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

[案情介绍]宋某欠温某5000元钱，温多次向宋讨要，致宋心生怨恨，遂与刘某、张某商定杀死温。2000年8月4日下午6时，宋某以还钱为借口将温某骗至某公园，双方发生争吵并互相推搡。宋用铁水管殴打温，刘、张持手枪向温某的头、腹、胸部射击，致温当场倒地，失去知觉。宋某等三人乘机取走温某身上的钱包(内有欠条1张，人民币800元)、手机一部。后温经医治无效死亡。[案情分析]分歧意见：对于宋某等三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某等三人的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宋等三人取走温身上的钱包和手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其理由是：抢劫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以其他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宋用铁水管殴打温，刘、张持手枪射击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宋等三人在温失去知觉、不能抵抗后，当场取走温的钱包和手机，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应定抢劫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宋等三人的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宋等三人取走温身上的钱包和手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定罪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认定行为人构成何罪，必须把行为的客观危害结果与其对该结果的主观认识和态度结合起来。如果行为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劫取公私财物，行为的结果是非法占有了公私财物，行为才构成抢劫罪;如果行为人是为了其他目的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之后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条件，非法占有其财物，则不构成抢劫罪。就本案而言，宋、刘、张三人对温某实施暴力，目的是将温某杀害，即具有杀人的故意，并非为了劫取温某的财物而用铁水管殴打、用手枪射击温某。即在实施暴力之前，在殴打、枪击温某之前，他们并没想要劫取温某的财物，并没有劫取温某财物的故意。当然在客观上，宋等三人对温某的殴打和枪击确实使温某丧失了反抗能力，从而为宋等三人在无障碍的情况下占有温某的财物创造了条件。但是，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把整个作案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的行为硬拉在一起，使暴力既作为定故意杀人罪的根据，又作为定抢劫罪的根据，“一事两头沾”，这不仅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而且，一行为处罚两次，也违反了对一行为不可重复评价的原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得通的。[案情结果]具体到本案中，如果宋某等三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为了劫取温某的财物，那么在将温某殴打、枪击致其失去知觉后取走其财物的行为只构成抢劫罪一个罪，温某死亡应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而在本案中，宋某等三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杀死温，而不是为了劫取温某的财物，其殴打、枪击温某的行为具有杀人的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在将温某殴打、枪击致其失去知觉后取走其财物的行为则属于“顺手牵羊”，该行为属于是“秘密窃取”，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构成盗窃罪。因此，本案中宋某等三人的前一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后一行为构成盗窃罪，应当数罪并罚。[相关法规]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中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必须从重从快严惩。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窃罪的量刑：一、盗窃数额较大，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量刑标准：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单处罚金；2500元以上不满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4000元以上不满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7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二、盗窃数额巨大，法定刑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10000元以上不满1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17000元以上不满2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24000元以上不满31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六年；31000元以上不满38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38000元以上不满45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八年；45000以上不满52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九年；52000元以上不满6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九年至十年。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60000元以上不满78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一年；78000元以上不满96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二年；96000元以上不满11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十三年；114000元以上不满132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十四年；132000元以上不满15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十五年；150000元以上的处无期徒刑。

[案情介绍]1998年4月1日，时任某村治保主任的程某某将人民币3万元交给任村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郁某，郁某出具收款收据，该收据上事先加盖了某金属制品厂公章，收据载明“为筹建足球厂借款叁万元整（利息按壹分贰厘计算），该款和盈利无关。每年结算一次。”郁某加盖了私章。此后，郁某又在该收据的“为筹建……”之前添加了“村”字。嗣后，程某某于1999年5月收到1998年4月至1999年3月之间的利息4200元。对于本金和以后的利息，程某某向郁某以及其所在的村委会多次催要。郁某将1份案外人俞新出具的欠条交给程某某，该欠条上载明“今欠到余平村建厂资金叁万柒仟叁佰贰拾元正，以此为凭，利息仍按月息7厘5计算。具欠人俞新2001.10.1”。程某某此后曾写信给俞新，向其主张债权。但未能要回借款。程某某在此情况下，以郁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应由其所在的村委会承担还款责任等为由，要求被告村委会以及被告郁某归还借款3万元、支付利息16320元。在起诉时，程某某向法院提供了郁某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案外人俞新出具的欠条。被告村委会辩称，其并未向程某某借款，程某某提供的收据上未加盖村委会公章，村里帐目上未有该借款的记载，郁某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村委会，因此请求驳回程某某要求村委会还款的诉请。郁某辩称，程某某所述情况属实，当时是村委会与俞新合资办足球厂缺少资金而向程某某借款，其只是经手人，且其未使用该款，因此该款不应由其归还。此外，当时利息是程某某与俞新结算的。而且，当时其在村里任职，故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属于代表村委会的职务行为，应由村委会承担还款责任。[案情分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村委会未在收据上加盖公章，郁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的借款行为属职务行为。而且经调查，原余平村的帐目中未有该借款的记载。退一步说，如果该款确以村的名义向原告所借，然后作为出资投入到案外人俞新开办的足球厂，那么即使当时由于工作疏忽而未将该借款入帐，但至少案外人俞新出具的欠条应当由村委会进行保管，并在村帐目中体现，而不应由郁某保管，因此原告要求村委会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被告郁某应就该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首先，从原告程某某、被告郁某的陈述来看，双方均认为是村委会借款。其次，从借据的形式上看，借款人是某金属制品厂，经手人是郁某。从借据的内容和用途看，是村为筹建足球厂所借，而非郁某个人所借。虽然郁某经手将该借款直接投入到俞新开办的足球厂未通过村委会的帐，但有俞新于2001年10月1日出具给村委会的欠条可以证实。再次，借据上的借款主体、原因和用途与俞新出具给村委会的欠条上权利主体和用途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因此，郁某以经手人的身份出具给程某某的借据系职务行为，应当由村委会承担还款责任。[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郁某向程某某借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2.对程某某持有俞新出具的欠条这一事实如何定性？笔者认为，对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一、关于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认定标准所谓职务行为，是指根据法律等的规定，经选举、委任或聘用而担任一定的职务的人，按照一定权限所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总称。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反映在程序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参照并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如何认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之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1.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2.行为人的行为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授权。这种授权可以基于法律获得，也可以基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章程获得，还可以基于合法任命等事项获得。3.行为人的行为应与授权的内容或者章程、合法任命等书面文件的规定有关，即行为人是在执行其所在法人或组织授予的职务，并且与该职务在客观存上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事务行为。如果不符合上述几个要件，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即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二、关于本案中郁某借款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案中，郁某在1998年时任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职务，从主体上看，其属于该村的负责人。因此，其可以所在村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但是，根据职务行为的要求，郁某在与第三人进行交易行为时，必须是为了其所在村的利益。然而，郁某事后并未将收款收据的另一联交由所在村财务人员保管。同时，其也未将收到的3万元交给村财务人员保管，在该村相关帐目中也未有该借款的记载。况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郁某并未将其经手所借的3万元通过所在村的帐目投入俞新开办的足球厂，即以村的名义投入该资金，而是由其直接交给了俞新。这表明郁某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其所在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一点，程某某在向郁某催款时，郁某在“为筹建足球厂……”前添加了“村”字，这至少能够说明，直到那时，郁某才在主观上认为他的这一行为是代表了所在村，因而其才在诉讼中抗辩称他的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职务行为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郁某向程某某借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故应将这一行为认定是郁某的个人行为。三、关于程某某持有俞新所写欠条的法律适用需要指出的是，俞新曾出具欠条给郁某，并由郁某交给了程某某，程某某也收到了俞新支付的借款利息。而且，程某某也将持有的俞新出具的欠条提供给了法院，并通过书信方式向俞新主张过债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这些事实作出分析。笔者认为，俞新所写的欠条中虽然有“今欠到余平村建厂资金……”等内容，但是，事实上，村委会并没有保存该欠条，更没有凭该欠条向俞新主张过权利。况且，如果该欠条系俞新直接出具给郁某的，那么郁某则理应及时将该欠条交由给村委会保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郁某履行职务行为的特征。本案中，程某某既持有郁某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款的性质实为借款，仅仅是该借款的行为是郁某的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而已，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又持有俞新出具的欠条，并向俞新主张过权利。换句话说，对程某某同时持有一个债权的两份债权凭证的事实如何定性？笔者认为，按照“一个权利不能得到双重救济”的原则，对此可以根据民法上的债务加入理论予以处理。债务加入又称并存在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向同一债权人承担债务的制度。债务加入协议既可以由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也可由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加入债务的约定，自成立时生效。债务人与第三人债务加入的约定则不须经债权人的同意，协议自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并通知债权人时起生效。至于债务加入的形式，一般须以合同为之，但并不限于合同形式。本案中，从郁某向程某某借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事实，结合无论案外人俞新是直接向程某某出具欠条还是直接向郁某出具欠条，而程某某均知悉这些事实的情况来看，通过上述债务加入理论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俞新的行为构成民法上的债务加入。程某某可以向郁某、俞新主张权利。但是，由于程某某并没有起诉俞新，因此，郁某在本案中仍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当然，程某某在其债权得到受偿后、郁某在承担还款责任后都不能再向俞新主张权利。此外，还必须指出，程某某在起诉时如果认为郁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规定，其应当以郁某所在的村委会为本案的当事人，而不应以郁某为当事人。因此，程某某在起诉时将郁某作为被告，但在诉讼中又称郁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理由，明显存在矛盾。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郁某向程某某借款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故依法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案情结果]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讼争的借款3万元是否记入原余平村帐目情况，向海门市余东镇经营管理站进行了查询。结论为：原余平村帐务中未有向原告程某某借款3万元的记载。对收款收据中加盖的某金属制品厂的公章问题，原告和被告郁某均认为该借款与余东金属制品厂无关。[相关法规]一、关于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认定标准所谓职务行为，是指根据法律等的规定，经选举、委任或聘用而担任一定的职务的人，按照一定权限所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总称。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反映在程序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参照并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如何认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之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1.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2.行为人的行为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授权。这种授权可以基于法律获得，也可以基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章程获得，还可以基于合法任命等事项获得。3.行为人的行为应与授权的内容或者章程、合法任命等书面文件的规定有关，即行为人是在执行其所在法人或组织授予的职务，并且与该职务在客观存上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事务行为。如果不符合上述几个要件，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即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二、关于本案中郁某借款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案中，郁某在1998年时任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职务，从主体上看，其属于该村的负责人。因此，其可以所在村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但是，根据职务行为的要求，郁某在与第三人进行交易行为时，必须是为了其所在村的利益。然而，郁某事后并未将收款收据的另一联交由所在村财务人员保管。同时，其也未将收到的3万元交给村财务人员保管，在该村相关帐目中也未有该借款的记载。况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郁某并未将其经手所借的3万元通过所在村的帐目投入俞新开办的足球厂，即以村的名义投入该资金，而是由其直接交给了俞新。这表明郁某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其所在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一点，程某某在向郁某催款时，郁某在“为筹建足球厂……”前添加了“村”字，这至少能够说明，直到那时，郁某才在主观上认为他的这一行为是代表了所在村，因而其才在诉讼中抗辩称他的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职务行为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郁某向程某某借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故应将这一行为认定是郁某的个人行为。三、关于程某某持有俞新所写欠条的法律适用需要指出的是，俞新曾出具欠条给郁某，并由郁某交给了程某某，程某某也收到了俞新支付的借款利息。而且，程某某也将持有的俞新出具的欠条提供给了法院，并通过书信方式向俞新主张过债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这些事实作出分析。笔者认为，俞新所写的欠条中虽然有“今欠到余平村建厂资金……”等内容，但是，事实上，村委会并没有保存该欠条，更没有凭该欠条向俞新主张过权利。况且，如果该欠条系俞新直接出具给郁某的，那么郁某则理应及时将该欠条交由给村委会保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郁某履行职务行为的特征。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裁判要旨】在敲诈勒索犯罪中，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威胁，将指定被害人把钱财放于某地点的信息发给被害人后，即属于犯罪行为终了。行为人即使放弃犯罪而没有到指定地点取财，属于犯罪未遂而非犯罪中止。【案情】2010年5月5日16时许，被告人林某在广东省珠海市湾仔邮局，以“湖南鸭子帮”的名义，用特快专递方式寄给被害人珠海市金鼎精艺珠宝有限公司老板温某一封勒索信，向其勒索人民币6.88万元，并令其于5月8日18时将上述款项放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坑市场门口第二个垃圾桶内，否则准备6月1日前给其儿女收尸。被害人温乃棉收到恐吓信后报警。5月8日18时许，公安机关在南坑市场附近布控，但被告人林某没有到现场取钱。2010年5月14日，被告人林某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林某辩解称，其对原老板温某有意见，只是为了泄愤，没有真正敲诈勒索的故意，也没有到“恐吓信”指定的地点收取“勒索”的款项，属于犯罪中止。其辩护人提出，林某在恐吓信寄出后，主动放弃犯罪，致使勒索财物的结果没有出现，属于犯罪中止。【裁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以非法占有目的，采用寄恐吓信威胁的方法，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林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以被告人林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林某以其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2010年12月8日，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一、本案属于实行终了的未遂敲诈勒索罪，是指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作为侵财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通常情况下行为人获得利益与被害人损失利益是统一的，但有时并不统一，即行为人事实上没有获得利益而被害人的利益却受到损害，在此情况下，我们如何认定行为人的犯罪形态?笔者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犯罪形态的认定应当以法益损害为标准。刑法中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罪状表述，只是为了使构成要件所反映的对法益的侵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或者为了区别此罪与彼罪。即使刑法对行为人主观上追求利益的目的有要求，但在行为人目的没有达到的客观情形与对被害人造成客观实际损失不统一的情况下，还应当领会刑法背后的实质是对法益侵害性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判。所以，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形态的认定与一般盗窃、诈骗型犯罪一样，属于结果犯，认定既、未遂的标准，就是看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客观上是否对法益——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造成实际损害。本案中，被告人的敲诈勒索犯罪实施完毕，属于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具体如何理解“实行终了”，在不同的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不同具体案情中认定有不同，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理解、认定。例如在敲诈勒索罪中，如果行为人威胁被害人于某个时间将财物直接交付给行为人本人手中的，该情形应当以“财物的交付”为实行终了，因为行为人除了传达敲诈勒索信息之外，还有直接接收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而本案中，行为人威胁被害人将财物放于某地，因为不存在直接交接财物的过程，故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应当以威胁信息发送至被害人为认定标准。二、本案不属于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中止犯应当具有以下特征：自动性、时间性和有效性。本案涉及到对有效性的认识。所谓有效性，是指当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还处于犯罪预备或实行阶段，自动、彻底停止犯罪。这里要求停止犯罪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要求行为人采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有效手段，并达到实际效果。例如，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不仅要求自己停止犯罪，还须有效实现其他共犯停止犯罪。对于侵财型犯罪，不仅要求行为人有停止侵害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还要求行为人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在敲诈勒索犯罪中，因行为人的敲诈勒索行为和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一般存在时间差，或者约定的地点认识不一致，中间环节可能脱节，造成行为人没有取得财产或者放弃取得财产，但被害人已经实际处分自己财产的情形。在此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告知、暗示或行为)向被害人明确表达停止犯罪的意图，以让被害人做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处分财产的反应。如果犯罪分子仅仅自己放弃犯罪，但没有通过有效途径将其放弃犯罪的信息传达给被害人，而被害人依然处于威胁之中，并处分自己的财产，则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中止。同样，在此情况下，即使被害人没有处分自己的财物，也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非犯罪中止。具体到本案，虽然从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被告人自动放弃犯罪的可能，但其并没有通过某种有效形式向被害人表达自己放弃犯罪的意思，也没有采取有效手段去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相反，其对被害人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能将钱放到其指定垃圾桶位置的发生持放任心态。被害人的财产损害没有实际发生，并非被告人放弃犯罪的缘故，而是因为被害人自己没有听从的结果。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非犯罪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