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希腊雅典城内最富学识与影响力的学者，他不仅进行理论研究，更注重四处直言不讳的宣扬传播自己的思想，成为当时地中海地区市民社会中的精神领袖。

         苏格拉底对于当时的雅典民主颇有微词，不时撰文予以冷嘲热讽，致使保守的人们无从理解他超前的思想，并误以为其思想精髓就是反民主政体的，这就引火烧身给其晚年带来人生的大不幸，在西方文明史上，开创了思想有罪的不公正审判之先河，与几百年后祭司长老对耶稣非正义审判一样，都让人类思想史跌至人性的至暗时刻。公元前399年，就在苏格拉底70岁高龄那年，他被古希腊雅典城500人组成的法庭陪审团判处了死刑！这位与孔子同时代并被其弟子称为雅典最为优秀的人，最后自愿饮鸩而亡。

         苏格拉底真的有罪吗？难道当时他就无避免一死的机会和可能吗？

         当然不是的。

           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上说到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可为什么这位智者却又饱受俗世的偏见和最不公正的人生际遇呢？更令人痛惜的是陪审团仅仅以存在61票的微弱差距而最终判处苏格拉底有罪。实际上，当时无论是雅典城还是法庭，真正想致苏格拉底于死地的人并不多，──因为谁也不想背负上一个“杀贤”的罪名。更何况在500人陪审团中，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朋友、支持者或舆论同情者。但苏格拉底认为，既然三位公诉人按照雅典的法律启动了诉讼程序，审判就得进行，于是，拒绝其他人对其救赎的好意，只进行自我辩护，并将法庭当成最后一次发表自己独特思想见解的殿堂。他满怀对雅典复兴的责任感，尖锐地指出雅典民主的先天不足。在激动之际，他甚至还呼吁审判他的法庭应当宣布其是雅典城的“英雄”，这种藐视法庭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陪审团，最终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他的一个朋友克里多到监狱会见了他，已经买通狱卒，安排让其越狱，甚至为他选择好了逃亡路线。可是，却遭到苏格拉底的严辞拒绝。这位在法庭上因为放肆而激怒陪审团的死刑犯在内心上竟然认为：法庭的审判必须得到尊重，哪怕这种判决不公正！克里多想进一步说服他：“拒绝拯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为此感到羞耻，甚至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克里多的这种“激将法”仍没有让苏格拉底屈服；克里多又说：“不公正的判决本身就不值得服从”，苏格拉底则反驳道：“越狱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庭的判决可以被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的秩序还能存在吗？国家养育了我，凡是能赋予其他公民的权利也都有我的一份，甚至在公民成年以后，允许公民带上财产自由离开雅典（【作者注】实为后世移民之滥觞：自离开母国起，公民便解除了从前与母国签订的“契约”与身份属性）。我70年来都没有离开雅典，说明我与国家已经签订了契约，表示我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守法的公民。难道现在因为国家法律要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拒绝服从和随意颠覆法律吗？越狱是毁灭法律的行为,是撕毁契约的背信弃义之举,是最为下贱的勾当。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恶人的蓄意（【作者注】再公正的法律也无从替司法滥权者的恶意“背书”）。如果我选择了逃亡，那就是‘以错还错’、‘以恶报恶’，那么受到损害的不仅有法律,还有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这样我将死不瞑目”。于是他断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微笑着坦然地喝下了那杯让文明蒙尘的毒汁……

         在上帝视角中，尽管后世认为古代雅典城邦的法律也只不过是一种专横的暴力工具，但先哲苏格拉底却坚持认为：人们应当慎重地对待“恶法”；不能将私人的标准强加于与之签订过“契约”的社会与法之上，否则，社会极易因泯灭理性和失去秩序而陷于循环不堪的混乱与暴力之中。  

         苏格拉底没能用智慧拯救自己的生命，相反，却甘愿以自己的生命去悍卫法律的神圣尊严。凤凰涅槃后，其超前的理念在世界法律思想史上闪现出钻石般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