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闻网的报道，疫情期间，有关家暴的求助增加了大约20%。家庭暴力，实质上与一般意义上的暴力并没有任何区别，均是对他人的伤害和摧残行为，从表现形式上而言，不仅包括物理上的暴力，还包括精神上的暴力。

从对象来讲，由于施暴者与受害者具有一定的亲密关系，例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居关系等，在中国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家暴受害者的外部救济权利不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受害者会认为自身已经处于人生的绝境，因而选择采取自身反抗的方式来处理，在极端情况下，还会采取结束施暴者生命的自救方式。这样的方式是悲壮的，总带有那么些“鱼死网破”的意味。

事实上，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的规定  ，受害者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对施害者实施侵害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在本条的第二款，对于包括行凶、杀人、强奸等在内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可以实施特殊正当防卫，即便造成施害者的伤亡，仍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正当防卫，尤其是特殊正当防卫要成立，需要满足其所有的构成要件。首先，不法侵害必须具有现实危险性，并不是受害人臆想出来的，其次，不法侵害必须具有紧迫性，也就是说，受害人具有被动防御的主观意图，而不能具有希望对方伤亡的伤害故意。

如在（2018）陕01刑初234号案件中，段某作为被害人满某的妻子，在满某酒后回家与其发生争执后，将满某勒死。尽管在法庭的审理中，法官部分采纳了辩护人提交的，满某经常对段某实施家庭暴力等证据，但是由于在段某杀害满某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现实紧迫的对段某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段某的行为无法满足特殊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除此之外，防卫人还需要具备主观上的防卫意识，同时其防卫行为也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而不能针对其他人。对于这两个条件而言，大部分家暴案件都是满足的，防卫人基本上的意图都是想结束被家暴的命运，且对象也不涉及他人。

正当防卫对于防卫人的防卫限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对于一般的正当防卫，要求其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然而面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时，法律对防卫人的防卫限度则没有任何要求。

在（2018）内0102刑初289号案件中，丈夫陈某先用菜刀砍伤王某头部，在此情况下王某用菜刀将陈某的头部及手臂砍伤。在该案件中，王某面对陈某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进行防卫，构成特殊正当防卫，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法官的判决结果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既然无需负刑事责任，又何以构成犯罪呢？特殊正当防卫与一般正当防卫最大的区别在于侵害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家暴案件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防卫人的行为限度，也是法官审理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2014）川刑终字第86号案件中，杨某在与丈夫李某发生口角并被其殴打的情况下，持刀捅李某右胸部一刀，致使李某于次日抢救无效死亡。尽管在此案件中，有证据显示杨某常被李某殴打，但由于事发当时，李某对杨某的殴打并不构成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因此杨某的行为也不能被法官认定为正当防卫。

由上述几个案例可见，在家暴案件中，防卫人要成立正当防卫，需要满足的条件也是较高的。

2016年4月4日发生于山东聊城的于欢案，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反响，也引起了法律界对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的广泛思考。202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制定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在意见中再次明确了适用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同时在总体要求当中也明确了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到“杀人偿命”等古老法治思想的影响，正当防卫在我国的适用是较为困难的，尤其当不法侵害人因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死亡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平息重大刑事案件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了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正当防卫的认定从法律上来讲是较为严苛的。

该意见出台后，希望在未来的司法实践当中，司法机关能够将以往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过于严苛的标准适当降低，尊重并保护防卫人被动防卫的权利，而对于饱受家暴的受害者而言，当家暴的程度已经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也要最大程度上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在必要且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自卫。

家暴作为暴力行为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不法侵害，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防卫人可以进行与侵害人侵害行为程度相当的防卫，因此，对于家暴的反抗，在满足了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而无需负刑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