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较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其案情概要是：许霆用自己的工资卡到ATM机上取款，发现ATM机出错，他本人每取出一千元钱，ATM机中显示的存款余额仅减少1元，在与朋友商议后，遂分171次取款17.5万元，而后潜逃。一年多后被抓获归案，广州中院以盗窃金融机构为由，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判决一出，舆论哗然。众多的网友、法学家、律师都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专家倾向认为该案“量刑过重”。另外，不少专家对于法院将许霆案定义为刑事案件表示质疑，认为本案完全可以用民事手段的不当得利解决，并不是非要动用刑法解决的。有的专家甚至直言：“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导致了许霆的恶的一面被勾起，所以银行应负起引诱的过错，从而向许霆进行道歉。”下面就本案简单地阐述一下本人的观点：

   作者认为本案中许霆的行为纯属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行为，根本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虽然许霆在第一次取款后的170次提款行为是出于恶意的，并且确实通过该行为得到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但是该行为能否定性为犯罪则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来确定。作者认为许霆的行为不符合《刑法》中秘密盗窃金融机构罪的规定。

首先，许霆有权通过银行的ATM机取款。他通过存款并办理信用卡的行为与银行缔结了一份民事合同，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许霆有权通过银行方面所设立的ATM机提取属于自己的存款，也可以透支一定余额的款项。银行方面对此行为已经通过缔结合同的行为予以认可了。因此，许霆通过银行方面设置的ATM机取款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其次，许霆的行为并不构成秘密取得。学界通说认为“秘密窃取”是指:采取不易为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在受害人不能当时发现的情形下取得他人的财物。秘密窃取的实质在于行为人自认为行为是隐秘的、暗中的，至于事实上是否隐秘、暗中，不影响其行为的性质。本案中许霆持自己的工资卡，利用个人的真实身份在公开场合公开取得的财物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秘密窃取行为，而是属于合同所约定的行为，在此行为在形式上合法也符合约定的情况之下，虽然许霆获得了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的所有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行为形式的合法性，该行为根本不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犯罪构成中秘密取得的要件。法学专家张谷认为：从法律上来说，中国民法正好有一个缝隙，代理人的错误或者被欺诈，能不能归结为被代理人的错误和被欺诈，我们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而德国民法上就有这么一条：代理人的知与不知，可以直接构成被代理人的知与不知。但有一个例外，即代理人的行为是被代理人所指定的，从事指定性交易。ATM取款机可以辨识出被告许霆的身份，不等于被代理人银行知道此事。更何况ATM机是一个机器，和自然人不同。所以许霆在取款时，只是ATM取款机知道，是符合秘密盗窃的行为要件的，作者不认同这种观点。根据许霆与银行所缔结的协议，许霆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履行合同的方式，ATM机不可能具有民事代理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的资格，ATM机的付款行为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代理行为，作者认为用于自助取款的ATM机只能视为合同双方履行合同的一种工具，此工具的运行(不论是正常运行还是错误运行)所造成的法律后果都应当由银行机构承担，即应当视为银行本身的行为。也就是说，银行对于许霆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ATM机出现程序故障，属于银行的错误，因为该错误行为，使得许霆能够利用ATM 机的故障获得额外的钱财，更符合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其特征是：① 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获得利益的受益人，他方为受到损失的受害人；②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③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受益人为善意；②受益人是恶意； ③受益方在取得利益时为善意、嗣后为恶意的，都可归为不当得利。本案可视为恶意的不当得利，其法律后果是：其返还利益的范围应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时的数额，即使该利益在返还时已经减少甚至不复存在也不能免除其返还义务。不能因为行为取得不当得利是恶意的，就一概视之为犯罪行为，以公权力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本案中完全可以以民事法律方式解决，而不是动则使用公共资源去解决，毕竟我国的公共资源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