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军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工作，三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全部完成，双方当事人在双方律师的帮助下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避免了诉讼。我接受受让方陈总委托，担任其股权转让事宜的代理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总以500万元价格购买余总持有的三乐公司的50%股权，协议签订后，余总自感500万的价格卖亏了，一直以其他问题纠缠，并在临近办理支付股权转让款、权变更登记时据不提供收款账户，并多次不接电话，为保证股权转让协议的正常履行，我代表陈总联系好公证处准备办理提存事宜及准备诉讼工作，同时不放弃与余总沟通，最终，在同行南京刘律师的协助下，顺利地促成双方当事人按约履行，履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气氛甚是融洽。感谢陈总的信任，感谢余总及刘大律师的配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风险（签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大部分比例，据本律师的调研及经验，我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阶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一、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不履行签证手续。类似于不履行变更手续，施工中经常会发生超出原合同承包范围的小工程，一般业主都会口头指令施工单位先予完场，随后再履行签证手续，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签证手续总是被业主拖着不予办理，而通过造价鉴定则会因缺少必要的材料而无法鉴定出增加的工程量，如因此形成纠纷，法院或仲裁机构会以证据缺乏而不予支持承包单位的请求。对此，我认为施工单位应强化现场管理，对涉及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及时签证。（1）因发包人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所需场地，支付预付款等）造成承包人不能在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造成承包人损失或工期延误的，承包人应办理签证。（2）按合同约定由应由发包人承担约定的红线外临时占地等费用，发包人要求承包人代为支付的，承包人应办理签证。（3）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的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的房屋及设施等费用，合同不含此价的，应当办理签证。（4）施工现场内施工用水、电超出合同约定的接驳地点的，造成承包人损失的，应当办理签证。（5）施工中遇文物、地下管线等，造成承包损失或导致工期延误的，应当办理签证。（6）合同约定发包人购买的材料不符合质量要求、没有交付产品质量合格单证或未按合同约定时间送货的，导致承包人损失或造成工期延误的，应当办理签证。（7）、合同中约定承包人购买的材料，对材料价格约定不明确或发包人要求提高产品质量的，差价部分，应当办理签证。（8）发包人为及时付款导致承包人停工而造成工期延误的，应当办理签证。（9）、不可抗力，政策、法规的变化，造成工期延误的，应当办理签证。2、签证人有无代表发包人签证的权利。签证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关于增加工程量的证明材料，签证的签字人应为发包人的代表人，应为合同中约定的负责人或代表人或单独提供签证委托书，这样签证才具有证明力，才能够代表发包人，否则一旦发包人否认，必将造成承包人举证困难，最终导致自己的合法权利受损。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类型及特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一、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四、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五、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六、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七、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八、铁路修建合同纠纷九、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常见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主要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主要特点：一、标的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千万。二、审理周期长，通常会涉及到工程款造价鉴定及质量鉴定等，还存在少数的重新鉴定。三、专业性较强，比如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及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建设工程的承包方式上看，有承包、转包、分包、挂靠等多种方式，涉及到发包方、承包方、分包方、转包方、挂靠企业、挂靠个人、劳动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多数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单当事人均以有效合同起诉并主张相应权利，从合同主体来看，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既有企业法人、又有个人，法人和个人又涉及到有无承包资质等问题。四、案件审理难度较大，该类案件所涉标的额巨大，通常都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当事人讼争问题多，诉讼中本诉与反诉，涉及到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涉及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合同争议条款多等等诸多复杂问题，不同的承包方式、不同的签约主体，使案件的关系错综复杂，给认定案件事实、合同效力及责任承担造成很多困难。五、涉及到法律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仅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还包括有关建筑市场管理的行政法、经济法，另外建筑领域还存在许多习惯、惯例；疑难问题悬而未决、新情况与新问题层出不穷，给正确审理案件带来了相当难度。

法院突破保险公司48小时报案行规司机3天后报案获赔作者：佚名来源：转载点击数：保险公司行业惯例要求，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的48小时内报案，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其目的在于及时调查案件、确认损失和责任。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在该院一份新的判决中，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突破保险合同字面约定，认定保险公司不得以被保险人史某未履行48小时通知义务为由拒绝赔付，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给付人民币12230.1元。2005年12月22日，史某与平安公司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史某为车辆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综合责任险和两项附加保险。保险合同条款中有“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的48小时内通知平安公司，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的规定。2006年8月12日，史某驾驶该车与另一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后经房山交通支队认定，史某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史某在30％的比例内负担了车损，并实际给付12230.10元。三天后，史某拨打了平安公司的报案电话，向平安公司报案。2006年9月18日，平安公司向史某发出拒赔通知书，写明，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26条、28条的规定，由于史某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案，此案拒赔。史某于是起诉平安公司要求赔偿。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应当从公平角度和合同整体来考虑双方的权利义务。此案中，保险事故发生后，交通支队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现场勘查情况、形成原因及当事人的责任作出了认定并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上述认定，史某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虽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但并未导致平安公司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等，因此平安公司仅以史某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进行报案为由拒绝赔付，于法无据。平安公司的该条保险合同条款属于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据此，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史某车损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