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爱忠

原创作者：蓝爱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案情简述2017年12月10日，广东医生谭XX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神酒“XX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网文。2018年1月10日，谭XX医生在在广州的家门口被内蒙古XX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为由抓获并刑事拘留。1月25日，经XX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逮捕。后来案件移送XX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在听取了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后，查阅了案件材料。经研究认为，目前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施。2018年4月17日下午，谭XX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离开了看守所，并于4月18日回到广州的家中。那么，谭XX医生回到家中是否就安然无恙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接下来如何促使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处理方式最常见，因此，可能性最大。谭XX的行为不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建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是本案最有效的无罪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商业信誉，是指社会公众对某一经营者的经济能力、信用状况等所给予的社会评价，即该经营者在经济生活中信用、名誉的地位。商品声誉，是指社会公众对一经营者的商品性能、品质给予的社会评价，即该商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从谭XX的《中国神酒“XX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内容看，完全是从一名医生的专业角度、基于良医的道德而发表该文，而不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所以，谭XX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谭XX是一名麻醉医生，从其身份结合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谭XX在主观方面，不具有损害xx药酒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犯罪故意。其次，谭XX的文章内容是基于一名医生的专业知识对xx药酒存在的对人体有害“毒性”进行的主观评价和客观陈述，不存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再次，谭XX的文章内容，是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进行的医学评价，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谭XX的文章与xx药酒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另外，根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十年，xx药酒的广告曾被辽宁、江苏、山西、湖北等25个省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达2630次。2017年8月25日，《健康时报》还发表了《2630次广告违法不止，谁是xx药酒的护身护？》的专题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大量的媒体报道。谭XX的文章与上文比较，不论是在阅读量、转载量还是影响力，都不具有可比性。因此，xx药酒把自身的损失都归咎于谭XX发表的《中国神酒“XX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显然缺乏依据。综上，谭XX发表《中国神酒“XX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在主观上不具有损害xx药酒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不存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谭XX的文章与xx药酒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谭XX的行为不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蓝爱忠撰写于2018年4月21日，文章信息来自《健康时报》等权威媒体报道，案件事实以办案机关掌握并公布的为准。

案情简要2011年11月2日，在粤东某市以养殖和务农为生的农民吴某某，被广东省某市某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抓获并刑事拘留，12月9日被批准逮捕。案件起因是犯贩卖毒品罪的罪犯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均已判决）的检举揭发。上述三人检举吴某某在2002年2月指使他们向贩毒人员，在某区某学校门口以每块18万元共270万元购买了毒品海洛因15块，共净重10491克，三人随后被公安机关人赃并获。辩护思路一、本案的起因是源于吴某某的同乡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的检举揭发，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在某市某区某学校门口进行毒品交易时被公安机关人赃并获，除证人证言外，没有证据证明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贩卖毒品与吴某某有关联。二、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检举揭发时称：受吴某某指使贩卖毒品，由朱某某联系、确定毒品海洛因的货源、进行样本检验和商定价格，贩卖毒品的资金系吴某某提供。但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购买毒品的资金来源自吴某某。三、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检举揭发时还称：吴某某长期租住在某市某区某小区某单元，并以此作为他们集合的据点。但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证言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吴某某曾在此租住。四、公安和检察机关认定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和本案具体案情，如果要认定吴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要认定吴某某参与了贩卖毒品的行为，由于公安机关只是对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人赃并获，因此，可以把吴某某排除在外。其次是要证明毒资系吴某某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毒资系吴某某提供。在本案中，公安、检察机关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证据都明显不足，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吴某某参与了林某某、黄某某和朱某某贩卖毒品的行为。办理结果因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审查起诉期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后移送法院审判。辩护律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吴某某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建议法院判决吴某某无罪。最终，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蓝爱忠律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十五年执业经验，十五年专注刑辩。“为生命而辩护，为自由而辩护，为尊严而辩护”，是蓝爱忠律师选择刑辩的初衷。

1、为涉嫌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许某某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委托后，蓝律师即申请会见了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然后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向办案单位发出“许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法律意见书》，三天后，办案单位释放许某某。2、为涉嫌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人代某某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委托后，蓝律师即申请会见了犯罪嫌疑人代某某，然后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向办案单位发出“代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法律意见书》，七天后，在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办案单位通知代某某的亲属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3、为涉嫌赌博罪的犯罪嫌疑人任某某提供法律帮助，蓝律师经向委托人了解，任某某是利用业余时间帮人为香港六合彩下单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的，并且下单金额不大，公安机关扣押了电脑和笔记本等证据。由于任某某是某国有大型公司的员工，无故旷工是要被开除公职的，家属要求尽快将任某某取保候审以保留公职。在初步了解案情后，蓝律师要求家属代任某某向公司请假的同时，马上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向办案单位发出“任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赌博罪”的《法律意见书》，第三天，办案机关即作出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壹千元的裁决书，在家属交纳罚款后即无罪释放任某某。4、担任广东济广企业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济广企业总公司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指派蓝爱忠律师为该公司提供具体法律服务。蓝律师在充分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为该公司起草和修该了常用合同，并不厌其烦地为该公司的日常经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意见，向拖欠货款客户发《律师函》催收欠款，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得到该公司的高度评价。5、广州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某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一、二审胜诉并成功执行全部款项。6、广州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案，该公司是外资企业，注册资金约150元人民币，由于经营不善，拖欠三百多万元的货款、租金和员工工资，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后指派蓝律师办理，经充分了解案情和该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本案标的小，按照破产程序处理处理的话耗时长、费用大，建议谈判协商解决。委托人同意了蓝律师的意见，经与当地政府接洽和供货商、员工代表的充分沟通，按照优先照顾员工和供货商利益的原则，尽用时三个月就化解了员工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并成功处理了该案。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我担任李某用被控盗窃罪的一审辩护人。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李某用，认真研读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的了解后，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构成构成盗窃罪，指控李某用犯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综合在案证据、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如下具体辩护意见：一、在案证据不能确定被告人李某用的作案时间，不能证明李某用在指控的时间里实施了盗窃行为。指控被告人李某用在2011年2月1日凌晨许，去到广州市某某区大某街大村村校某大街1巷2号门口，盗窃被害人易某某停放在该处的白色长安牌SC6363A型小型汽车一辆。此处的“凌晨许”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凌晨：是指零点至三点。那么，被告人李某用在凌晨（即零点-三点）这段时间持续作案三个小时，还是在其中的某个时间作案，对此，被告人李某用的作案时间是不清楚的、不特定的，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在指控的时间里实施了盗窃涉案车辆的行为。李某用供述称：2011年2月1日下午，我与失主易某某一起玩，易某某提出向我借5000元，因易某某尚欠我4000元未还，所以，我当时没有借钱给易某某。当天晚上，易某某与我一起吃晚饭，我对易某某说买不到火车票回不了家，易某某就建议我住宾馆。饭后聊天时，我老婆来电告知女儿快生小孩了，易某某主动提出借车给我用，并再次向我提出借钱一事，我于是借了5000元给易某某。易某某回去取车，由于我不认识路，易某某又开车送我出了广州，并将车的行驶证及车钥匙给了我，随后，我给了易100元打的费。被告人李某用的供述具有合理性，失主易某某与李某用是朋友关系，并向李某用共借款9000元，在李某用无法买到车票回家的情况下，把车借给李某用使用。而且，涉案车辆被查获时，有车辆钥匙，车辆没有被撬的痕迹。结合指控李某用的作案时间不确定、李某用已经驾车在回家路上没有作案时间的案件事实，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在指控的时间里实施了盗窃行为。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用盗窃罪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用盗窃的证据存在明显不具有正式性、关联性的证据，有些证据是孤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互相印证，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实施了盗窃涉案车辆的行为。1、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李某用盗窃了涉案车辆。根据在案证据，被告人李某用从在湖南省江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第一次被询问时起至最后一次讯问，均供述涉案车辆是易某某借给其使用的，不是盗窃，供述稳定而且高度一致。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的身份和把涉案车辆从广州开回湖南江华家中，并把车辆借给外甥黎某某使用，由于黎某某没有驾驶证和行驶证被湖南江华县交警查扣，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是被告人李某用盗窃的。2、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易某某在2011年1月31日22时将涉案车辆停放在广州市某某区某某街某某村某某大街1巷2号门口并被盗。在案证据中，只有易某某陈述其在2011年1月31日22时，把涉案车辆停放在广州市某某区某某街某某村某某大街1巷2号门口，没有其他证据与易某某的陈述相互佐证，显然，不足以证明易某某把涉案车辆停放在上述地址门口并被盗。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涉案车辆的车主是余某某，王某某在非车主和没有携带行驶证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确能准确提供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等车辆信息，不符合情理。穗某公（某某）勘｛2011｝0201号《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记录的报案时间是2011年2月1日8时32分，广州市某某公安分局某某派出所值班室接到易某某电话：2011年2月1日8时许委托事主王某某报案称：1月31日22时至2月1日8时30分期间，其的一辆白色长安之星SC6365A面包车停放在广州市某某区某某街某某村某某大街1巷2号门口被盗，该车车牌号是粤A093AP，发动机号85BZ021987，车架号LS４BDB３８A０５７６８０，该车车主余某某（女），事主已到我所备案。而且，报案人王某某根本不是车主，真正的车主是余某某。在此，王某某是以自己的名义报案，但是没有报案记录，不能确定是王某某还是易某某将涉案车辆停放在“案发现场”的，或者涉案车辆根本就没有停放在“案发现场”。另外，王某某接受易某某的委托报案，在不是车主、又没有车辆行驶证的情况下，却能准确无误地提供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的车辆信息，显然不符合情理。第二，易某某的报案记录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登记的涉案车辆的车架号码不一致，在非车主和没有携带行驶证前往报案的情况，却能准确提供车辆信息，也不符合情理。编号为A4401135700002011020002《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记录，2011年2月1日9时50分接事主易某某报案称：2011年1月31日22时至2月1日8时30分期间，其的一辆白色长安之星SC6365A面包车停放在上述地址门口被盗，该车车牌号是粤A093AP，发动机号85BZ021987，车架号LS４BDB3D３８A０５７６８０，该车车主余某某娥，事主已到我所备案。王某某报案称涉案车辆的车架号是LS４BDB３８A０５７６８０，而易某某报案时称车架号是LS４BDB3D３８A０５７６８０，记录员和公诉人均可以辩称是笔误，但是，案发时，涉案车辆的行驶证一直由汤某某保管，王某某、易某某均能提供涉案车辆信息，显然不符合情理。3、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李代用窃取了涉案车辆的钥匙。易某某、汤某某和余某某的证言，均是根据涉案车辆在被告人李某用手上而怀疑其盗取涉案车辆的钥匙，但是，在案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盗取了涉案车辆钥匙，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李某用使用的车辆钥匙是在上述证人陈述的时间里盗取的。4、易某某在2011年2月1日报案时提交了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与2月23日和3月15日的陈述均不一样，易某某涉嫌报假案。被告人李某用供述易某某把涉案车辆借给他时，把行驶证一起给了他，但在2011年2月6日遗失了。但是，易某某在2011年2月1日9：50时报案时，向某某派出所提交了涉案车辆的驾驶证和登记证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签署了姓名和日期。在2011年2月23日的询问笔录里，易某某却说“行驶证在我自己手上”。在2011年3月15日的询问笔录里，易某某却这样说：“原来我以为是放在车上一起被盗了，后来汤某某回来时，才知道行驶证并没放在车上，是某某拿着。”证人汤某某在2011年5月11日的询问笔录陈述：“车被盗时行驶证在我的身上，由我保管着”。显然，易某某关于涉案车辆的行驶证的问题一直在说谎，其在报案时提交的行驶证复印件有可能是事先准备的复印件，易某某涉嫌报假案，被告人李某就有可能是无辜的。综前所述，在案证据存在多处互相矛盾之处，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相互印证，指控被告人李某用盗窃罪证据不足。三、在案证据不能排除易某某将车借给李某用使用的可能性，被告人李某用有可能是无辜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李代用实施了盗取涉案车辆的行为，尚不足以排除涉案车辆是借用的可能性，因此，被告人李代用有可能是无辜的。1、证人易某某的证言欲证明被告人李某用有作案时间，该证言是孤证，不能达到其欲证明的目的。易某某陈述在2011年1月31日与其儿子易某某在其妻子刘某某在左钩村的住处，没有与被告人李某用在一起，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因此，易某某就有与被告人李某用在一起，并把涉案车辆出借给被告人李某用的可能性。易某某的证言欲证明没有与被告人李某用在一起，李某用有作案时间，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能与易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因此，就不能排除其与李某用在一起，李某用没有作案时间的可能性。2、证人易某某在2011年2月1日向大石派出所提交的驾驶证复印件有可能事先准备的，涉嫌报假案。易某某在报案时提交了涉案车辆行使证的复印件，并签署了姓名和日期。随后，易某某分别在3月15日和5月11日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陈述，非常反常和不符合常理，那么，易某某报案时提交的行驶证就有可能是事先准备的，涉嫌报假案，被告人李某用就有可能是被陷害的。3、根据在案证据，尚不能排除易某某将涉案车辆借给被告人李某某用使用的可能性。第一，易某某和被告人李某用曾是同事，相互认识。并且，被告人李某用的供述和易某某的陈述证实：被告人李某用从重庆到广州后，易某某开车到地铁三号线汉溪长隆站接被告人，并曾一起用餐，证明两人关系较好。第二，临近春节，火车票非常紧张，在被告人李某用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以及借钱给易某某情况下，易某某将涉案车辆借给李某用开回家过春节。第三，易某某所在的广州某站中国航空港工地因春节临近已经放假，暂不使用涉案车辆，也可以将涉案车辆暂借给被告人李某用暂时使用。第四，易某某关于在2011年1月31日在其妻子住处和把涉案车辆停放在上述地址1巷2号的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有可能是虚假陈述，报假案的目的是逃避债务。综上前述，涉案车辆有可能是易某某借给被告人李某用暂时使用的，并不是盗取。被告人李某用有可能是无辜的。四、恳请法庭依据“疑罪从无”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李某用无罪。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被告人李某用存在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也就是说，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李代用实施了盗窃涉案车辆的行为，不能得出被告人李某用盗窃了涉案车辆的唯一结论，还存在借用的可能性。因此，恳请法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疑罪从无”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李代用无罪。此致广州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蓝爱忠律师2011年7月4日

尊敬的审判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并指派蓝爱忠律师，担任被告人陈某琼被控非法经营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被辩护人依法会见被告人陈素琼，仔细研读了全部案卷材料，充分、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琼作案时间短、获利少，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符合缓刑的法律规定。现综合广州市某某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起诉书》、案卷证据、庭审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具体辩护意见：一、被告人陈某琼被动且不是专职从事“六合彩”外围投注，只是在看档和做完家务之余受托接受投注，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陈某琼多次在公安机关被讯问时供述：我平常就是看档口、买菜和煮饭，已经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大概在去年10月份，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到我的档口，向我买了一包烟，然后跟我聊天，问我这个档口的生意和收入怎么样，愿不愿意在不影响看档的情况下增加收入，并说由办法可以让我很轻松就能增加收入，于是，我就动心了，就按他的要求操作，接受别人来我的档口进行“六合彩”外围投注，开始的时候很少人来投注，第二个月开始才比较多人来投注。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人宣传，叫人来我档口进行“六合彩”投注。另外，案卷证据《接受投注登记统计表》、“六合彩”投注单据和流水账与被告人陈某琼的供述相互印证，2011年10月份只接受附近二、三十人的投注，投注金额仅一万多元。证人证言也证实，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到陈某琼的档口投注的，被告人陈某琼没有向他们宣传过，也没有叫他们去她的档口投注。可见，被告人陈某琼是被动参与“六合彩”外围投注，接受委托时，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接受委托的目的就是想额外增加一点收入，并不是想藉此牟取暴利，并且自接受委托至被查获，接受投注的时间不足两个月，实际投注时间仅两周，接受投注的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实际投注金额刚超过立案追诉标准。所以，被告人陈某琼的犯罪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二、指控被告人陈某琼非法经营的涉案投注金额与实际投注金额不符，应按实际投注金额认定被告人陈某琼的犯罪金额。《起诉书》指控称：2011年10月起，被告人陈某琼接受他人的“六合彩”外围投注。至2011年11月8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期间，被告人陈某琼接受他人对第126期至131期“六合彩”的外围投注，投注金额达人民币82439元。但是，根据案卷证据一“六合彩”投注单据等书证计算得出，被告人陈某琼接受他人对第126期至131期“六合彩”的外围投注金额为62561元。指控被告人陈某琼非法经营的涉案投注金额，比实际投注金额多出19878.00元，与实际投注金额不符，应按实际投注金额认定被告人陈某琼的犯罪金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定罪量刑的法定标准。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在某些人看来，19878.00元对被告人陈某琼的定罪量刑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按指控金额认定被告人陈某琼的“六合彩”外围投注金额，则违反了《刑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三、被告人陈某琼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好，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陈某琼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1、根据案卷证据，被告人陈某琼实际作案时间短，涉案金额小、获利小，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陈某琼自2011年10月起接受他人对第126期至131期“六合彩”外围投注，至2011年11月8日被公安机关查获。然而，香港“六合彩”两天一期，每周三期，被告人陈某琼的实际作案时间前后仅两个星期，作案时间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九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本案被告人陈某琼非法经营数额仅62561元，违法所得3000元，非法经营数额仅超过立案追诉标准，被告人陈某琼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2、被告人陈某琼是初犯、偶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认罪、悔罪态度好。被告人陈某琼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家庭妇女，小卖部经营、销售的商品种类少，赚不了多少钱，只为消磨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陈某琼为人忠厚老实，由于“六合彩”对外围投注的危害认识不深，而被他人利用，并且之前没有犯罪前科，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案发后，被告人陈某琼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性，如实供述并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机关破案，庭审时，陈某琼当庭认罪并流下悔恨的泪水，认罪、悔罪态度好。3、根据《刑法》和《量刑指导意见》及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陈某琼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条“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七款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鉴于被告人陈某琼犯罪时间短、获利少，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并且当庭自愿认罪，悔罪表现好，根据《刑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综合被告人陈某琼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符合适用缓刑，并且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陈某琼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上述意见，恳望法庭重视并予以采纳，谢谢！此致广东省广州市某某市人民法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蓝爱忠律师2012年3月22日

广州市某某区公安分局：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接受代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嫌故意伤害一案代某某涉的辩护人，辩护人依法会见代某某了解案件情况，并到代某某的工作单位向其工友询问了案发的前后经过，辩护人认为代某某只是围观、没有实施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的行为，不存在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犯罪事实，因此，贵局对代某某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不当，依法应当撤销或者变更，并释放代某某，具体理由如下：一、案发时，代某某正与工友在一起，后来出于好奇一起围观，没有实施殴打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代某某陈述：被害人被人围殴时，代某某正与工友李某某等人从工厂出来，由于案发现场聚集了很多人，而且嘈杂混乱，代某某等人出于好奇，于是一起上前围观，看到几个男青年正在殴打被害人，并且认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是同乡，于是找到其他同乡询问了解情况，直到有人报警、公安人员到场抓获嫌疑人，代某某都没有实施殴打被害人的行为。至于受害人与嫌疑人之间的矛盾，代某某也略有耳闻，无非由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引起，但是，代某某从未就此发表个人对受害人的意见，也未参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更未指使嫌疑人报复和殴打受害人。二、受害人身体所受伤害与代某某没有因果关系，代某某依法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从代某某的陈述看，代某某的陈述真实可信，没有隐瞒事实。不能因为代某某与嫌疑人是认识的同乡，就认定代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或者有指使他人或者实施殴打的行为。辩护人不否认受害人被人殴打致伤住院治疗的客观事实，但是，在代某某只是围观、没有实施殴打受害人的情况下，显然，受害人身体上所受的内外伤均与代某某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代某某依法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三、代某某没有指使他人或者实施殴打受害人的动机和目的。1、代某某工友李某某、同乡郭某某等人可以证明代某某只是围观、了解情况，没有参与殴打受害人。案发时，代某某一直与工友李某某在一起，后来虽有短暂分开，代某某也只是向同乡郭某某等人了解情况，从始至终都没有参与殴打受害人。此外，还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调查了解代某某没有指使他们殴打受害人。2、即便受害人陈述代某某指使他人殴人或者参与殴打，也不足以证明代某某具有故意伤害动机和目的并实施了伤害行为。据代某某陈述，受害人与其曾是同一车间工友，还曾住在同一宿舍，因工作和生活多次发生矛盾，并发生过肢体冲突，而事情的起因均是受害人。后来，代某某向领导反映，领导为他们调整了宿舍和工作岗位，至此之后，双方在工作和生活上再无交集。另据代某某领导、工友和同乡反映，代某某为人老实本分，性格比较内向，与同宿舍、车间的工友相处融洽，从不惹是生非，还经常主动帮助工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打饭、打开水等等，不能因为曾与受害人发生过矛盾，就认为代某某有指使他人报复和殴打受害人的动机和目的并实施了伤害行为。四、代某某被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完全是受害人臆测的结果，没有事实依据。代某某陈述，自公司调整宿舍和工作岗位后，由于受害人与同宿舍的工友相处不融洽，工作量较之前大，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在工厂内遇见他总是恶言相向，但是，代某某每次都是避而让之、置之不理，并未因此再与受害人发生争执。因此，不排除根据受害人的臆测陈述，作出对代某某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都要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对代某某作出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决定，对代某某最不利的证据可能就是受害人的臆测性陈述，在没有代某某有罪供述和其他证人证言、物证的情况下，不能得出代某某指使他人殴打受害人或者实施了伤害受害人的行为的结论，只能做出受害人的伤情结果与代某某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五、对代某某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或者变更，释放代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人，重大嫌疑分子是指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第二、具有如下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从代某某不是在案发现场抓获，而是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抓获，结合公安机关多次讯问代某某均未承认指使他人或者参与殴打受害人结果看，对代某某作出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的决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作出该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即时撤销或者变更。因此，恳望贵局依法撤销或者变更对代某某的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释放代某某，发给代某某释放证明。此致广东省广州市某某区公安分局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蓝爱忠律师2005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