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合并规则产生于美国判例法，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已有初步尝试。在借鉴美国立法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关联企业破产适用实质合并规则应当坚持关联企业人格“同一性”、债权人对关联企业整体的合理期待、分离破产的成本“难以容忍”三个标准。同时，从适用实质合并规则的法律效果来看，还应进一步明确申请主体范围，厘清对关联企业主体地位的影响，理解债权债务关系变化之内涵。从适用标准和法律实效两个维度入手，进一步优化实质合并规则，最大程度保障关联企业破产中的公平公正。
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通过关联企业而不是单一的企业开展商业活动已经成为常态。近年来，我国关联企业由于经营战略失误、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等原因进入破产程序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贺小荣指出，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已成为当前破产审判实践的重要课题。有学者通过检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最高法院、江苏、浙江等地高级法院公布的破产典型案例，检索到企业破产法实施以后至2018年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案件共计76件，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不断增多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中，正是关联企业间关联关系的存在，使得债权人保护面临新的挑战。考虑到关联企业破产相较于一般企业破产涉及利益主体数量多且关系更为复杂，如何保障关联企业破产以最低的成本，在实现单个企业债权人之间债权公平的同时，确保控制企业、从属企业之间各自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的公平性，成为实务操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实质合并作为处理关联企业破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效用，亦引发了理论界的充分关注。法律概念作为对各种有关法律的事务、状态、行为进行概括定位而形成的术语，其作为“柱石”，确定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围墙”方向，构筑他们的“围墙”位置。因此，欲明确关联企业破产中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必须对关联企业的概念进行全面阐述，才能以此为基础，明确实质合并规则的具体适用。
虽然关联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成为较为常见的商业现象，但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关联企业的定义尚不统一。美国以企业间是否实现实质控制作为关联企业的判断标准，具体以企业享有对另一企业具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依据，明确若某企业5%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被另一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则可将两企业认定为关联企业。德国在1965年制定的股份法中将关联企业单独成编进行规范，并于第15条明确了关联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且对其做出具体类型的划分。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修订“公司法”，为关联企业的规范设置专章规定，不仅在第369条中确定关联企业为“关系企业”，而且从企业间的关系视角对关系企业进行明确界定。而从我国法律术语的演进史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现已失效）第一次使用了“关联企业”一词，其后逐渐为其他法律规范所采纳。我国2002年10月15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明确规定了两类关联企业类型，但基于立法目的的不同，若将该实施细则定义的“关联企业”概念直接适用于破产法领域并不合适。为此，我国学者纷纷在关联企业的界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学者以设立关联企业的目的出发，认为关联企业系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企业；有学者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入手，强调关联企业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有学者则侧重于从关联企业间控制关系的产生途径分析关联企业的定义，如股权参与或者资本渗透之方式。
考察上述针对关联企业的定义，笔者认为，关联企业是指数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为了实现特定的共同目标而结合的企业联合体，其构建方式具有多样性。从其内部关系来看，可以依据各独立企业在该企业联合体中所处地位为标准进行区分，将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定义为控制企业，将处于从属地位的企业定义为从属企业。从其外部表现形式来看，关联企业表现为企业集团、公司集团、母子公司等多种形式。实质合并规则源自美国判例法，后来为英美法系各国所普遍采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三部分对实质合并规则做出了较为清晰的定义，该规则是指在关联企业破产下，整合成员企业之资产、债务，形成统一破产财产，并对全体成员企业之债权人进行集中清偿。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将产生三个方面的法律效力：第一，两个或两个以上拥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成员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消除各个成员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各成员企业债权人的债权，不区分来源，统一从破产财产整体中获得清偿。实质合并规则的理论基础是Berle教授在1947年提出的“企业实体论”。该理论认为，应依据公司事实与实体事实是否一致来判定企业是否具有独立性，如果若干公司经营同一业务，各个公司实际上是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那么从法律事实上看，应将其视为同一主体。该理论的适用将会导致关联企业整体为部分成员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从内容上看，实质合并规则的实证法基础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在美国，早期实体规则层面的实质合并规则仅存在于判例法中，并未成为成文法之组成部分。历经数十年的演进，1966年的Chem.BankNewYorkTr.Co.v.Kheel案，使其正式成为破产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该案法官支持了债权人提出的对几家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的动议，同时指出，虽然应当对实质合并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对债务人的独立法人人格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与此同时，亦必须考量相关成本因素，如时间成本、物质成本，若区分关联关系将消耗甚巨，则应适用实质合并规则。本案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案标志着美国破产法中的实质合并规则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本案将区分关联企业之间资产、交易记录等事项的难易程度作为判断是否适用该规则的依据之一，这一做法在客观上限缩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在程序规则层面，根据美国法典第11卷破产法第105条（a）款的规定，法院有权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行动或适当的程序，来强制执行法院的命令或者防止程序滥用的权力。该条款对法院的衡平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为法院判决适用实质合并规则提供了充分的空间。随着我国关联企业破产话题日益火热，关联企业破产中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问题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质疑确立实质合并规则的必要性，提出该规则可以由其他制度予以替代，而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即使关联企业具备合并破产的条件，也应分别受理，而不应在现有法律制度之外创造新的程序。有学者认可实质合并规则的价值，但考虑到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是对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否定，而公司的独立性又是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提出法院在面对关联企业破产问题时，只有在独立清算或重整将使部分企业处于无法清理状态且显失公平时，实质合并才能够作为必要的处理手段加以使用。也有学者提出是否适用实质合并规则应是综合性的判断结果，要求法院在综合考虑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是否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是否有利于实现破产法的公平价值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判断。还有学者从破产程序中清算、重整和实质合并之间的关系切入，提出应当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关联企业纳入合并范围，即可以在关联企业全面清算、全部重整、部分清算重整的案例中统一适用实质合并规则。整体来看，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实质合并规则的现实价值已得到基本认可。
关联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法律地位上的独立性与经济交往上的关联性，这既是关联企业这一经济形态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也为关联企业滥用控制关系、进行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提供了空间，而实质合并规则正是聚焦关联企业法律地位与经济实质不匹配之症结提出的有效解决方案，对于规范关联企业破产活动意义重大。
依据现行规定，关联企业破产情形下债权人能够通过法人人格否认、破产撤销权与破产无效行为制度捍卫自身权益，但由于上述制度的构建基础均为单体企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破产成员企业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特定情形下实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但客观上均未能与关联企业破产的特殊性有效契合，在利益保护的实际效果上存在局限性。针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由于该制度的适用条件较为严苛，导致关联企业破产中寻求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客观上会面临适用规范主体狭隘、举证责任过重、适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导致该制度对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不力。且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效力是临时的、有限的，是在特定情形下否定某个成员企业的法人人格，而实质合并规则的效力则是永久的、完全的否定数个关联企业的法人人格，两者截然不同。针对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行为制度的适用，由于我国破产撤销权与破产无效行为制度的构建基础均为单体企业，对关联企业破产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在适用中存在规制对象过窄、适用情形不周延、行为隐蔽性强、临界期间不合理的局限性，亦无法充分发挥保护关联企业破产债权人利益的效用。
关联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法律层面上的独立地位与经济层面上的密切联系所存在的内在冲突。而此种冲突会在破产程序中被无限放大，有悖于破产法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的立法宗旨。由于关联企业间存在复杂的控制与从属关系，直接导致了成员企业能够隐蔽地通过彼此转移财产，或是通过虚构债权、进行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逃避债务。同时，也正是由于此种特殊控制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隐蔽的利益输送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得债权人在破产中难以举证证明关联企业间发生了不当交易，无法及时实现自身权益的保障。以关联企业之间常见的借贷关系为例，鉴于控制企业相较于外部债权人对于其从属企业的经营状况更为了解，故当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破产原因时，控制企业会迅速根据其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从作为债务人的从属企业手中收回贷款或者实现担保物权。在此背景下，如果仍对各个成员企业进行分别清算，势必会加大发现关联企业间不正当利益输送的难度，诸多成员企业在控制企业整体的安排下被“掏空”，债权人的债权几乎无法得到清偿。而实质合并规则的引入，则可对上述行为进行遏制，确保破产债权人之间实质公平的实现。
实质合并规则的确立本身基于对破产程序效率的追求。从经济效益来看，关联企业之间经济上的密切关联会给破产工作的进行带来重重阻碍：首先，在一般情形下，分别破产为其当然选择，然而关联企业中成员企业多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而其债权债务关系更为复杂，若依然坚持分别破产模式，则各企业破产管理人之选任、运作成本颇高，而各个企业破产管理人的破产清算工作同质化严重，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破产成本，是对人力、财力的一种严重浪费。其次，关联企业由于长期混同经营，俨然成为一个综合性经营实体，如果进行分别清算，不仅将导致债务清理的难度大、耗时长，而且对部分财产进行强行分割也可能造成财产价值的减损。更重要的是，此种方式无法发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营业价值，难以实现企业拯救和再生的目标。最后，成员企业的破产进程往往相互影响，互相牵制，如果某一成员企业在破产中遭遇困境而停滞不前，其他成员企业的破产进程也将受到实质影响。如若关联企业内部存在相互担保关系，则可能直接陷入关联企业之间相互追讨的司法程序中，“关联企业的这种安排将可能实质性地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形成损害或者威胁。”而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将所有关联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视为单一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能够有效简化关联企业破产中的程序性要求，减少确定资产权属和查处不当交易的步骤，由此实现破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从关联企业破产中实质合并规则的现有规范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于2012年召开《企业破产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讨论会，在会上提出了《关于适用实体合并规则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清算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围绕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等一系列制度的构建展开了热烈讨论。虽然该文件至今尚未发布，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系统对该规则的适用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而在地方法院的具体操作层面，部分地方法院也逐渐开始探索关联企业破产中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如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若破产企业的财产与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控制股东的财产高度混同，经由债权人会议同意，法院可以裁定将企业股东及高管和破产企业的财产合并处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态度则更为积极，明确提出若关联企业间的关联关系遭到滥用，并由此造成相互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妨碍债权人公平受偿目标的实现，则相关主体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合并破产审理。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4日公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对关联企业破产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原则、申请的审查、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管辖原则、冲突解决等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虽然实质合并规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重视，但从规范层面来看，一方面现有的规范侧重于对程序性内容的明确，并未对具体概念以及规范体系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现有涉及实质合并的具体规范文件的层级并不高，且各地区所确立规范的价值取向差异较大，导致实质合并规则的权威性遭到削减。为此，有必要在关联企业破产程序中正式引入实质合并规则，全面明确实质合并规则的具体适用，为司法实践提供合法性基础。
【文章摘自网络，如有侵权通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