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一间窗子朝阳房间进了去，等着我的委托人被带进来。“报告”，随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个头中等面色苍白，有些发胖，眼睛挺大但是有点肿眼泡，头发有些凌乱，身上穿着的被编了号的黄色马甲，套在棉衣外显得有些臃肿。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刚入中年行列的女子，在“外面”无论什么地方见到她，谁也不会和一个诈骗犯联系在一起。
我示意她坐下来说话，她拘谨地坐在了为这些人特制的椅子上，双手紧紧地抓着黄马甲的下摆，有些呆滞的眼睛流露出迷茫。我告诉她我是她母亲给她聘情的律师，她那略显呆滞的眼睛转动了一下，眼角有些湿润。
我没有直接谈案件，而是从她的身世谈起，空气慢慢的舒展了，她苍白泛黄的脸颊上有了红晕。她出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父母都是在大龄时有的她，所以从小对她娇生惯养唯命是从，她也养成了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习性。大学没考上就觉得没脸见人坠入了深涧，沉闷了一段时间后流入社会，看这个挣钱今天干点这个，看那个挣钱就干点那个，梦想着一天早上醒来就是百万富翁了。就这样胡乱挣扎中，认识了后来是她的丈夫的一个混混，在他们的孩子不到两岁的时候。她丈夫被判刑入狱。于是她就带着孩子继续混迹于她的那个圈子。我问她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她的回答令人好笑，就是因为太想混出人样反而没有人样，也就没脸见父母了。三年前结识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离异男人，从此他们就在一起苦心研究如何挣到钱，于是就想到了用POS机克隆信用卡。一发不可收直到被抓。
“我会被判多少年？”她试探的问我，看得出她内心的不安。
“如果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的规定，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可能要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说完后看到她低下头，然后慢慢的抬起了头，透过我身后的窗子向外望，抓着黄马甲下摆的手微微的有些抖。两行泪水无声的留下来。
“我的父母还好吗？”她看着我问，“他们年纪都大了，不一定能等到我出去了”突然她用手撕抓自己的头发呜咽起来。“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今年就要小学升初中了，以后可怎么办啊！”，扑噔一声，她双腿跪在了地上，“杨律师，救救我，我不想在里面呆这么久...”，我看着她铺满泪水的脸和眼睛中露出的恐惧，“你起来，坐到椅子上去”我在命令她，我知道我的言语有些生硬，我的这种情绪实际上就是因为到现在她才想起父母和孩子，如果...我缓了一口气说“我注意到你不仅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而且还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如果法院能够认定的话，对你就有可能发生奇迹了”“真的吗？”她马上从地上站起来，往前冲了一步，好想她忘记了这是哪里，她是谁，我是谁，突然她停了下来，可能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往后退了两步坐到了椅子上。“真的吗？”她重复的又问了一句，她的眼睛有了光，可能是泪水折射出的阳光。
会见结束了，临走她小心地问我，可不可以下次来带一张孩子的照片，我答应了她。我把她送到监所门口，在看守的带领下走进安全门，然后独自一人向自己的监号走去。看着她的背影，心情有些沉重，刚才说的“可能”一旦不能够被认定，她将在铁窗下度过漫长刑期。我收拾好自己的证件走出看守所。已经是中午了，北京的春天就是风沙多，来的时候还是风和日丽，什么时候刮起了沙尘呢？天变的黄澄澄的，空气中好像都充满了细沙土，院子里盛开的白色梨花和粉红的桃花，被肆虐的风沙撕掠成碎片在地上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