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

   新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完善了婚姻法的立法体例，也为制裁有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法律思维下，立法者“不仅不愿法律对婚姻家庭领域的过多介入，甚至不愿借法律的语言进行规范，寄期在抽象的法律规则下，将案件任法官依据社会优势及个人的道德直觉自由裁量。”[1]在这种法律思维的影响下，《婚姻法》虽然规定了损害赔偿制度，但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制度设计，使得在适用过程中，显得立法过于宽泛、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1年12月25日和2003年12月25日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但都没有对损害赔偿进行具体地规定，理论界对此也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比较客观的统一标准。如何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
一、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的客观化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这一点，理论界、司法实务界都已成共识。因为多数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并没有造成财产损失，而是因一方不履行婚姻义务，给另一方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婚姻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与国外一些国家的规定相一致。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受到的财产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配偶一方实施了以下四类法定行为，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实施家庭暴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在实际生活中，过错方的这四类法定行为可能给无过错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但更大的损失和痛苦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据田岚、何俊萍1998年对51件因婚外恋离婚案卷中无过错方当事人的上诉书或庭审笔录记载，他（她）们均遭到不同程序的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损害，其中有36人出现“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哀、羞辱等情感障碍或反应。”[2]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创伤，是难以抚平和愈合的，财产上的弥补是乃无奈之举。
    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一个难点就是赔偿数额的认定，这与财产损害赔偿中“损害多少，赔偿多少”不同，精神损害缺少可视性，这就给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准确认定带来了困难。在日本，将由于离婚而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称之为离婚抚慰金，而金额的确定由法官以自由心证之原则来量定，并且没有必要显示该数额的算定依据。很显然，这种立法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介入其间，势难防止，因而不免发生金额算定不平衡之现象。”[3]为此，学者提出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表格化或定额化，也就是认定赔偿数额客观化。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也认为很有必要。
二、离婚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特点
   就民事侵权引起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正式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但是这一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在其草案中曾规定过具体数额以及最高赔偿标准和最低标准，但后来并没有将其写入解释。其理由是：第一，侵权的具体情形不同，无法统一规定；第二，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第三，加害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不同。因此，精神损害的数额只能由法官依职权酌定。[4]但该解释确定了6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因素和其他因素，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婚姻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但是，与其他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相比，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
1、主体的特定性。离婚精神损害的主体是夫妻，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是适用这种特殊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而一般精神损害的主体没有特指。
2、行为的法定性。离婚精神损害中，有过错的一方实施的侵权行为是由法律规定的，具体就是四类法定行为，而一般精神损害行为没有这种限制。
3、客体的单一性。离婚精神损害侵害的客体是存在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和无过错方的人格权。而在一般精神损害行为中，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导致了公民的姓名、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方面和身份方面的伤害。
4、义务的人身依附性。离婚精神损害行为是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这种忠实义务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仅存在于合法夫妻之间。而一般精神损害行为所违反的义务具有广泛性，也不具有人身依附性。
5、结果的双重性。离婚精神损害行为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导致无过错的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婚姻关系的结束。而一般精神损害只能导致了相应权利的损害，不会引起人身关系的变化。
三、认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确定了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六个因素。这对认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指导意义，结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特点，我们可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标准和应考虑的因素。
1、法定因素。
（1）过错方的过错程度。离婚精神损害行为中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其中过失包括推定过失的情形。根据过错方的过错程度不定来确定赔偿的数额，过错与责任呈正向关系，所以故意侵权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要比过失侵权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要大，因此对故意侵权的赔偿数额应大于过失侵权的赔偿数额。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过错方的过错时，不仅仅从过错方的主观状态来考察，而主要从行为的过错性质来认定。所以，除特殊情况外，导致行为过错的主观原因，不应作为减免责任的法律依据，法官的审理重点应是法定过错行为。
（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过错方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这些具体情节恶劣程度可以确定损害事实的大小，从而为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提供依据。
（3）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这是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依据。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可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大小。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亦可作为确定赔偿责任大小的理由。这种结果包括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
（4）过错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笔者认为这一点在认定赔偿金额时也应作为法定因素予以考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将来案件执行的可能和判决的严肃性。如果过错方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承担赔偿或赔偿能力有限，那么应适当减少赔偿的数额。
2、酌定因素
（1）加害人的具体情况。所谓加害人的具体情况就是要考虑加害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能力等。在实际生活中，导致离婚的过错方多是一些在经济上具有明显优势、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功人士”，往往引起的社会影响也较大，所以也有必要对加害人的情况进行分析，以酌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2）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主要是指受害人的社会地位、谋生能力、年龄、健康状况和经济来源等情况。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明确了要考虑侵害人的经济能力，但在司法实践也应考虑到受害人的经济能力。如果受害人的经济状况较差，也应适当提高赔偿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到受害人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
（3）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如前所述，我国各地生活水平不平均，差异较为明显，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官应充分地考虑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结合其他因素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
（4）加害人的事后态度。由于离婚往往是由众多社会因素所导致，不能一味的局限于表面的原因。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考虑到加害人的事后态度。如果加害人事后认错态度较好，或者受害人谅解了加害人，这些情况也成为影响赔偿数额的原因。
（5）其他情况。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婚姻关系的结束，那么，由此会产生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的分割等问题。所以，在具体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还应考虑到其他情况，比如：夫妻用于家庭劳动和子女抚养、教育上的时间和费用等因素。
很显然，以上这些因素只是概括性的标准和因素，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运用自由心证，综合考虑以确定赔偿的具体数额。
注释：
由于有些离婚损害更多的是对于受害方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比如虐待等。为了抚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精神创伤,同时制裁侵权行为人,婚姻法应当明确规定:无过错配偶一方基于侵害配偶权之诉,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损害赔偿包括经济损失赔偿,更主要的是精神损害赔偿。
　　（一）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
　　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予以救济。建议我国婚姻法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将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为财产损害和期待权损害。期待权损害的范围包括了因抚养请求权、夫妻财产所生之受益（为现实损害）、法定继承权、夫妻财产契约、遗赠所生之利益之消灭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当然，如果期待权损害的范围不加限制就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因此，可以把期待权损害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学者主张，继承权和遗赠由于将来能否具体实现尚不确定，故应该排除在期待权损害范围之外。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
　　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规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精神损害不同于财产损害,无法适用等价赔偿的原则。笔者认为,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坚持如下原则:1、 适当补偿原则。2、公平原则。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台湾学者王泽鉴提出了“评定客观化说”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赔偿数额评定客观化首先表现在,应当考虑影响赔偿数额量化的主客观因素。从司法实践的分类来看,那些主客观因素可归纳为必要因素和参考因素两类。
　　所谓必要因素,也称必要情节,是指法律、判例和司法解释所作出的影响赔偿数额的主客观情节。对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来说,适用的必要情节主要有: 1、侵害人的过错程度。是故意还是过失,或是推定过失。过错大,赔偿责任亦大。在法定或特定情况下,推定行为过错和无过错,也应作为承担责任的要件。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要是指侵害的方式、场合、范围等,侵害行为情节恶劣者,赔偿责任亦大。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可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大小,侵害后果包括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该影响的大小,亦可作为确定赔偿数额大小的理由。4、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明显低于被侵害人的,其承担赔偿的能力有限,赔偿数额应相应减少。5、侵权人的获利情况。6、管辖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所谓参考因素或称酌定情节,是指除必要因素外,案件中确实存在,由人民法院灵活掌握、酌情参考的客观因素。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中,这些因素应包括: 1、侵权人主体类别。如系社会知名人士、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或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民,可能会影响赔偿数额高低的确定。2、受害人的身份、资历、社会地位等与精神损害程度的情况,有可能影响赔偿数额的高低幅度。3、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的谅解程度,可能加重或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4、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精神赔偿解释》中仅提出考虑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未对被侵害人的经济能力加以考虑,似有不妥,可能会产生适用法律的不平等。
八、关于借鉴台湾学者区分离因损害与离婚损害的问题。
　　台湾学者林秀雄先生把离婚之损害(即离婚时的损害,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离婚损害) 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离婚损害) 。其所谓离因损害是指配偶一方导致离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而离婚损害则指由于离婚而对无过错配偶造成的损害。这种分类法的标准是损害的原因,依此分类法,离因损害的原因在于导致离婚的配偶一方的侵权行为,狭义离婚损害的原因仅在于离婚这样一个事实。
　　依据林秀雄先生对离婚之损害的区分,我们在上文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质是离因损害赔偿制度。这项制度解决的问题是对因侵权行为受有损害的无过错配偶提供救济。对无过错配偶来说,损害可能不止这些,离婚本身还可能带来其他的损害,如扶养请求权的丧失、基于夫妻财产契约所生利益的损失等等。这些损害的救济仅靠离因损害赔偿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在离因损害赔偿制度之外建立狭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 “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并因此要求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
九、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问题。
　　关于时效的问题, 司法解释（一）第三十条第一款分三种情况对离婚损害赔偿提出的时间作了规定。但笔者认为, 司法解释（一）中关于“离婚后一年内”的时效规定,仍不完善,因为其违反了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司法解释（一）规定, “离婚后一年内”强调的是离婚判决生效后的一年而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后的一年。而作为被告的无过错方在离婚后一年内,不一定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法,因此民法总则关于时效的规定也应当然地适用于婚姻法;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或非财产损害予以补偿,让受损的利益得到救济。如果把请求赔偿的时间界定在离婚时或离婚后一年内,有可能使该制度不能实现其应有的目的。而且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一条对离婚后再次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是“从发现之次日”起计算,其实这也是婚姻法遵循民法诉讼时效规定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从保护受害方利益和法条间的协调角度出发,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在离婚时提出,如果在离婚时未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在离婚判决生效后,无过错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仍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之诉,逾期则视为放弃。
　　总之，新婚姻法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革和完善。笔者最后想谈的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广大落后农村的贯彻问题，制度再好，贯彻不下去，也形同一纸空文。目前离婚损害赔偿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很难实现，尤其是在农村，受害妇女根本没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识，致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法学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际工作者应该深入基层和农村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为我国立法的完善以及法律的贯彻实施提供最充分的实践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