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生殖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

由于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精神压力的加大等原因造成了人类生育能力的下降。随着现代医学科技发展与进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人类自然生殖变为可由技术干预和控制的过程，人工生殖技术的问世与临床运用，对解决男女不育症和因不育引发的家庭及社会问题有重要意义。但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人工生殖技术开始了人类生育的新纪元，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它挽救了千千万万不能自然生育的人们，使他们通过这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他们的孩子，但是先进随后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会有它的失误与弊端，越是先进越逃避不了，人工生殖也不例外，它在给人们带来了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分析人工生殖技术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为我们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法律问题，完善当前人工生殖立法，提供法律调控原则和法律建议。

1.父母角色多元化

如果一个人工生殖婴儿的出生他可能有五个父母：两个父亲、三个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早已自然形成了确定亲子关系的规则：除了法律拟制之外，一个人生来在自然血缘上只有一父一母，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形成，权利义务终身相随，母亲身份依事实出生而定，父亲的身份根据与母亲的婚姻关系确定。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户政管理确认了亲子关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工生殖的适用，打破了这些自然法则，使目前的亲子身份无所适从。传统的父母子女关系认定标准是“谁分娩子女，谁是子女的母亲”，而父亲的确认则由母亲之受胎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来推定，并辅之以婚生子女之否认作为弥补，这种判断标准已不能适应人工辅助生育方式。

2.亲子关系的纠纷增加

由于父母身份的多元化，子女与父母关系多重复杂，因此在牵连到抚养、继承等问题时很容易产生纠纷。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高院的复函有指导意义，并且确定了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夫死后，原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也应当是婚生子女。因此就这个案件，我们认为这个孩子既然是夫妇双方同意要求做人工授精的，孩子理当获得遗产。但人工生殖如果经过公证，它的公信力应当要强得多，也更容易使得通过人工授精产生的孩子的权益得到保障。

3.近亲婚配难以控制

在自然生殖下，我们根据亲等亲系等自然联结机构很容易把握亲属范围及其血缘关系，从而确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亲属制度。但随着辅助生育技术的应用，现在的人工生殖技术能够“超自然”的产生子女，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后代，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系统，这样使得近亲婚配难于禁防。血亲通婚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血亲通婚是指辅助生育技术后代的近亲婚配。自然生殖下，人的血缘关系单一明确，管理上亦能清楚地把握和控制。但人工生殖下，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的后代，而且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关系。这些带有共同遗传基因者在现今社会人际中相遇随机性大，如发展到结婚及生育子女，则必然带来近亲生殖的社会危害，影响人口优生。因此，应该从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高度来严格管理生殖技术。

4.人口控制难度更大，易引发不正当性别的选择

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通过婚姻家庭的生育机制，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人工生殖的应用，将生殖的一系列活动带到婚姻家庭之外，生养后代可不必再与婚姻家庭联在一起，如果计划生育管理没有严格要求，任何成年人包括已婚夫妻，单身男女，鳏夫寡妇，同性恋者，甚至精神病和遗传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人工生殖养育后代。由此，不仅在法律上似乎再难于确保和限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长的必然联系及价值意义，而且使计划生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婚姻家庭这一施控阵地。计划生育实行严格的生育指标管理，而该指标以婚姻或夫妻关系为依据。那么，在人工生殖子女的多元父母角色中，该指标应定之于谁，颇难解决。传统生育观念与新的技术手段的契合，由于国民素质不均衡，少数地区有落后的传统思想，可能引发利用人工生殖进行不正当的性别选择，影响性别平衡，破坏人口自然结构。

5.技术操作失误或失控引起的社会矛盾

利益机制和不良生育观念向人工生殖的渗透，加上技术的非隐秘性，各种医疗单位、私人诊所、江湖医生等都来开展人工生殖业务，这样可能使该技术手段被扭曲和泛滥，导致商业化和营利化取向。现代生殖技术在我国研究的时间不算很长，规模与能力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由此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是我国卫生部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规来调整，相信随着现代生殖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广泛应用，相关的立法工作会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