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锋

偿还欠款欠条未抽诉讼纷争债务人被动应诉——李建锋律师办理王某某诉张某欠款纠纷案件办案手记【案件导读】借钱打条是常识还款抽条要牢记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中，往往发生借款或欠款的情况，债务人往往要给债权人出具借条或欠条，按照常理，在归还欠款时，是必须收回借条或欠条的，但是出于信任或者疏忽，常常发生款项已还条据未收回的情况。还款不抽条再起风云肠悔青按说，还款不抽条，多数债权人也会实事求是，自行把欠条撕掉完事。但也难免会有人，邪念再起，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拿着债务人未抽回的借条或欠条，挑起诉讼。待到风云再起时，债务人顿陷懊恼中：明明前已经还过，怎么还能再起事端，大骂债权人丧失信用，但面对自己亲自出具的欠条或借条，无计可施，最近，李建锋律师就代理了这么一起案件。且看，李建锋律师是如何帮助冤枉的债务人洗尽冤屈的。【基本案情】原告：王某某，欠条持有人。被告：张某，欠条出具人。欠钱打条是常识及时还款本应该王某某经营有自己的超市。其弟弟王某以王某某超市的名义，于某知名奶粉厂家签订奶粉经销协议。后来，王某因故终止经营协议，在奶粉厂家的协调下，王某将库存奶粉移交给被告张某，在库存奶粉及赠品结算时，张某欠王某5万元，就给王某出具了5万元的欠条一张。时隔不久，被告张某就归还了该5万元欠款。张某认为欠款已还清。还款未抽条一朝成被告谁料想，某一天，张某却收到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是王某某诉张某，要求被告张某偿还5万元。空口说钱已还原告矢口否认收到传票的张某，认为反正自己已经还清了欠款，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也得以事实为根据，怕他干啥，遂按照法院规定的开庭时间带法院开庭。庭审中，原告持被告出具的5万元欠条，主张被告应归还五万元；被告张某就把欠钱打条、还款未收回欠条的过程，一五一十的全部给法官讲了，讲的倒是很清楚。原告自然是只认前一半的欠钱打条的说法，而否认被告后一半还款未收条的说法。法院判决来还款五万元庭审结束后，可想而知，法院只能依照证据认定，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欠条（内容极为简练“今欠五万元”，居然连债权人的名字都没写，这时又一个隐患所在），应当认定被告欠原告5万元的事实成立，遂判令被告继续偿还5万元，5万钱已还法院判再还明明是已经还了五万元，法院如何是非不分，判令再还5万元呢？被告实在是想不通，感觉实在冤枉，慕名找到李建锋律师，要求李建锋律师代理上诉。【二审代理思路】诉讼症结确定案件出现重要线索听取了被告的陈述，仔细研究了判决书的事实认定，李建锋律师认为：必须找到款项已经归还的证据，否则，案件绝无翻案的可能。在李建锋律师的启发下，被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当时还款，是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到了原告王某某的弟弟王某的帐号的。确定诉讼战略奠定代理思路终于让案件出现了转机的可能性，李建锋律师立刻提出完整的思路：1、必须找到转账的凭证，即便是挖地三尺，也得挖。这是关键的所在。2、必须找到被告出具的欠条是出具给谁的？王某某和王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张某说只认识王某，而不认识原告王某某，当时出具欠条是出具给王某的，为什么是王某某持有欠条来起诉？一审的判决居然没有查明欠条形成的过程，而只以王某某现持有欠条为由，判令向王某某还钱。诉讼战略起效找到转账凭据天助向善之人，在经历了破折后，终于拿到了转账的凭证。尽管转账凭证上还有很多问题无法直接说清楚，但是，转账凭证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据，顺藤摸瓜，李建锋律师又在转入行，核实了收款人的帐号和姓名，就是王某。至此，案件出现了曙光。深挖证据欠条是出具给王某的而不是王某某虽然找到了转账给王某的证据，也查实了转入账号是王某的帐号。但是，欠条是原告王某某所持有，一审已经认定债务人是王某某。这样，还钱给王某，能否认定为是还钱给了王某某就成了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建锋律师发动被告及被告的亲朋，大家一起回忆欠条产生的原始环境，大家一致确定：办理交接时，是王某全程经手，而王某某从未露面。所有的人都认为王某某就是王某。这样就进一步确认：欠条时出具给王某的，而不是出具给王某某的。乘胜追击找到王某与厂家的签约文书在有利线索的指引下，李建锋律师搜集到王某与奶粉厂家的签约文件，发现其中的蹊跷：所有的签约都签的是“王某某”，但是经过比对，发现极有可能都是王某的笔迹。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王某以王某某的名义签订经销协议，以王某某的名义取得了张某的欠条，在张某已经还钱给王某的情况下，王某持没有没有明确债务人的欠条，以王某某的名义起诉张某，实际上用的是偷梁换柱的招数。【二审法院判决】二审中，李建锋律师提出完整的观点，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发回重审代理词】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追加王某作为案件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使得案件的审理进入一个良性的环境。李建锋律师在庭审中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一、民事起诉状上的原告签名并非原告王某某的签名，而是第三人王某（原告兄弟）所签，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申请法院查清该事实，避免受到蒙蔽。第三人王某在明知被告已经偿还了自己5万元后，为了达到让被告再次支付5万元的目的，伪造王某某的签名，以王某某的名义再次起诉被告，性质非常恶劣。为了证明被告所说属实，被告要求对民事起诉状中原告“王某某”的签名和指印是否属于王某所签所按，以及被告后添加的地址“某某路与某路交叉口西北角”是否属于王某所写，申请鉴定，以确认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如果法庭未能同意鉴定，必要时，被告将自行委托鉴定，以彻底查清案情，使之水落石出。二、本案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而不是原审确定的欠款纠纷，是完全符合案件事实，案由的准确确定为案件的正确审理和公正判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规定，“民事案件案由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案由的确定决定着案件审理的方向、昭示着主审法官对案件以及法律关系的深刻认识，正确确定案由，成为了一个民事案件审理中举足轻重的步骤。结合本案，原一、二审均将案由确定为欠款纠纷，导致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只见欠条、不见买卖”，过分倚重了欠条的外在形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欠条背后的买卖关系，最终未能在实质上查清楚欠条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以及欠条产生后的交付等情况。这次发回重审后，法院将案由更正为“买卖合同纠纷”，为在根本上调查清楚本案基本事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确的方向，功不可没、应予肯定。三、法庭已查明：第三人王某作为原告王某某的代理人经销某奶粉系列产品，终止经销后，在厂家的协调下，王某将库存奶粉移交给被告张某，张某给王某出具了5万元的欠条一张。1、在经销奶粉事宜中，第三人王某是原告王某某的代理人，有王某的自认足以认定。证据充分证明：在与某饮料营销有限公司签订的2011年奶粉系列产品经销商联销体协议中，乙方署名是“某县某某镇某某超市王某某”；在协议第六页——附件《经销商管理规范》第一章授权客户经营产品明细种类表，尾部乙方签字并盖章是“王某某”；协议第二章客户分月分产品销售计划表，尾部乙方签名并盖章是“王某某”；导购张某的豫北市场奶粉考核录用表、分销人员王某的考核录用表各一份，在挂靠经销商签名是“王某某”。而第三人在本案庭审中已经明确认可：上述“王某某”的签名，是第三人王某所签，协议中所留联系电话“xxxxxxxxxxx”也是第三人王某的电话，向法庭一再申明王某是王某某的代理人，代理后果由王某某承担。2、移交库存奶粉时，在场移交人是第三人王某，接收人是被告张某，张某给王某出具5万元欠条一张。该事实原一审已经查明：“被告张某系三门峡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某作为某超市的联系人与张某发生经济往来，原告为被告供货，双方于2011年3月1日进行结算，被告张某出具了’今欠货款五万元整，3月底付清’的欠条一张，该欠条现由王某某持有。”其实，无论是从事实来看，还是分析其中的逻辑顺序，都是完全可以得出，欠条当时是交给了王某的，因为既然王某是联系人，在进行结算时，被告张某出具欠条给了在场办理移交手续的王某，这也是原一审最后一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3、王某某何以“名义上”持有被告张某出具的欠条？必然来之于王某的虚假“转交”，并且是为了制造虚假诉讼时名义上的“转交”。原一审一句“该欠条现由王某某持有”的意思，不就是认为当时被告张某出具的欠条并不是交给王某某的吗？只不过是有人虚构了王某某“持有”该欠条的假象而已。事实上，王某某始终未持有过该欠条，根据何在？依据就是：不仅是前面所讲的与厂家的协议，就连起诉状也都不是王某某所签署的。被告敢断定，起诉状仍然是第三人王某一手打造，已经专家初步鉴定。起诉时，王某再次以“王某某”的名义，伪造“王某某”的签名，提起虚假诉讼，蒙蔽了法院，这就是判决书中“该欠条现由王某某持有”说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四、被告张某已经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偿还了第三人王某5万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该事实，原二审法院已经查明：2011年4月7日，被告张某安排财务人员郭某向户名为王某的账号中存入5万元。既然第三人王某认为自己是王某某的代理人，哪能只代理收欠条，而把代理收款的事实给忘记了呢？至此，被告张某在向第三人王某出具5万元欠条后，用银行存款的方式偿还了该5万元，债务清偿完毕。五、第三人辩称除了这笔5万元之外，被告张某还恰好欠第三人另一笔5万元，纯属虚构，缺乏依据，毫无可信度而言。1、原一审被告就提出，本案所诉的5万元，已经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向户名为王某的账号存入5万元，表明债务已经清偿完毕，只是由于事隔两地，未能及时收回欠条，且有银行存款为证。而原告并未提出还有另一个5万元的存在。2、原二审中，原告的代理人方才提出除了本案的5万元欠条外，还有另一个5万元欠条，确实逻辑混乱，说不清道不明。3、今天庭审中，第三人却又辩称，另一个5万元是3月1日欠条出具时，同时交接的一些赠品，而该些赠品是厂家免费配送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厂家的账面欠款，显然是狡辩，因为这些账面欠款早在2011年2月15日，已经转付给王某，在3月1日结算时，双方对此笔款项是明知的，必然要求包括在本案所涉及的5万元欠条内，方才符合事实和常理。综上所述，第三人王某冒充王某某的名义，制造虚假诉讼，已在蒙蔽人民法院，意在要求被告重复支付另一个5万元，性质恶劣，请合议庭查清事实，公正公平的判决，彰显争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律师提醒】本案是由双方在结清货款后，没有及时回收欠条引起的。原告以此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再次清偿已经结算完结的货款。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欠款纠纷，只依据欠条的存在，就判决被告应当偿还欠款，其过分倚重了欠条的外在形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欠条背后的买卖关系，最终未能在实质上查清楚欠条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以及欠条产生后的交付等情况。面对此种不利情形，当事人找到李建锋律师，要求其代为提起上诉。律师在充分了解案件情况的基础上，积极申请法院进行笔迹鉴定和调取相关重要证据，从而证明本案第三人作为原告销售产品的代理人，已经代为接收了货款，双方已经完成了货款结算。同时，第三人又以原告的名义，伪造原告的签名，虚构不实的买卖交易，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再次支付货款，其行为极为恶劣，属于严重不诚信的行为。二审法院在对案件情况进行详细审查之后，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问题，从而发回重审。重审法院重新将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对相关证据予以认可。原告在明白自身阴谋无法得逞后，主动向法院申请了撤诉。至此，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终于还原了事实真相，还我方当事人以清白，彰显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最后，需要重申的是，一个案件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可以简单的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主观因素，包括方案的设计思路，证据材料的组织分析，对案件的关注程度以及责任心等。因为，同样的客观事实，同样的证据材料，由于承办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同，方案设计不同，认真负责的程度不同，最终所获得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正如本案，基于同样的事实，一、二审的结果迥然相异。究其原因，不是承办人员改变了事实，而是强烈的责任心、严谨的思维方式、正确的办案方法，最终将纷繁复杂的案件梳理成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的事实。使得审判法官在清楚地了解了事实真相后，最后做出了公正的裁判结果。

民工修房坠落受伤违法转包理应担责——李建锋律师办理闫某诉华某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手记【导读】零星劳务随意发包公司企业或者个人经常会遇到一些零星劳务，如民房施工、工业厂房维修、除锈防腐、外墙清洗、高空保洁、货物搬运装卸、设备安装、装修粉刷等，虽然具有一定危险性，但由于其劳务量较小，多数都是临时找打零工的人来做，提供劳务的人往往还会叫上几个非熟练工一起来做，甚至还会再找人转包出去，而发包人是不知道是哪些人在具体提供劳务。隐患就此埋下。发生事故承包人无力赔偿最终具体提供劳务者，或没有经验，或疏忽大意，或心存侥幸，往往意识不到或者没有把危险当回事，不使用安全带、不佩戴安全帽、不等清空危险作业区，就开始施工，人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事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发生提供劳务者坠落、摔伤、砸伤等安全事故。事故一旦发生，由于承包劳务人多数没有赔偿能力，就必然会找发包人来索赔。违法转包应担责违法发包应连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提供劳务者受伤的，往往会以发包人“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要求发包人“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伤者未诉承包转包人发包人该如何应诉在闫某诉华某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提供劳务者受伤的闫某，却有意或者无意的把承包人、转包人统统给遗漏了，要求发包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该如何应诉，才能还原事实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不让发包人承担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这是李建锋律师在办理本案中的一个重点。【基本案情】原告：闫某，被雇佣的具体劳务提供人，从展厅房顶坠落受伤。被告：刘某峰，最终的实际承包人。被告：某市某泰汽车销售公司，展厅承租人。被告：某市某飞汽车销售公司，展厅的曾经使用人。被告：华某通公司，展厅出租人。被告：某市开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场管理者。事件起因：2012年，位于某是开发区汽车城的某汽车贸易公司的汽车展厅房顶因年久失修而漏雨。作为承租人的汽车贸易公司，就找到出租人华某通公司，要求出租人履行房屋修缮义务。发包过程：出租人华某通公司就找到了曾经多次给自己施工安装彩钢展厅、常年从事彩钢安装工作的刘某和来修缮展厅漏雨的地方，由于有多年的合作，加上漏雨的地方很小，劳务量较小，就没有签订协议，就把修缮劳务交给了刘某和。一再转包：刘某和在华某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把汽车展厅房顶维修，转给了他的弟弟刘某春，刘某春自己也没有具体去做，而是把劳务转给了自己的堂弟刘某峰，刘某峰则叫上了自己从未从事过彩钢安装业务的同学闫某，一起来完成房顶的修缮。高空坠落：本来刘某锋也有多年彩钢安装经验，按说这个事情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偏偏他叫来的帮忙的闫某，却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手。在维修展厅房顶期间，刘某峰发现少拿了一件工具，刘某锋便再行回家去取，临走时还特意交代在房顶的闫某等他回来再干。谁知道就在刘某锋离开后，闫某用脚去踩已经切割开的漏雨钢板，向自行把漏雨钢板拆掉，踩踏之后，突然之间钢板断裂，闫某连人带板从展厅房顶坠落。后果严重：闫某被紧急送往医院。全身多处受伤严重。经鉴定构成六级伤残。索赔303105元。闫某向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在没有做出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地把展厅承租人某市某泰汽车销售公司、展厅的曾经使用人某市某飞汽车销售公司、展厅出租人华某通公司、市场管理者某市开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均列为被告。【律师代理】展厅出租人华某通公司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急忙找到公司法律顾问李建锋律师，请李建锋律师代理承办该案件。经过详细询问当事人，李建锋律师了解到案件事实：展厅房顶修缮劳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考虑应该发包给具有符合安全条件的承包人，而实际的承包人和施工人均是个人，不仅不具备必要施工资质，而且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施工条件，人民法院在判定责任时候，往往会以发包人“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判决“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推卸责任的思路或者说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说法，是不可行的，最终被法院否定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必须另辟蹊径。鉴于法律规定的是，发包人应该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发包人的责任就不是直接的责任，如果雇主能够承担责任，或者有能力承担责任，就可以避免出现让发包人实际上承担连带责任。违法发包连带责任逃不脱诉讼战略抓雇主赔偿责任故，李建锋律师立刻确定了整体应诉战略：找出有实际承担赔偿能力的雇主、违法转包人、违法承包人，只要能够及时掌握他们的财产线索和动向，就能避免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然战略已定，就该分析案件实情，需找突破口。面临的困难是原告起诉时，没有起诉承包人、雇主、转包人，法律规定被告无权追加被告，因此，此案的难度让原告来申请追加应当参与诉讼的被告，既然原告在起诉时，就没有起诉，再让人家来追加，谈何容易，这事难办呐。说服原告追加被告奠定战略大局为了完成这个战略转移，李建锋律师发动智慧，开始思考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原告自动申请追加承包人、转包人、雇主参与诉讼。首先，争取法官的支持，主动承担责任，让法官觉得是真心解决问题。原告起诉的3个被告都与本案毫无关系，让他们参与诉讼，不仅于整个诉讼毫无益处，而且无谓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把一个简单的案件搞得很复杂。而原本应该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承包人、转包人、雇主，却没有在被告的名单上，不利于法院查清案情，必然引发无谓的上诉或者拒绝履行。这两个理由，足以说服主审法官。事实证明，主审法官很快就认识到了案件的问题所在，是促成案件往正常道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次，用真心和真诚，去打动原告。李建锋律师向原告的律师说明情况，原告律师说，之所以诉那么多被告，是因为怕漏掉被告，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找到了原告的疑问后，李建锋律师主动向法庭提供了对原告有利于确定被告的相关证据和证人，解决了原告的难题，原告同意提出对无关被告撤回起诉，对应该参加诉讼的被告申请追加，把刘某锋、刘某和、刘某春追加为被告。至此，案件虽然还没有开庭审理实体事实，但大局已定。【代理要点】一、原告滥列被告，缺乏证据，应驳回原告对其他被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闫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听指挥、野蛮操作、踏空失足摔落，具有重大过失，自身过错十分明显，应减轻其他责任的赔偿责任。首先，闫某不听指挥，擅自违规开工，是造成失足摔落的关键原因。其次，闫某故意违规踩踏已经即将割断的彩钢板，是导致失足摔落的直接原因。总之，闫某在维修房顶时，违反平常人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踩踏悬空彩钢板，重大过失十分明显，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被告华某通公司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原告的伤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1、华某通公司作为维修业务的发包人，选择了具有多年从事彩钢作业经验的刘某和作为承包人，已尽到了合适承包人的选任义务。2、刘某和擅自将维修业务转包给刘某春，刘彦春再次擅自转包给刘某锋。华某通不知情，对此无过错。3、至于原告所说的现场管理、安全监督等责任，应由承包人来负责，与华某通公司无关。四、原告闫某的各项损失的请求数额，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尤其是不能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计算。1、闫某作为农村居民，其不能提供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市的证据，不符合适用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条件。2、残疾等级，由于司法意见书，引用的病历资料、与原告提交的病历内容在关键内容上，即所做手术是“阑尾切除”？还是“脾切除”？申请重新鉴定，并在庭后提交鉴定申请书。3、误工费，由于其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无法证明其具有稳定的打工收入，不能适用上年度职工工资水平来作为计算误工费的依据。4、护理费，原告父亲、母亲的收入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首先村民出具的证明只是说原告父亲偶尔到工地上干活，其收入具有偶然性，不具有稳定性。5、医院在出院证之外，单独出具的出院后休息时间、出院后护理时间，显然过长，不合常理，应予调整。五、最后说一下，本案中单位出具证明形式不合法的问题，单位出具的证明均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一审判决】一审认定，原告的损失合计为283842.62元，原告自己有过错，自行承担30%，被告刘某和、刘某春、华信通连带赔偿70%为190689.13元。达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李建锋律师的诉讼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事人对此结果十分满意。

交通事故小腿截肢获赔85万余元——以一起截肢索赔案例对破解假肢费用索赔难的实证研究交通事故索赔律师李建锋交通事故、触电击伤和工伤等造成截肢者，特别是致残儿童截肢者，安装更换假肢费用往往是损害赔偿时各方争议的重点。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对假肢的赔偿标准缺乏明确的规定，民政部门规定的赔偿标准过于偏低，而各类（公办、私营、合资、外企）假肢厂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所出具的假肢安装费用证明金额相对较高，使实践中假肢赔偿费用相差悬殊，容易造成受害方和肇事方都很难满意而不断上诉。假肢费用已成损害赔偿案件的难点，如何更好地处理民事诉讼中有关肇事致残的假肢赔偿费用问题，确实需要一定的实务经验和理论水平。今天，交通事故索赔律师李建锋就以实际经办的两个案例，以国内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站在公平的角度，来研究如何从截肢患者的实际需要和当前国内现有的假肢安装水平出发，采取合理的途径公平、公正地确定患者安装假肢的品种、价格以及假肢的更换年限等要素，为准确确定假肢索赔的标准、路径而做一些实证研究。【知识小贴士】截肢截肢分为小截肢和大截肢。根据截肢定义：小截肢是在清除感染和坏死组织的同时，指通过对部分血管重建或肢体矫正，进行开放性的局部截肢，有限地切除部分组织。大截肢是是因无法通过血管重建、药物控制或小截肢来减轻严重疾病状态。大截肢分为低位截肢和高位截肢，低位截肢一般从膝下10公分处截肢，而高位截肢则需要从大腿根部截肢。根据研究院的临床报告，高位截肢后患者在两年内的死亡率高越过50%，5年内死亡率越过80%。交通事故索赔律师李建锋，经办数起案例中，有两例案例小腿截肢（低位截肢）。面临截肢后，安装假肢的问题。第一例：【基本情况】原告：王某某委托代理人：河南天地律师事务所李建锋律师被告：崔某某被告：安阳市某汽车运输公司被告：某保险公司郑州分公司一审法院：河南省陕县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2）陕民初字第137号2011年9月19日，被告崔某某驾驶的豫E1XX86号福田牌重型仓棚式货车，行驶至310国道观音堂段车壕半坡处与同方向原告王某某驾驶的晋L7XX00号解放牌重型仓棚式货车追尾碰撞后又与鲍某某驾驶的陕E8XX08号解放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碰撞。造成原告王某某和被告崔某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崔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导致原告王某某左下肢小腿中段截肢，鉴定为6级伤残，需要安装假肢。住院治疗后，王某某在某某假肢矫形器公司安装了小腿假肢，价格为29800元。假肢公司出具安装证明，所安装的假肢为普及型，建议3年更换一次，每年的保养和维护费为假肢款的5%。【代理诉讼】被告崔某某等在事故发生后未支付原告任何赔偿。原告王某某只能向法院起诉。在咨询多名律师之后，尤其是在假肢高额索赔问题上，得不到一个可行的方案，原告辗转找到李建锋律师，李建锋律师拿出自己经办的数个假肢索赔的成功案例的判决书，尤其是作为假肢索赔的相关证据，使原告看到了希望和信心，遂决定委托李建锋律师，全权代理向肇事方及车辆挂靠单位、保险公司索赔。原告委托李建锋律师作为代理人，提起诉讼。【假肢索赔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针对假肢索赔，李建锋律师根据该证明，确定的假肢索赔数额为479400元。诉讼中，被告提出假肢索赔费用过高。后经法院委托假肢鉴定机构鉴定，确定的标准为：安装国内普通型小腿假肢价格为16500元，建议更换年限为4年，假肢使用寿命期内每年维护费用为安装费用的2%。每次更换需往返两次，住宿十天，陪护一人，假肢赔偿年限参看其所在省人均寿命。调整后，假肢相关费用为389450元。比原来的少了89950元。随后法院确认的假肢费用与鉴定后的费用基本一直，全案的赔偿费用包含假肢费用支持了857846.25元。【其他问题的诉讼方案】1、保险保障力度，肇事车辆投保为62.2万元。经李建锋律师核实调查，被告崔某某驾驶的E1xx86号福田牌重型仓棚式货车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被告某保险公司郑州分公司为其办理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122000元和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500000元。保险时间2011年3月27日起至2012年3月26日止。肇事车辆投保为62.2万元，为原告的索赔提供了重要的可供执行的保障,也是促使原告下定决心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2、肇事车辆属于挂靠经营，被挂靠公司应予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在起诉时，要把挂靠公司一并作为被告。这是原告做出起诉决定的另一个因素。【判决结果】法院经审理，做出了（2012）陕民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郑州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原告各项费用12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原告各项费用470000元；被告崔某某和被告河南省某交通运输公司赔偿原告各项费用267846.25元，并承担连带责任。合计赔偿为857846.25元。此案得到顺利解决，再一次在假肢索赔方面积累了很重要的实务经验和数据。

2013年河南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李建锋律师根据2014年2月24日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98.03元（死亡、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475.34元；（死亡、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2014年或2014年一审辩论终结前河南省法院受理的交通事故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河南省法院在审理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2013年（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河南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数据，暂未公布，暂用2013年的标准：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732.96元/年（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2、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3、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4203元/年（丧葬费的计算）。河南省2013年度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标准1、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524.94元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442.62元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32.96元

闫某诉华某通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河南天地律师事务所接受华某通公司（以下简称华某通公司）的委托，依法指派我作为华某通公司的代理人，依法参与闫某诉刘某锋、刘某春、刘某和、华某通公司、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某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某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等7被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活动，经过数次开庭，现结合法庭查明的事实和有效法律法规，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一、原告滥列被告，缺乏证据，应驳回原告对其他被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各被告应为原告遭受的事故伤害负责的情况下，凭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想，就随意滥列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某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某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等作为被告，属于严重的滥用诉权行为，法院应对其不负责任的滥诉行为直接判决驳回对其他不相关被告的诉讼请求。这是不该告的全告了，而该告的却没有告，对案件中关系重大的随意转包人刘某锋、刘某和居然未列为被告，最终是在本代理人的一再坚持下，原告才追加了被告、变更了部分被告，才是案件能够朝着还原真相的方向发展。该列的被告不列、不该列的被告乱列，究其原因，是原告缺乏证据，应驳回与案件无关被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闫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听指挥、野蛮操作、踏空失足摔落，具有重大过失，自身过错十分明显，应减轻其他责任的赔偿责任。由于展厅彩钢房顶漏雨，需要维修，当时的现场维修人刘某锋想要把漏雨地方的彩钢板，用切割机隔开缝隙，拿掉漏雨的部分，然后再在割掉的洞上面补上新的。首先，闫某不听指挥，擅自违规开工，是造成失足摔落的关键原因。闫某失足摔落时，现场施工人被告刘某锋去取工具不在场。刘某锋离开时叮嘱闫某：“等我来了再干。”而就在刘某锋离开的空档，闫某就出了事故。如果不是闫某自己擅自开工，而等刘某锋回来再干，事故就不会发生。其次，闫某故意违规踩踏已经即将割断的彩钢板，是导致失足摔落的直接原因。证人牛建国、王玉清出庭证实：原告闫某之所以失足摔落，是因为闫某在即将割断的彩钢板上踩踏，而导致彩钢断裂，进而导致闫某摔落。彩钢板已经即将割断，只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为使彩钢板断开，意图省事，闫某就直接用脚踩跺，导致其本人摔落。4S店的展厅彩钢房顶离地面较高，谁都会知道应该谨小慎微，防止滑倒摔落，一旦摔落，后果会很严重。总之，闫某在维修房顶时，违反平常人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踩踏悬空彩钢板，重大过失十分明显，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而原告作为已经2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不可能不知道在彩钢房顶作业的危险性，其应该对自身安全尽到最起码的安全谨慎义务，采取足够谨慎的操作方式，防止摔落。然而，其不仅连最起码的安全谨慎义务都没有注意到，而且还在已经切割即将断裂的彩钢板上，用脚踩跺，属于明显的违规操作，其主观上的疏忽大意是十分明显的，虽然其对摔落的结果不是故意追求，但对自身摔落的结果存在的重大过失还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的“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闫某对摔落致伤的发生也有过错，而且过错十分明显，故，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被告华某通公司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原告的伤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1、华某通公司作为维修业务的发包人，选择了具有多年从事彩钢作业经验的刘某和作为承包人，已尽到了合适承包人的选任义务。原告声称涉及本案中的维修业务，需要发包给有资质的单位，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展厅彩钢漏水的维修业务，属于零星业务，不属于工程施工业务，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这么小的业务必须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因为从成本上讲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从法律上讲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本案中，房顶维修业务满打满算不过4000元，而刘某和是从事过将近十年的彩钢施工组织业务的，而起数年来的组织施工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问题，足以说明华某通选任的承包人是完全能够胜任维修业务的。2、刘某和擅自将维修业务转包给刘某春，刘某春再次擅自转包给刘某锋。华某通不知情，对此无过错。即使如此，因为刘某和、刘某春都是从事彩钢施工作业数年的老手，即便是刘某锋，也有数年的工作经验，按理说都不会出现闫某摔伤的事故，正是闫某自身的过错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刘某和、刘某春的转包行为，导致刘某锋在施工时，没有采取合适的施工方案，导致闫某单独操作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3、至于原告所说的现场管理、安全监督等责任，应由承包人来负责，与华某通公司无关。刘某锋找闫某干活时，闫某与刘某锋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其在提供劳务中造成自身收到伤害，应该由刘某锋承担责任。而擅自转包人刘某和、刘某春，应该为刘某锋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原告闫某的各项损失的请求数额，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尤其是不能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计算。1、闫某作为农村居民，其不能提供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市的证据，不符合适用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条件，不能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只能适用河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来计算。首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事故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在北京。虽然闫某提供了一些要证明其在北京市的暂住登记的证明材料，但该材料不足以证实其经常居住地就在北京，充其量只能证明在北京办理过暂住登记，不能证明登记过后，人就一直在北京经常居住。何况，该材料的形式不合法，且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印证。虽有一个貌似公安机关的证明（真实性无法查证，缺少日期和经办人的签字），说闫某办理过暂住证，那么为什么不提供暂住证来印证？闫某声称其在北京市租房居住了数年，那完全可以提供街道（居委会、小区）出具的证明、房屋租赁合同书、房租缴费收据、各种缴费证明（如取暖费、电费、水费、卫生费、物业费等等的缴费凭证）等来加以印证，你为什么不提供？我们足以怀疑原告在北京经常居住的真实性。其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事故发生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是在北京。如果原告所说在北京打工数年是真，那为什么不能提供用人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单，考勤记录，职工花名册，押金收据等；向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机关缴纳管理费的凭据；交纳“四金”的凭证和管理机关的档案记录等。要知道，北京市对劳动合同的管理和督察是很严格的，用人单位不可能敢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缴纳社会保险。没有证据就不能认定其只要收入来源地在北京。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复函内容见附件），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农村户口的受害人要求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条件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表述很清楚“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之间是“和”、“均”为城市的关系，意思是在城市经商、居住的农村户口的受害人，应当同时提交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证据，二者不能或缺。本案中，原告既无法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北京，更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地在北京，二者均缺乏最起码的证据，因此，不能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只能适用河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来计算。2、残疾等级，由于司法意见书，引用的病历资料、与原告提交的病历内容在关键内容上，即所做手术是“阑尾切除”？还是“脾切除”？存在重大矛盾，如果是“阑尾切除”，将够不上伤残；如果是“脾切除”则会有较高的伤残，因此，伤残鉴定的司法意见书出现重大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申请重新鉴定，并在庭后提交鉴定申请书。3、误工费，由于其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无法证明其具有稳定的打工收入，不能适用上年度职工工资水平来作为计算误工费的依据，何况其为什么会回到三门峡，去做一个维修房顶漏水的小工的活？进一步印证，其在之前并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否则，不会舍弃在北京市稳定的收入，而回来三门峡去干一个危险的小工的零星活。4、护理费，原告父亲、母亲的收入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首先村民出具的证明只是说原告父亲偶尔到工地上干活，其收入具有偶然性，不具有稳定性。原告母亲的开具收入证明，是度假村公司的证明，没有提供工资表、劳动合同、交纳“四金”的凭证等相关证据印证，不能证实其真实性。应该参照当地护工的收入水平来作为标准。5、医院在出院证之外，单独出具的出院后休息时间、出院后护理时间，显然过长，不合常理，应予调整。五、最后说一下，本案中单位出具证明形式不合法的问题，单位出具的证明均不能作为证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7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署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这是对单位证明形式要件提出的明确要求。办案中，无论是所谓的北京市某某派出所出具的“流动人口信息”（无日期、无来源说明、无经办人的签字）、还是原告所在村委会的证明（内容超出了其能够证实的范围，原告是否在北京、在北京干啥，村委充其量是道听途说）、度假村公司出具的原告母亲的收入证明，均无“单位负责人署名或盖章”，仅有不知谁盖上去的公章。违反了“应由单位负责人署名或盖章”的刑事要见的明确法律规定。上述代理意见，请法院充分考虑。谢谢。代理人：李建锋律师河南天地律师事务所2013年5月27日附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罗*等五人与云南*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所涉法律理解及适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民工修房坠落受伤违法转包理应担责——李建锋律师办理闫某诉华某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手记【导读】零星劳务随意发包公司企业或者个人经常会遇到一些零星劳务，如民房施工、工业厂房维修、除锈防腐、外墙清洗、高空保洁、货物搬运装卸、设备安装、装修粉刷等，虽然具有一定危险性，但由于其劳务量较小，多数都是临时找打零工的人来做，提供劳务的人往往还会叫上几个非熟练工一起来做，甚至还会再找人转包出去，而发包人是不知道是哪些人在具体提供劳务。隐患就此埋下。发生事故承包人无力赔偿最终具体提供劳务者，或没有经验，或疏忽大意，或心存侥幸，往往意识不到或者没有把危险当回事，不使用安全带、不佩戴安全帽、不等清空危险作业区，就开始施工，人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事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发生提供劳务者坠落、摔伤、砸伤等安全事故。事故一旦发生，由于承包劳务人多数没有赔偿能力，就必然会找发包人来索赔。违法转包应担责违法发包应连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提供劳务者受伤的，往往会以发包人“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要求发包人“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伤者未诉承包转包人发包人该如何应诉在闫某诉华某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提供劳务者受伤的闫某，却有意或者无意的把承包人、转包人统统给遗漏了，要求发包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该如何应诉，才能还原事实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不让发包人承担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这是李建锋律师在办理本案中的一个重点。【基本案情】原告：闫某，被雇佣的具体劳务提供人，从展厅房顶坠落受伤。被告：刘某峰，最终的实际承包人。被告：某市某泰汽车销售公司，展厅承租人。被告：某市某飞汽车销售公司，展厅的曾经使用人。被告：华某通公司，展厅出租人。被告：某市开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场管理者。事件起因：2012年，位于某是开发区汽车城的某汽车贸易公司的汽车展厅房顶因年久失修而漏雨。作为承租人的汽车贸易公司，就找到出租人华某通公司，要求出租人履行房屋修缮义务。发包过程：出租人华某通公司就找到了曾经多次给自己施工安装彩钢展厅、常年从事彩钢安装工作的刘某和来修缮展厅漏雨的地方，由于有多年的合作，加上漏雨的地方很小，劳务量较小，就没有签订协议，就把修缮劳务交给了刘某和。一再转包：刘某和在华某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把汽车展厅房顶维修，转给了他的弟弟刘某春，刘某春自己也没有具体去做，而是把劳务转给了自己的堂弟刘某峰，刘某峰则叫上了自己从未从事过彩钢安装业务的同学闫某，一起来完成房顶的修缮。高空坠落：本来刘某锋也有多年彩钢安装经验，按说这个事情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偏偏他叫来的帮忙的闫某，却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手。在维修展厅房顶期间，刘某峰发现少拿了一件工具，刘某锋便再行回家去取，临走时还特意交代在房顶的闫某等他回来再干。谁知道就在刘某锋离开后，闫某用脚去踩已经切割开的漏雨钢板，向自行把漏雨钢板拆掉，踩踏之后，突然之间钢板断裂，闫某连人带板从展厅房顶坠落。后果严重：闫某被紧急送往医院。全身多处受伤严重。经鉴定构成六级伤残。索赔303105元。闫某向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在没有做出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地把展厅承租人某市某泰汽车销售公司、展厅的曾经使用人某市某飞汽车销售公司、展厅出租人华某通公司、市场管理者某市开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均列为被告。【律师代理】展厅出租人华某通公司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急忙找到公司法律顾问李建锋律师，请李建锋律师代理承办该案件。经过详细询问当事人，李建锋律师了解到案件事实：展厅房顶修缮劳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考虑应该发包给具有符合安全条件的承包人，而实际的承包人和施工人均是个人，不仅不具备必要施工资质，而且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施工条件，人民法院在判定责任时候，往往会以发包人“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判决“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推卸责任的思路或者说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说法，是不可行的，最终被法院否定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必须另辟蹊径。鉴于法律规定的是，发包人应该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发包人的责任就不是直接的责任，如果雇主能够承担责任，或者有能力承担责任，就可以避免出现让发包人实际上承担连带责任。违法发包连带责任逃不脱诉讼战略抓雇主赔偿责任故，李建锋律师立刻确定了整体应诉战略：找出有实际承担赔偿能力的雇主、违法转包人、违法承包人，只要能够及时掌握他们的财产线索和动向，就能避免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然战略已定，就该分析案件实情，需找突破口。面临的困难是原告起诉时，没有起诉承包人、雇主、转包人，法律规定被告无权追加被告，因此，此案的难度让原告来申请追加应当参与诉讼的被告，既然原告在起诉时，就没有起诉，再让人家来追加，谈何容易，这事难办呐。说服原告追加被告奠定战略大局为了完成这个战略转移，李建锋律师发动智慧，开始思考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原告自动申请追加承包人、转包人、雇主参与诉讼。首先，争取法官的支持，主动承担责任，让法官觉得是真心解决问题。原告起诉的3个被告都与本案毫无关系，让他们参与诉讼，不仅于整个诉讼毫无益处，而且无谓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把一个简单的案件搞得很复杂。而原本应该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承包人、转包人、雇主，却没有在被告的名单上，不利于法院查清案情，必然引发无谓的上诉或者拒绝履行。这两个理由，足以说服主审法官。事实证明，主审法官很快就认识到了案件的问题所在，是促成案件往正常道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次，用真心和真诚，去打动原告。李建锋律师向原告的律师说明情况，原告律师说，之所以诉那么多被告，是因为怕漏掉被告，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找到了原告的疑问后，李建锋律师主动向法庭提供了对原告有利于确定被告的相关证据和证人，解决了原告的难题，原告同意提出对无关被告撤回起诉，对应该参加诉讼的被告申请追加，把刘某锋、刘某和、刘某春追加为被告。至此，案件虽然还没有开庭审理实体事实，但大局已定。【代理要点】一、原告滥列被告，缺乏证据，应驳回原告对其他被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闫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听指挥、野蛮操作、踏空失足摔落，具有重大过失，自身过错十分明显，应减轻其他责任的赔偿责任。首先，闫某不听指挥，擅自违规开工，是造成失足摔落的关键原因。其次，闫某故意违规踩踏已经即将割断的彩钢板，是导致失足摔落的直接原因。总之，闫某在维修房顶时，违反平常人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踩踏悬空彩钢板，重大过失十分明显，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被告华某通公司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原告的伤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1、华某通公司作为维修业务的发包人，选择了具有多年从事彩钢作业经验的刘某和作为承包人，已尽到了合适承包人的选任义务。2、刘某和擅自将维修业务转包给刘某春，刘彦春再次擅自转包给刘某锋。华某通不知情，对此无过错。3、至于原告所说的现场管理、安全监督等责任，应由承包人来负责，与华某通公司无关。四、原告闫某的各项损失的请求数额，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尤其是不能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计算。1、闫某作为农村居民，其不能提供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市的证据，不符合适用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条件。2、残疾等级，由于司法意见书，引用的病历资料、与原告提交的病历内容在关键内容上，即所做手术是“阑尾切除”？还是“脾切除”？申请重新鉴定，并在庭后提交鉴定申请书。3、误工费，由于其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无法证明其具有稳定的打工收入，不能适用上年度职工工资水平来作为计算误工费的依据。4、护理费，原告父亲、母亲的收入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首先村民出具的证明只是说原告父亲偶尔到工地上干活，其收入具有偶然性，不具有稳定性。5、医院在出院证之外，单独出具的出院后休息时间、出院后护理时间，显然过长，不合常理，应予调整。五、最后说一下，本案中单位出具证明形式不合法的问题，单位出具的证明均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一审判决】一审认定，原告的损失合计为283842.62元，原告自己有过错，自行承担30%，被告刘某和、刘某春、华信通连带赔偿70%为190689.13元。达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李建锋律师的诉讼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事人对此结果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