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闯

胡*等四名被告人在苏州张家港市预谋对被害人滕某一家实施抢劫、故意杀人；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本律师依法担任被告人胡杨的一审辩护律师；后法院经过审理判处胡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杨不服一审判决，委托本律师继续担任其二审辩护人，2012年5月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律师依法出庭为上诉人胡杨辩护，并建议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胡杨不应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请求进一步对其从轻处罚。庭审从下午13:30一直持续至18:20，当庭未能宣判。

——云闯律师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诉讼代理人苏州市天贸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票人于2008年11月21日以江苏银行苏州城西支行为付款行，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为收款人，开具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经付款行承兑并连续背书最终由原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后原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银行托收票据项下款项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本案被告联优公司申请公司催告并由金阊区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原告遂委托北京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代理该案件。接受委托后，云闯律师经过必要的调查，组织相应证据，以出票人和票据伪报人为被告，提起票据利益返还及票据损害责任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联优公司表示愿意与原告协商调解。依据原告吉恩公司的授权，云闯律师撤回对天贸公司的起诉，经过律师的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联优公司在五日内向原告吉恩公司偿还票据项下的利益人民币10万元，诉讼费1204元由原告吉恩公司负担604元，联优公司负担600元。有效地维护了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该调解协议得到了吉恩公司的认可。本案法院文书号：金阊区人民法院（2012）金商初字第0153号民事调解书。附：云闯律师起草的《民事起诉状》民事起诉状原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吴术，该公司董事长。被告苏州市天贸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凤阳路308号。法定代表人张春美，该公司董事长。被告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彩虹路。法定代表人柳春法，该公司执行董事。诉讼请求1、确认江苏银行苏州城西支行编号为GA/0101996901银行承兑汇票的权利归原告所有；2、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人民币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5392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暂计算至起诉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苏州市天贸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票人于2008年11月21日以江苏银行苏州城西支行为付款行，本案被告为收款人；开具编号为GA/0101996901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出票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到期日为2009年2月21日。该汇票经由付款行承兑。该票据连续背书，由本案被告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转让给五家渠海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并经奎屯锦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天北分公司、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洛林物资有限公司、本案原告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由本案原告持有。后原告委托吉林磐石市农行红旗岭营业所托收票据项下款项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本案被告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并由贵院作出除权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31条的规定，原告作为背书连续的持票人，应当享有票据权利。相反，本案被告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自行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奎屯锦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天北分公司，从而丧失对涉案票据的占有，系票据的正常背书转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被告并非是“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亦即其并非票据法意义上的失票人，无权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被告谎称票据遗失，向贵院申请公示催告，侵害了作为正当持票人的原告的利益，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被告苏州市天贸针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票人，负有向原告返还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法律义务。综上，原告作为合法且正当的持票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第108条、第20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8条、第106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如所请。此呈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具状人：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3月10日附：本诉状副本2份。

合伙协议起纠纷调查取证终胜诉——云闯律师成功代理周某与韩某合伙协议纠纷案周某与韩某原系苏州九龙医院同事，后来双方经协商决定利用自己的护理经验合伙经营母婴月嫂业务。按照双方口头约定，周某出资6万元，韩某出资12万元，双方以韩某个人名义注册“常熟市虞山镇亲庭母婴月嫂护理会所”。周某实际出资58800元，用于租赁经营场所、装修、购买空调、组装电脑、监控设备、收银系统等办公用品。考虑到周某刚从九龙医院辞职，双方在合伙之初口头约定，会所的日常管理及经营由周某负责。周某每月从“亲庭会所”中领取工资、车贴计4000元；韩某每月从会所中领取工资、车贴计2000元。为化解双方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双方共同委托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起草《常熟亲庭母婴月嫂项目合作协议》，将双方权利义务予以明确。但该《协议》起草之后，韩某反悔拒绝签字并表示不能按照事先约定每月支付周某工资、车贴等费用及报酬。周某遂决定退出合伙。韩某当时口头表示愿意将周某的出资全额退还。但双方并未签署书面约定。自此，会所由韩某个人经营。周某多次向韩某讨要出资款，均遭韩某拒绝。周某无奈，遂起诉至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韩某是否确实有向周某返还出资款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双方没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通过法院调解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接受原告周某的委托，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认真分析本案，认为案件的关键是固定住被告韩某同意返还原告周某出资款的相应证据。对此，云律师首先固定双方的语音通话、短信来往；紧接着向参与协调原被告双方的陈某、尹某调查取证，调取二人的笔录，以便证明被告确实有返还原告出资款的意思表示。本案经过三次公开开庭，因被告曾与原告共同委托云律师起草《常熟亲庭母婴月嫂项目合作协议》，故在开庭过程中被告韩某一直回避与原告律师相见、回避出庭；自始至终均由律师代为参与庭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依照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严丝合缝地论证了被告具有返还原告周某出资额的意思表示，得到了法庭的采纳。法庭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对于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起草的《常熟亲庭母婴月嫂项目合作协议》的法律功底颇为赞赏，最终在判决书中用整整两页的篇幅（注：判决书共六页）引述该合作协议，并根据云闯律师的调查取证，依法判决被告全额返还原告出资款58800元并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应该说，合伙纠纷的案件中，在就退伙事宜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仅凭其他间接证据证明被告全额退还原告出资额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本案中，正是律师的调查取证，为法院的判决提供了证据支撑；也最终使原告赢得诉讼。案件判决书文号：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2）园民初字第0410号。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云闯*摘要：恶意诉讼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且主要集中在工伤领域、公司法领域、名誉侵权及民间借贷等领域。司法实践对于恶意诉讼应当积极应对，增加恶意诉讼的成本；可以通过构建律师费转付制度、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扩张法官的程序性自由裁量权；同时明确诉讼侵权的侵权形式，对触犯刑法的恶意诉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关键词：恶意诉讼律师费转付制度反SLAPP法案诉讼诈骗罪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但作为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并享有“帝王条款”之誉的诚实信用原则，也应在民事诉讼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构建，如举证时限制度、证据失权制度等，也确实在彰显着这一原则。然而，民事司法实践中背离诚实信用原则，恶意诉讼却有增无减，“这不仅严重侵害了特定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和扰乱诉讼秩序，也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构成了冲击与损害[1]。”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诉讼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1）工伤领域。工伤领域的恶意诉讼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恶意拖延工伤赔付，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的事实劳动关系或者工伤保险待遇恶意起诉、上诉；也包括对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恶意提出复议、诉讼；（2）公司法领域。公司法领域的恶意诉讼主要分为两个方面；股东层面的恶意诉讼表现为恶意提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诉讼、知情权诉讼、司法解散公司诉讼等；公司层面的恶意诉讼表现为恶意追究个别股东的出资责任、恶意对公司高管发起归入权诉讼、损害赔偿诉讼，甚至恶意将类似请求予以拆分，在不同法院对高管同时或者先后提起相应的诉讼，以达到使被告疲于奔波，诉讼缠身的后果；（3）名誉侵权的恶意诉讼。名誉侵权的恶意诉讼主要表现在，原告恶意“对号入座”，滥用诉权提起名誉侵权诉讼，甚至借以达到阻止或者弱化他人对其活动的监督与批评。尤其以起诉媒体、记者为甚。（4）民间借贷恶意诉讼，即恶意伪造证据材料，借助司法判决取得他人财物。此外，还有知识产权领域的恶意诉讼等等。对于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诉讼，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分析，将这种诉讼分为有诉权的恶意诉讼和没有诉权的恶意诉讼两类。有诉权的恶意诉讼，是指原告本身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并“自认为”其权益受到侵犯而提起的恶意诉讼，上述列举的工伤领域、公司法领域、名誉侵权等恶意诉讼均可归为此类。反之，没有诉权的恶意诉讼，则是指原告本身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通过伪造证据等方式提起的恶意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诉讼欺诈，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领域。基层民事诉讼中，恶意诉讼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如2006年，“无锡市两级法院共发现民事恶意诉讼23起，涉及当事人90名[2]”；2010年，“浙江法院查处虚假诉讼涉案137件110人，判刑41人，民事制裁44人，移送公安侦查25人[3]。”对于民事恶意诉讼这一法治“副产品”，司法不应缄默，相反应该积极应对。笔者不赞成以提高起诉门槛的方式来达到将恶意诉讼拒之门外的做法。理由在于，法院对于原告的起诉应仅作形式审查，我国民事诉讼的起诉受理的门槛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在起诉之时就要求原告适格已然失之过严，如再增加起诉时对于法律关系、证据材料等方面的审查，则有可能演变为实质审查，将正常的民事诉求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恶意诉讼予以规制：其一，构建律师费转付制度，增加恶意诉讼原告的司法成本。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律师费独立于司法费用（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之外，由委托人自行支付。对于律师费转付制度未有原则性的规定[4]，因律师费相较于普通的司法费用较高，构建律师费转付制度，将会大大增加恶意诉讼原告的司法成本。有利于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其二，借鉴美国反策略性诉讼法案（反SLAPP法案[5]），在诉讼程序中，当法庭查明原告具有提起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时，被告可申请法庭径行驳回原告的起诉，以减少讼累。笔者认为，对于用人单位故意拖延时间的工伤诉讼、恶意阻碍媒体监督的名誉权诉讼[6]，可以扩张法官的程序性自由裁量权，对此予以借鉴。其三，赋予案外人提起再审的权利。对于利用司法程序，伪造证据材料，甚至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应该在立法上予以规制。对于此类案件，应该赋予案外人提出再审的权利[7]，以使得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两造串通恶意诉讼而受到的损害得以救济。由于《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因而对于某些恶意诉讼的案件难以照顾周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立法缺陷。由于法律原则性的规定缺位，更多情况下，案外人提起的再审相当困难[8]；通常只能借助申诉渠道，由有权机关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司法实践中，相较于最高法院，一些地方法院走的更远，如浙江省高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与虚假诉讼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的申请。再者，明确恶意诉讼属于侵权行为，在遭遇恶意诉讼的情况下，赋予被告追究恶意诉讼发动者侵权责任的权利，从而使得恶意诉讼的发动者在提起诉讼时有所顾忌。《侵权责任法》在草案及专家拟制稿中均有诉讼侵权的规定，但在审议时，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付之阙如；此一制度设计唯有寄望于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乃至将来的民法典之中。最后，除以上列举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法律制度应该予以严格落实；如对于恶意拆分诉讼，增加被告讼累的案件，经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各在后受理的法院均应裁定由最初受理案件的法院集中审理。对于在诉讼中伪造证据，诈骗财物的案件，构成刑事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于2002年10月4日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做出答复，称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可能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的刑事责任。该答复在理论和实务中引起很大分歧。目前多数学者和司法实务界的人士认为，在刑法中诈骗罪之下，增设独立的“诉讼诈骗罪”罪名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在刑法的修正案中，增设这一罪名，以刑法的严厉性对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诉讼行为予以制裁。一些地方已经在这一领域做出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值得肯定和推广[9]。

消费者：用起你自己的权利北京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云闯律师红梅迎春，辛卯兔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正轻轻地向我们走来。中国消费者协会将“消费与民生”确定为今年的活动主题。本文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盘点一下属于消费者的权益；然后结合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消费争议，从法律上作一简要评析。●盘点我们的权利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以下各项权利：（1）安全权，即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2）知悉真情权，即指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3）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4）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5）求偿权，即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6）结社权，即指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7）从经营者处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8）人格尊严和民族习惯受到尊重的权利；（9）监督权，即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经营者不得再拿“最终解释权”说事经营者采用优惠券、消费卡、会员卡（以下统称“消费卡”）的方式提供带有预付性质的消费已经屡见不鲜；并且这种消费卡上常带有“本卡最终解释权归本单位所有”、“消费卡过期作废”、“恕不退换”等格式条款。并且在消费者使用此类消费卡时常常会遇到商家的种种刁难。商家常以断货、已过期等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律师分析：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与经营者之间形成消费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商家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按照法律的规定，不仅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地确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对于免除商家责任或者限制、排除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必须对消费者作出明确的提示。此外，对于这类“格式条款”的理解也应当按照通常的意思予以理解，如果在理解上产生分歧，应当作出不利于商家的解释。按照去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经营者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权；这也就意味着经营者不得再拿“最终解释权”说事，否则将会面临工商部门的警告，甚至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今后消费者再遇到此类条款，有说“不”的权利。●反悔权最近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酝酿修订，修订草案中规定“对通过电话销售、邮售、上门销售等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有权在收到商品后30日内退回商品，并不承担任何费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悔权。律师分析：“反悔权”只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上应该理解为对于原先合同的撤销或者解除，属于合同撤销权或者解除权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上述条款还只是修订草案，并没有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因而现行法律上并没有“反悔权”这一规定。即使今后这一条款获得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规定，我们也需要在此提醒消费者，这一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它只能适用于消费者无法亲自现场验货、经营者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等特殊情形；并且对于汽车、房屋等大宗交易，消费者往往都是三思而后行，因而也不能行使所谓的“反悔权”。日前，江苏省消协、省美容美发协会通过《自律公约》，明确规定企业应建立消费卡退卡机制，并承诺消费者开卡后如需退卡15日内予以解决退卡事宜。但由于该自律公约并非国家机关正式立法文件，且只能约束美容美发协会会员企业，因而实践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尚需进一步观察，目前下结论也还为时尚早。●药品虚假广告轻信药品广告，购买保健药品的投诉也是我市消协经常收到的投诉事项。有的消费者购买保健药品，用后不但没有出现广告宣传的效果，甚至还产生副作用。律师分析：药品分为处方药品和非处方药品。国家对处方药品有严格的规定，只允许在指定的医学杂志上刊登广告。对于非处方药品（即通常所说的“保健药品”）发布广告必须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并且广告内容须以省级卫生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为准。另外，广告的内容不得含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不得宣扬治愈率、有效率，不得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医生、患者、专家的形象以及名义作证明。同时，广告内容不得含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小”等内容；也不得含有怂恿、诱导购买的内容。对于虚假广告，依照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主需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疏于审查，对于虚假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有过错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在此，我们也提示消费者，谨慎用药。对于因服用药品损害身体健康的，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并保存好相关证据，以便日后向有关责任主体追偿。●虚拟财产投诉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增加，各类网络游戏层出不群，游戏玩家等网络消费者投诉网络运营商的消费纠纷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律师分析：由于理论上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未能形成共识，因而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也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国家在虚拟财产的立法上存在空白。游戏玩家对于网络游戏中的“装备”是否享有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虚拟物品的价值如何确定、虚拟物品被盗或者遭受损害应采取什么样的赔偿标准，均有待于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网络游戏中的内容无论装备、分级还是称号，在本质上仅为一组数据，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构成实际意义。一项虚拟财产，对一个花费很长时间的游戏玩家来说可能价值连城，对一个不玩游戏的网络用户来说可能一文不值。虚拟财产具有的价值衡量上的主观性及不确定性、同时伴随着游戏升级更新也带有一定的时限性；这与通常我们个人拥有的实体财产有很大的区别。另外，虚拟财产的调查取证也较实体财产更加困难。虽然实务中有盗卖QQ币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个别法院受理过网络游戏消费争议方面的案例，但这种判例在目前还属于个案判决。因虚拟财产引发的消费争议，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位，消协通常也只能组织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进行调解。现实中还会遇到强制消费的事情，比如在做美发护肤过程中，服务人员推销某款产品，消费者明确拒绝购买，在买单时才发现消费金额高的出奇，经询问对方声称在消费的过程中已经使用了该款产品，双方因而发生争议。此种情况下，未经消费者同意，商家擅自使用该款产品的行为即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的价款。另外，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除了应当遵守消法，还必须遵守《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其他法律，对于经营者的搭售、拒开发票、垃圾短信扰民等不正当的行为，都应依照相关法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也提示消费者在平时存有证据意识，注意索要并妥善保管与消费相关的凭证，在发生争议之后，理性处理，依法维权。作者简介：云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中国法学会会员。电子邮箱：clarenceyun@163.com手机：13962134959

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的几点法律思考云闯健在活人被媒体错误报道成“已去世”的假新闻时有发生，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一般按照侵犯名誉权处理。笔者认为，在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发布之后，对于此类案件应该定性为侵犯一般人格权，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向原告作适当倾斜。一、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并不侵犯被报道人的名誉权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能力，才干等方面的一种综合的社会评价。客观公正的社会评价可以使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拥有良好的名誉不仅可以获得社会的尊重，还可获得经济利益。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是指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维护、利用自身名誉的权利。在我国，保护名誉权的法律依据在于《民法通则》第101条，该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侵犯名誉权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具有过错。通常情况下，侵犯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在于因侵权行为造成特定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显然，人们并不会因为传媒错误地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就对该人产生负面的社会评价，从而对被报道人的品行、思想、能力、才干等产生负面认识。美国大众传媒法权威唐·R·彭伯教授指出“错误的讣闻常将报纸卷入诽谤诉讼，有时‘死人’会对这类报道提起诉讼，但法院一贯认为，说某人已死不是诽谤，它并不会损人名誉。”二、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应认定为侵犯一般人格权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原先《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作出了重大调整，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结合现行立法及审判实践，将民事案件案由划分为十大部分作为第一级案由。在“人格权纠纷”这一第一级案由之下明确列出了与“名誉权纠纷”相并列的“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第二级案由。前已述及，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通常并不会对被报道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不宜作为侵犯名誉权案件予以受理。但“死亡”、“去世”这样的词汇，在很多民族都是一个禁忌，错误地将别人报道成“已去世”，不仅违反善良社会风俗，也会给被报道人造成精神和生活上的双重困扰。对此，在立案时，应当作为一般人格权纠纷予以受理。三、关于传媒单位的主观过错问题在传媒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的案件中，传媒单位往往以自己不具有主观过错作为抗辩理由。如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李颉诉北京《新京报》社侵犯名誉权案件中，被告北京《新京报》将曾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饰演贾赦的演员李颉报道成“已死亡”。在法庭审理中，被告答辩称刊发涉案文章的本意是为了赞扬和追忆包括原告在内的剧组演职人员，出发点是好的，对原告没有主观恶意。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家镛诉《光明日报》社、《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等侵犯名誉权案件中，被告《光明日报》社下属的《中华读书报》将中科院院士、化学工程学家陈家镛先生列为2004年度去世的科学家并配发了相关照片，被告《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对涉案文章进行了转载。被告《光明日报》社在庭审答辩中辩陈，涉案文章从立意到标题、内容都没有任何侮辱贬损之意，报纸作这样一个纪念专版，主观上是为了彰显院士的成就和社会贡献，表达人们对他们的敬意和缅怀，呼吁人们关注科学家们的健康。传媒单位的辩解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出发点也并非有意对被报道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诅咒。但是法律上的“过错”并不等同于传媒单位刊发涉案文章的动机。被报道人是否真的已经去世，只要稍加核实即可弄清，而作为被告的传媒单位对此疏于核实，在法律上即应该认定其具有主观过错。四、此类案件可以适用司法认知，豁免原告对所受损失的举证责任通常情况下，原告提起侵权诉讼，需要对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在传媒单位将健在活人错误地报道成“已死亡”的案件中，尽管原告在生活与精神上遭受双重困扰，但对于具体的损失却很难举出相应的证据。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据此以原告未能证明自己遭受实际损失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固珍等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社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即为实例。按照社会道德以及一般公众的认识，传媒单位讳生为死，将健在活人报道成“已去世”，显然会给被报道人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及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从而豁免原告对所受损失的举证责任，以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达到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中国法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