乐响起之际，终于说服法官立案，真是一场无声的战斗。【律师附言】假如律师不说，我想委托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律师工作的难度与价值。本案立案成功为久拖不决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并按法律程序推进，相应结果指日可待。然而立案只是第一步，庭审中还要解决是否离婚，财产如何分割以及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律师从与岑小姐的陈述的事实信息中获取线索，从而打破立案的僵局，这说明什么问题？当事人希望律师能帮助自己，就必须向律师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工作中，常遇到当事人打电话给律师讲一下情况，让律师回答行还是不行，然后自己就操刀去办了，心里窃喜省了不少律师费，但事实上律师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建议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原因很简单，律师压根不可能根据一个电话弄清事件原委，这样快速简单的回答毫无依据可言，更别说操作性。选择律师的标准之一，是看他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案情细节。那些愿意花时间向你了解案件细节的律师才是负责的，相反，尚未了解清楚便拍胸脯的，您反而要三思了。下期再见。

大众认为律师就是打官司的，其实不然，在诉讼以外，律师在订约、审查、谈判、取证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能通过沟通解决的纠纷，并不建议提起诉讼，诉讼往往是对方的选择或最后的选择。【案情回放】梁先生为外地人，一家五口人在本地常年租房居住，经过多年打拼，有了置业的想法。2016年3月20日，梁先生到某商品房小区销售中心了解情况，该小区置业顾问刘小姐以用作广告宣传的户型图向梁先生介绍了该小区8层的一个住房单元，该单元为四房二厅二卫，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另外赠送30平方米面积，每平方米售价7800元。梁先生看该小区已建成，要求上楼看房，但刘小姐以房屋尚未验收为由拒绝了。由于当天销售中心前来了解的人很多，同行的梁太太担心该单元被他人“抢走”，便催促梁先生下定，梁先生虽然感到有点疑惑，但在当时的情景下仍与开发商签订了《楼宇订购协议》并于签订合同时交纳了2万元定金。次日下午，梁先生再次来到该小区销售中心要求看房，但该销售中心的另一名置业顾问小罗仍不允许梁先生看房，在梁先生强烈要求下，小罗致电刘小姐，经刘小姐同意小罗带梁先生上楼看房，梁先生看房后发现其所下定的号称四房的住房单元居然有两个房间尚未封顶，小罗向梁先生解释该单位在收楼后可由梁先生自行封顶。此时梁先生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多次到销售中心要求退回2万元定金，但得到的回复是定金不予退回。其后梁先生找到本律师介入与开发商谈判，希望解决此纠纷，取回2万元定金。【律师分析】本案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属于常见纠纷，该类合同签订后要求购房人交纳一定数额的定金，该定金属于订约定金，用作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担保，在常见的案例中，一旦购房人反悔不予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无权要求开发商退回购房定金。我们来看看关于“定金”的法律规定：《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大家会说，既然有这样的规定，梁先生的要求岂不是不能成立了吗？可是大家仔细看看案情就会发现，本案有其特别之处：梁先生在与开发商签订了《楼宇订购协议》前曾要求看房，但开发商借故不让看房，并且没有向梁先生说明其所销售房屋的真实情况，导致梁先生签订《楼宇订购协议》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既然梁先生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甚至说开发商在《楼宇订购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骗的行为，其双方签订的《楼宇订购协议》在法律效力上也就存在问题。抓住这一点，本案纠纷便有望取得梁先生所希望的效果。【本案处理结果】本律师接受梁先生的委托当日，与梁先生到该小区销售中心与刘小姐洽谈，刘小姐表示按其销售经理的意思，定金是不能退的，如果一定要退，唯一的方法是在有新买家支付同等数额定金后再退给梁先生。我方认为刘小姐的说法是拖延时间，要求与其销售经理直接洽谈，刘小姐表示销售经理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但会尽快约定时间。其后经本律师要求查看了该楼盘的《国有土地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件。在要求取得其销售经理名片时虽然也出现了推诿现象，但其后也顺利取得有关联系方式，并于当日致电其销售经理约定次日就退回定金一事进行洽谈。次日与该楼盘销售经理董先生(下称”董经理”)提出全额退回购房定金的要求，董经理刚开始态度强硬，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梁先生不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梁先生的过错，定金不予退回。但在其后谈及《楼宇订购协议》签订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当日不允许看房是何原因时，董经理表示无法解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洽谈，董经理已无当初态度强硬，转而表示退回定金他没有异议，但是他不是老板，不能拿主意，这件事需要与老板商量。本律师表示理解董经理的工作，但也表明梁先生有很大的决心要取回2万元定金，如果开发商不能给予我方满意答复，我方将提起民事诉讼。此时董经理表示必定尽力与老板沟通解决本纠纷。其后一周时间本律师与董经理进行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书面退款协议，其后梁先生取回了2万元购房定金，本次纠纷圆满解决。【律师附言】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是常见纠纷，董经理亦表示大多数与开发商订立预约合同并交纳定金的购房人，出于各种原因不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较多的情况会主动放弃要求取回购房定金。然而本案的梁先生则有着坚定的决心，在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纠纷时，选择走正当的法律途径，委托律师后，能做到相信律师，配合律师，最终全额取回了购房定金，挽回了自己的损失，本律师为他高兴，同时感恩有这样的当事人存在。律师介入谈判，即便律师不表明身份，在双方沟通及博弈的过程中，对方也能感受到压力，律师运用其知识、经验以及谈判技巧提高谈判的成功率。此外，律师介入谈判的另一个价值，是在谈判过程中获取相关证据，为谈判或以后的诉讼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一般当事人自身无法做到的。本案是商品房买卖的常见现象，开发商处于优势地位，利用格式合同、模糊介绍等方式的让购房人作出瑕疵意思表示，不知不觉的损害购房人的利益，而处于弱势的购房人即便察觉自身权利受损，也很大可能放弃维权，开发商因此实现了“空手套白狼”的好把戏，屡试不爽。本案开发商还存在欺骗行为，若真到了诉讼阶段，它将需要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通过本案例，建议购房人在购房之初聘请律师介入保护其权利，即便没有，后期发现利益受损，也不要轻易放弃维权。在此提醒大家，本案《楼宇订购协议》中约定的为“定金”，实践中，商品房预约合同还有约定为“订金”、“预付款”等称谓，除了“定金”，其他预收款不具备担保功能，只要具有预订款性质，要求退回是有法可依的(当然前提是合同没有其他约定):《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用。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所收费用应当抵作房价款；当事人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买受人返还所收费用；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好了，本期谈到此，下期再见。

这是一个通过律师函解决纠纷的案例案情回放2014年10月童先生与某房屋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求购委托合约》，该合同为格式合同，由中介公司职员填写：第一条约定具体求购房屋；第二条约定求购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内，该价格包含房屋实收价及买家应付税费；第三条约定若促成房屋买卖，委托方按成交金额3%支付佣金；第四条约定经纪方应在不超出委托价的前提下与业主商议，如委托期限内与业主不能达成协议，中介公司无息退还2000元委托金（诚意金）；第五条为双方认为必须约定的其他事项，约定“此合同内容为购房所有费用（税费、中介费）总价为（叁拾捌万元整）38万元”。2015年3月，中介公司为童先生促成了房屋买卖，三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为365000元，并由买方向中介公司支付10950元中介费等事项。然而待童先生的房产证以及土地证办下来后，童先生与中介公司却因中介费的数额产生了争议，中介公司扣下了童先生的房产证以及土地证，并向童先生发出了《律师函》，该《律师函》依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要求童先生马上支付10950元中介费，否则将起诉童先生。童先生收到《律师函》后提出了异议，认为中介费的计算应为38万元的总额，减去房屋成交金额以及税费后所剩金额，即5980元，然而与中介公司协商无果，证件一直被扣着，于是找到本律师咨询如何解决该纠纷。律师点评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就中介费的数额，存在两个合同、共有三个合同条款的约定，分别是《房屋求购委托合约》的第三条、第五条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的第八条，那问题来了，应以哪个为准呢？经查看童先生提供的相关证据，包括《房屋求购委托合约》、《房屋买卖合同》、《借款借据》、转账回单、收据等，本律师采纳童先生的看法，认为中介费数额应按《房屋求购委托合约》第五条的约定计算，即应为5980元。理由如下：本案中，因童先生与中介公司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房屋求购委托合约》，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本律师认为，中介公司应依法全面履行该合同，按照双方约定在购房总价38万元（包含购房价、税费、中介费）的基础上与业主协商房屋购买事宜，并完成房屋中介义务。童先生在其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变更《房屋求购委托合约》约定的意思表示，中介公司不能要求童先生支付10950元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前面签订的合同约束了后面签订的合同，即使在后签订的合同与在前合同不一致，也应以前合同的约定为准。另外，前合同中存在两个条款就中介费计算的方式约定也不一致，又应以哪个条款的约定为准呢？本案中，因前合同第五条是全手写的，更能体现双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故应以前合同第五条约定为最终约定！这里应注意，并不是每个案件都是这样认定，还要看证据反映的具体情况。本案处理结果由于本案争议数额不大，在童先生与中介公司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本律师建议针对中介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作一个回复，由童先生委托本律师发出《律师复函》，依法理清本案事由，明确中介费数额并严正声明中介公司不得扣押童先生的房产证与土地证。童先生考虑片刻签下了委托。《律师复函》发出后3天接到童先生电话，争议已经解决，中介公司同意按5980元收取中介费，并已向童先生归还可房产证与土地证。附言执业多年，常常会遇到《律师函》被轻视的情况，许多同行在做着为客户免费发出《律师函》的业务，当然，免费的《律师函》多是制式模版，花5分钟就能制成，这样的《律师函》效用自然不大。相反，用心制作的《律师函》，情理相益，以理服人，若不是蛮不讲理或者存心老赖，怎会不予理会，非要走诉讼程序不可呢？执业时间越长，越感到“无讼”确应是律师追求的境界，将纠纷在诉前解决，更能体现律师的价值。

类别：公司法/嘉宾：杜杏濂/来源：快车访谈专栏组/时间：2016-08-03/标签：股东本期介绍：股东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等重要信息的权利，当公司没有提供相关重要信息时候，股东应该如何行使他的知情权？监事在履行职责时候，而公司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他该怎么做？如F有限公司在2009年6月由刘某、张某、李某、陈某四位自然人投资10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记载，F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业服务业，F公司不设监事会，刘某为监事，自公司设立开始任期3年。刘某多次口头向F公司申请查阅并复制公司财务凭证以了解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和资金流向。F公司一直拒绝提供任何财务信息和凭证。我们有幸地邀请到了广东中山公司法专业律师——杜杏濂律师参加法律快车《律师零距离》关于股东知情权法律的专访，以下欢迎杜杏濂律师总结经验，为我们细细分析“公司拒绝提供财务信息，股东和监事该怎么做？”的相关问题。咨询热线：137-2606-0683（来电请说明来自法律快车网）访谈内容主持人杜杏濂律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身接受法律快车专访组的访谈。案例中刘某作为F公司的监事，是否有权查阅F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查阅会计账簿？当刘某作为股东时候，他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是哪些？杜杏濂律师刘某作为公司监事，根据《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第㈠项规定具有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因此其有权提出查阅F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而股东知情权范围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会计账簿。其中会计账簿应包括明细账、记账凭证、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总账、财务报表等材料。而是否包括原始凭证，目前尚存在争议，倾向认为应包括原始凭证。主持人而股东张某也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以其哥哥出资设立并经营的房地产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为由拒绝。公司拒绝的理由是否合理？杜杏濂律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因此F公司以股东亲属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为由拒绝，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但，若公司章程另有约定，从其约定。主持人刘某、张某、李某、陈某他们行使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程序及方式是怎么样？杜杏濂律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查阅目的。公司应自收到该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若公司明确拒绝查阅请求，或超过十五日不作答复，股东可向法院起诉，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主持人当刘某在查阅F公司的会计账簿，是否可以对有关账簿进行摘抄或复制？杜杏濂律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对会计账簿只有查阅权，没有复制权。因此刘某不能进行摘抄或复制。主持人刘某在查阅过程中，发现F公司提供的账簿并不齐全，而F公司表示曾经有小偷潜入，偷走其中一部分资料。那么刘某应该怎么办？杜杏濂律师会计账簿缺失，不代表其他会计凭证缺失，此时股东可要求查阅其他会计凭证，相互对照确认公司财务状况。主持人刘某看不明白公司的账簿，是否有权委托专业人员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而对F公司财务进行审计，而审计费用能否由F公司承担？杜杏濂律师刘某作为公司的监事，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如其发现公司经营状况异常，可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调查，必要时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协助其工作，该费用是由公司承担的。主持人本期的访谈即将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杜杏濂律师接受法律快车《律师零距离》的专访，同时也感谢广大网友们对我们访谈栏目的支持与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杜杏濂律师谢谢各位网友关注本期访谈，下期再见。股东查阅权与监事调查权，这两者是有区别：第一，股东可以担任监事，但监事不一定是股东：第二，股东查阅权具有可诉性，而监事调查权则不能通过起诉进行救济；第三，监事调查可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协助，费用由公司承担，而股东查阅权能否委托专业单位协助，费用如何承担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将导致股东虽得以查阅会计帐簿，却很可能由于自身缺乏相关专业能力，而使股东查阅权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行使哪种权利，应视具体情况理智选择。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早在20世纪的美国首次出现，其后逐渐得到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同。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引入“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为大量空壳公司、脱壳公司、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等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什么是“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又称“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使公司丧失对公司债权人的清偿能力，为保护公司债券人的合法权益，否认公司及其股东各自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由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用具备以下条件：1、债务方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公司处于存续状态；2、债务公司已无清偿能力；3、公司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4、股东控制行为与债务公司无清偿能力具有因果关系。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有那些？常见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主要为以下三种：1、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一人公司或母子公司之中，表现为财产混同、机构与工作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公司印章交错使用等情况。2、公司与股东关联交易。这种交易往往是不平等的交易，如以明显高价或明显低价进行交易，或无对价交易，股东以不利于公司的方式进行交易，以达到转移资产的目的。3、股东对公司过度控制。股东掌握公司绝对决策权，决策更有利于股东，而公司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实践中的困境实践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最大的困难无疑是举证的问题。对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混同是唯一相对容易获取证据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母子公司的公示信息或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找到相关线索。但如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股东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股东对公司过度控制等情况则因均发生在债务公司的内部，对于站在公司外部债权人而言，想要取得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这里就涉及举证责任的问题。民事诉讼证据基本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就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该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揭开公司面纱”类案件中，要求公司债权人承担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的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不现实的，在此类案件中，法官应就举证责任按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重新分配，由公司债权人初步证明债务公司的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使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或空壳化，其后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债务公司的股东，由该股东证明其行为是善意的并且未给债务公司带来损失，否则应推定该股东存在滥用控制权情形而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扩展《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仅就本公司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情形予以规定，但在实践中，法律上人格相互独立的关联公司之间也可能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这是由于关联公司均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与其直接或间接所控制，极容易产生人格混同现象，“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应扩展适用于此类情形。但由于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这将造成此类诉讼胜诉风险增大。结语要取得此类案件胜诉，除了上述所谈要件，还需以基本法律关系成立为前提，如无法证明债务公司应承担相应债务，则“揭开公司面纱”便毫无意义。另外，与其追求在诉讼中获得胜诉，还不如提高交易之前的防范意思，并在交易过程中尽量多的获取有用信息，这将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起到最大作用。

201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要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分类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法治保障：l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国有企业深入推进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事业单位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l到2020年全面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央高度关注国内法治水平的提升，当国家机关等部门法律素质及水平不断提高，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注意到，相较之下，对于不愿意聘请法律顾问民营企业来说，法律风险也将不断加大。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民营企业只在少数，将法律顾问用到实处的民营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仿佛只有大型企业才需要聘请法律顾问，事实上并非如此。当然话说回来，实践表明，大型企业之所以能做大，注重聘请法律顾问，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其从设立、股权设置，章程编写、股东利润分配、内部管理制度、获取各种行政许可、税务规划、对外采购、对外投资，经济往来等等，无不涉及各个部门数量庞大并且日新月异的法律规范及行业标准，除了纸面上的各种规范，还有更困难的实践的问题，然而实践是不能麻木进行的，还需要有预见未来法律风险的能力，一旦受损，还需要马上采取救济措施。由此可见，没有法律专业人员长期参与企业事务，这一切是不可能有效实现的。缺乏法律知识的民营企业“摸着石头过河”，认为相当“平常”的行为，却有可能触犯法律，你一脸茫然的面对法律素质强大的国家机关，申辩将会比过去更加无力。经营一家企业，每一个企业家都有着自己的宏图大志，可是只顾一味向前冲，不环视风险，得到短暂的成功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落下了陷阱。是否购买某一商品或服务，我们关注的是性价比，聘请法律顾问的费用看似较高，但实际上性价比相当高。近年来，党政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采取招标投标等方式购买法律产品越来越普遍，预算在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均有，可见法律服务之价值。民营企业家们，你们还在观望吗？赶快行动，跟上国家的节奏吧。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现提出以下意见。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法治建设规律和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特点，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法治保障。（二）基本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选拔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专业人才进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队伍。坚持分类规范实施。从实际出发，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分类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明确政策导向和基本要求，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综合考虑机构、人员情况和工作需要，选择符合实际的组织形式、工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积极稳妥实施。坚持统筹衔接推进。着眼于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大局，处理好法律顾问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之间的衔接，畅通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与社会律师、法官、检察官之间的交流渠道。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后，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拟担任法律顾问的人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三）目标任务。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国有企业深入推进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事业单位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到2020年全面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二、建立健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四）积极推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以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法学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党政机关内部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和机关外聘的法学专家、律师，可以担任法律顾问。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以集体名义发挥法律顾问作用。（五）在党政机关已担任法律顾问但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可以继续履行法律顾问职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后，党政机关拟担任法律顾问的人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六）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法律事务较多的工作部门应当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担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较少的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可以配备兼职人员履行法律顾问职责。乡镇党委和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履行法律顾问职责。（七）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1．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2．参与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3．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4．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5．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6．所在党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八）外聘法律顾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2．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3．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等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和经验的法学专家，或者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的律师；4．严格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还应当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5．聘任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九）外聘法律顾问应当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遴选。被聘为法律顾问的，由聘任机关发放聘书。（十）外聘法律顾问在履行法律顾问职责期间享有下列权利：1．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法律意见；2．获得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信息资料、文件和其他必需的工作条件；3．获得约定的工作报酬和待遇；4．与聘任机关约定的其他权利。（十一）外聘法律顾问在履行法律顾问职责期间承担下列义务：1．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不得擅自对外透露所承担的工作内容；2．不得利用在工作期间获得的非公开信息或者便利条件，为本人及所在单位或者他人牟取利益；3．不得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从事商业活动以及与法律顾问职责无关的活动；4．不得接受其他当事人委托，办理与聘任单位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法律顾问与所承办的业务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应当回避；5．与聘任机关约定的其他义务。（十二）市、县、乡同级党委和政府可以联合外聘法律顾问，为党政机关提供服务；党委和政府可以分别统一外聘法律顾问，为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提供服务。（十三）各级党政机关根据本意见设立公职律师。公职律师是依照本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取得公职律师证书的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十四）公职律师履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承担的职责，可以受所在单位委托，代表所在单位从事律师法律服务。公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律师法等规定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律师执业权利，以及律师法规定的其他权利。（十五）公职律师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十六）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处理；属于外聘法律顾问的，予以解聘，并记入法律顾问工作档案和个人诚信档案，通报律师协会或者所在单位，依法追究责任。三、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十七）工商、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国有独资或者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内部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和企业外聘的律师，可以担任法律顾问。在国有企业已担任法律顾问但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可以继续履行法律顾问职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后，国有企业拟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人员或者外聘的其他人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但外聘其他国有企业现任法律顾问的除外。少数偏远地方国有企业难以聘任到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法律顾问的，可以沿用现行聘任法律顾问的做法。法律顾问的辅助人员可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国有企业外聘法律顾问参照本意见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办理。（十八）国有企业可以根据企业规模和业务需要设立法律事务机构或者配备、聘请一定数量的法律顾问。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设立总法律顾问，发挥总法律顾问对经营管理活动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企业依法经营、合规管理。（十九）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1．参与企业章程、董事会运行规则的制定；2．对企业重要经营决策、规章制度、合同进行法律审核；3．为企业改制重组、并购上市、产权转让、破产重整、和解及清算等重大事项提出法律意见；4．组织开展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外聘律师管理、法治宣传教育培训、法律咨询；5．组织处理诉讼、仲裁案件；6．所在企业规定的其他职责。（二十）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负有监督职责，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意见，督促整改。法律顾问明知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警示、不制止的，承担相应责任。（二十一）国有企业根据需要设立公司律师。公司律师是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照本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取得公司律师证书的员工。（二十二）公司律师履行国有企业法律顾问承担的职责，可以受所在单位委托，代表所在单位从事律师法律服务。公司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律师法等规定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律师执业权利，以及律师法规定的其他权利。（二十三）公司律师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四、完善管理体制（二十四）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和国有企业法律事务部门，分别承担本单位法律顾问办公室职责，负责本单位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日常业务管理，协助组织人事部门对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进行遴选、聘任、培训、考核、奖惩，以及对本单位申请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等。（二十五）在党政机关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者担任法律顾问、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经审查，申请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向其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二十六）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前已担任法律顾问、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的，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向其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1．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满15年；2．具有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获得其他相应学位；3．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二十七）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脱离原单位，可以申请转为社会律师，其担任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经历计入社会律师执业年限。依照本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担任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申请转为社会律师的，应当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相关规定。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依照有关程序遴选为法官、检察官的，确定法官、检察官等级应当考虑其从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的年限、经历。（二十八）律师协会承担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业务交流指导、律师权益维护、行业自律等工作。五、加强组织领导（二十九）党政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认真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三十）党政机关要按照以下要求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作用：1．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之前，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2．起草、论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请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参加，或者听取其法律意见；3．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的事项，或者法律顾问、公职律师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事项，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定。对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请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参加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三十一）国有企业要按照以下要求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作用：1．讨论、决定企业经营管理重大事项之前，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2．起草企业章程、董事会运行规则等，应当请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参加，或者听取其法律意见；3．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的事项，或者法律顾问、公司律师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事项，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定。对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交由法律顾问、公司律师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三十二）各级党政机关要将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纳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目标责任制考核。推动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力量建设，完善日常管理、业务培训、考评奖惩等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促进有关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三十三）党政机关要将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采取政府购买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问报酬，为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三十四）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教育、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分类施策、重点推进、鼓励探索，有步骤地推进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三十五）人民团体参照本意见建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三十六）各地区各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制定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