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德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北京中济律师事务所常州分所共同受李思德涉嫌贩毒一案被告人李思德家属的委托，指派王建军律师、黄芝伟律师（即本人）为李思德提出上诉，并担任上诉人李思德的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我们再次梳理了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上诉人，并将可能减轻上诉人刑事责任的证据资料多次与有关办案机关沟通。今天本人全程参与庭审，现根据本案庭审中检察官出示的证据材料及公诉意见发表辩护意见，希望我们的辩护意见能够有助于合议庭查明涉案事实、准确使用法律，也恳请合议庭能够不枉不纵，宽严相济，给本案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本案上诉人被指控的贩毒行为在一审中没有被查明
首先、根据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认定本案上诉人贩毒的证据主要依据本案上诉人及同案犯许碧会的供述以及本案上诉人的下线张斌的证人证言。根据我国《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如果其他证据难以查证，则“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而本案在一审开庭时，我们的辩护词中就已指出，本案上诉人与同案犯的证言及证人张斌的证言并不吻合，更无法印证。
“根据我们调取的卷宗材料显示，李思德被提讯十次，许碧会被提讯九次，证人张斌的提讯材料中涉及本案被告人的有五次。李思德第一次供述中交待的贩毒次数为一次，第二次供述中为四次，第三次供述中为六次，第四次供述中为六次，第八次供述中为六次，虽然第三次、第四次与第八次供述中次数均为六次，但这三次供述中贩毒交易的地点、交易过程、交易内容并不一致。如与同案犯许碧会的供述比对，即使按照其交待的最多次数，能相互印证的也只有许碧会第四次提讯材料中显示的2007年10月、2007年11月、2008年1月与2008年2月四次，而不是起诉书指控的六次，而且许碧会在第八次提讯（2008年5月13日）中明确提到被逼供，如果其所述为真，则本案两被告人的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而证人张斌的提讯资料中在第六次提讯中虽然提到交易次数为六次，但其供述除第一次在金鹏宾馆外，其余五次均在苹果园小区天秤座401室，第十七次提讯（2008年5月22日）中其供述2007年11月的那次交易是在万将广场和深圳凯雅商务酒店，综合张斌的所有供述，可以发现除2007年10月第一次交易是在金鹏宾馆，2007年11月第3次交易是在万将广场和深圳凯雅商务酒店之外，其余四次交易均在李思德租住的苹果园小区天秤座4J完成。这与李思德本人的供述也是不一致的，根据案卷所附的租房协议，李思德租住苹果园小区是在2007年12月，在此之前不可能在苹果园小区进行交易。而张斌所绘的万将广场房间平面图与李思德所绘的万将广场房间平面图无论是户型、朝向、还是房间布局均不相同。因此，起诉书所指控的李思德涉嫌贩毒的次数、交易地点以及数量并不能与卷宗中同案被告人以及证人张斌的证言完全印证，部分指控如第二次交易仅是根据李思德本人的第八次供述作出，因此，本案存在证据不足，仅依据被告人供述定案的问题。”（详见一审辩护词）
即便抛开上述供述与证言不一致的问题，一审判决书对于“2007年底10月底的一天”的那一笔毒品交易的事实认定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在该判决书第4页第14行，一审法院查明该次贩毒2.5公斤，金额为55万，而同一判决书第6页第3行和第7行，确认该次交易为两次交付，第一次为1公斤21万元，第二次为1.5公斤26万元，两次合计2.5公斤47万元。因此，该份判决书对于上诉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查清事实。
其次，公诉人认为判决书中对于时间、地点的未能查明，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对于此问题，我们认为，刑事诉讼关系到普通公民的自由权、生命权，对于刑事诉讼而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定案量刑的最基本要求。对于犯罪事实而言，时间、地点、参与人、使用的工具、作案的方式等都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在庭审中必须查明的问题，否则，“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之类的用语泛滥于刑事判决书上，不仅有损于刑事判决书的严谨性与权威性，也给人以“随意出入人罪”的错觉，更会让普通群众把刑事判决书误当成章回小说来欣赏。而一审判决书中，除了上诉人租住地当场查获的毒品有时间、地点意外，其他指控的6次交易均使用“中旬的一天晚上”，“下旬的一天晚上”等模糊用语。即使由于时间的经过，难以将有关事实查明，但这也不应是审判机关在定罪量刑时“疑罪从有”的合理原因。我国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对于无法查明的事实，就不应认定为有罪。如果审判机关对于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的案件也一并量刑定罪，不仅是在为法治的倒退开绿灯，更会滋长侦检机关办案过程中不查明事实、不搜集证据的恶习。
二、未进入交易环节的毒品不能认定为贩毒既遂
对于2008年3月5日在上诉人租住地当场搜缴的毒品，根据上诉人之前的多次供述与当庭陈述，这些毒品是其上线暂存在上诉人处的，并非意图销售。而且即使是上诉人买毒用来销售，在被搜缴之前，上诉人尚无法确定买家、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交易时间、交易地点等交易的基本要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行为只是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并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既遂。而且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既遂的认定标准尚有严重分歧，如果只要是准备买来出售就一概定为既遂，那么对于贩毒案件是否还有未遂与既遂的区别？如果不加以区分，那么持有毒品和贩卖毒品还有无区分的必要？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只要持有毒品，则既可以定性为持有毒品，也可以定性为贩卖毒品，而如何定性取决于办案人员的心情；如果定性为贩卖毒品，只要持有就是既遂，因为以前有贩毒的行为，以后所持有的毒品都可以认定为贩毒，这样混乱的逻辑显然是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也割裂了贩毒是由购进与卖出两个环节构成的基本事实。即使是为最终卖出而购进毒品，那么在毒品卖出前，贩卖毒品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完成。在卖出前被查获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因素，在其买进毒品这一行为着手实施后，由于意志外的因素无法完成，正是我国刑法二十三条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在贩毒案中的具体体现。
三、张斌处与李思德处搜缴的毒品含量差别太大
根据上诉人的一审判决书及张斌的一审判决书，上诉人与张斌的毒品交易一一对应，张斌被认定的16公斤冰毒完全来自于上诉人处，而其卷宗中的供述则显示，最后一笔交易后，上诉人存毒处尚有部分没有交易，因此，如果上诉人与张斌的贩毒交易一一对应，则毒品纯度也应一一对应，或至少悬殊不大，纵有悬殊，也应是下线张斌为了多获利润，掺入其他物品，而降低纯度。但根据上诉人处与张斌处搜缴毒品的鉴定报告显示，“张斌处查获的毒品纯度较高，检材中显示最高纯度为88.4%，最低也为74.54%，而李思德处查获的毒品纯度较低，最高为68.09%，最低仅为44.09%，两处毒品纯度最大处竟相差一倍以上”（详见一审辩护词），因此，该证据说明一审认定事实并不清楚，李思德与张斌的毒品交易并不一一对应。即使单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一审判决书也存在诸多疑点尚有待查明的问题。
四、李思德的人身危险性不应与毒品的社会危害性混为一谈
毒品流向社会后，当然会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这不应与人身危险性混为一谈，人身危险性主要指犯罪分子本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我国适用死刑时，考量犯罪分子是否罪大恶极，就是考量其主观恶性是否严重，是否会再犯，是否具有改造教育的可能性。毕竟判处死刑不是刑罚的目的，而只是一种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惩戒手段。在本案中，李思德本人在对毒品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由于子女8人，家庭贫苦，错误的把贩毒当成了一种生意，在不做任何掩护的情况下，以赚取批发价的方式销售毒品。
而且，从其目前自身的身体状况来看，上诉人在突发脑溢血后行动能力与言语表达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也同样降低了其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其人身危险性尚达不到必须处以极刑的地步。
五、李思德量刑偏重
另外，李思德的下线张斌所贩毒品流散各地，买家甚众，社会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持有枪支弹药，其人身危险性也非本案上诉人所能及，但最终张斌的判决结果也只是无期徒刑，因此，本案上诉人的一审量刑偏重。
综上，恳请合议庭能够综合考量全部案情，纠正一审判决书中失当之处，给本案上诉人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