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宽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哥哥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同意，指派胡大宽、罗晓琼律师为被告人赵富华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被告人，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查，通过本案的庭审，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具有法定可以从轻和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现对被告人的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第一、被告人作案时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具有法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被告人赵富华在作案前的2006年11月11日至12月11日因为抑郁症在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住院31天，在作案前20天才出院，后又被鉴定为“作案时处于抑郁症病期，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虽然这里的“可以”不是强制性的规范要求，允许在量刑时可以不从轻或者减轻，但根据立法本意和现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可以”的取向上，应当侧重考虑选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而不应当侧重考虑选取“不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否则，《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但书”规定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了。第二、在司法机关未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之前已经被其哥哥赵国富抱着，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酌情从轻的情节在侦查卷中刘*荣的证言，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5日调查证人周*安笔录时，周*安在回答法官“赵某（被告人哥哥）抱着他的事属实吗”的问话时，周*安回答“属实，抱有半个小时”。从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2006年12月30日被抓获后，当日即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且几次供述前后连贯，从而使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处于一个主动的环境中。以上事实均能证明案发后被告人的亲属采取的措施是支持司法机关的工作的，为公安机关的侦破案件提供了便利，同时，被告人到案后如实的供述所犯罪的事实，也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第三、被告人的作案动机是因为邻里纠纷，应当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被告人杀人的目的和动机就是因为自己盖房，被害人家人不让放线，心里有怨气，辩护人认为这是杀人的主要动机。被告人是一个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处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父亲患病卧床无法自理，没有钱治疗最终去世，自己的房子成险房，心里的郁闷没有排解和倾诉的渠道，多方积累的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宣泄，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心里危机并走向极端，又加之被告人患有精神疾病，出现这样的严重后果，显然有可以理解的因素，主观恶性不深。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纪要与现行的“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是一脉相承的。综合本案案情来看，相对于直接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来说，主观恶性相对较轻。而且，被告人又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自控能力严重减弱的情况下，做出了自己也追悔莫及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6条的规定，“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因此，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到本案中法定可以从轻和酌定可以从轻情节，给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样更能体现刑罚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精神，更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大宽罗晓琼2010年11月30日

法律意见书受辉县市薄壁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就其与薄壁供销社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纠纷一案进行法律分析。本法律分析仅限于委托人提供的以下书面材料（复印件）：1、1956年3月31日辉县人民政府给供销社颁发的第73202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3、1988年8月15日的“协议”；5、清真寺原址土地现状图；7一、本案主要当事人1、辉县市薄壁供销社3二、本案主要事实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模式。二、本案法律分析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和叙述，本律师现对本案作以下分析：（二）辉县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证明和1956年3月31号薄壁供销第73201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能说明薄壁清真寺是客观存在的辉县市房屋管理局的证明表明没有清真寺的房屋档案，薄壁供销社只有五六年以前的房地产档案，五六年以后无任何档案。而1956年3月31日供销社的第73201号房屋所有权证中记载的“地基四至”清晰的显示“北至清真寺”。这完全说明，1956年薄壁供销社北面是和薄壁清真寺房屋相邻的。第一，按政策薄壁供销社应当返还占用的房屋和土地。落实宗教房产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法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党的政策，其中主要是1980年7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宗教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国发【1980】188号）。文件指出，“如何处理宗教团体的房产和存款，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并且明确了“这个问题要从政治着眼、作为特殊问题处理”。国发【1980】188号还明确了处理宗教房屋产权的原则，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占用的寺观教堂及其附属房屋，不论其是否已办转交手续，应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一律退还宗教团体。”因此，不论现在的薄壁供销社是否取得了土地或房屋的所有权，均为无效，应当按照党的政策一律退还伊斯兰信教群众。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按照以下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二）其他项目使用划拨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批准用地文件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因此，供销社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必须有县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否则就属于违法。其次，按照1995年3月11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原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宗教活动用地，被其他单位占用，原使用单位因恢复宗教活动需要退还使用的，应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确属无法退还或者土地使用权有争议的，经协商、处理后确定土地使用权。”辉县市县政府给供销社办证时，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仍然给供销社办证是违法的。综上所述，薄壁清真寺是客观存在的，薄壁供销社占用有其特定历史原因，依据党的宗教政策，薄壁供销社必须返还所占用的房屋和占用的土地。以上法律意见，仅供委托人参考！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大宽2010

再审申请书申请人：王俊英，女，1970年正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经济路申请人：蔡元振，男，197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经济路被申请人：张存真，女，195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淮阳县四通镇草集村被申请人：王伟，男，198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申请人：王玲玲，女，199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申请人：李慧，女，198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申诉人：王雨晨，男，200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申请人：王洪祥，男，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请求事项：请求撤销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2008）郸民初字第11143号和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周民终字第158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原、被告是租赁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对申请人交给被申请人张存真的交款性质表述不一致原审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房屋租赁关系没有确凿的证据，在审理中也只有被申请人的陈述及被申请人张存真的弟弟张存峰的庭上证言，但张存峰在庭上证言和他之前向申请人的代理人的陈述是不一致的，对同一问题，张存峰在2006年2月19日的陈述是“房款两清”，而在淮阳县人民法院2007年12月25日的庭审中的陈述是“房租和货底”；在回答申请人蔡元振“当时说是不是房租钱，还是货底钱，有没有房款”的发问时，张存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在回答被申请人王洪祥“他拿钱是租房款还是货款”的发问时，张存峰回答“是租房款，还有货款在一起哩”。对同一个问题，在对不同的时间和回答不同人的问话时却是天壤之别，因此，对交款的性质无法认定是房租款。2、二审被申请人之间对租金的叙述不一致对于租金的陈述，被申请人起诉时陈述是欠租金13500元，被申请人王洪祥答辩时说是“王俊英下欠租金12000元”，而一审法院就以12000这个数字判决申请人承担责任；二审对租赁费虽未予支持，但理由却是因为恶意诉讼引起。本案中的王洪祥和其他被申请人一家人，诉讼中，原审法院仅以被申请人一方的单方陈述为依据判决双方是租赁关系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规则错误。二、原审没有采纳申请人提供的房产税证明证据是错误的申请人购买了被申请人的房屋后已经到房管部门登记备案，同时向淮阳县地方税务局缴纳的房产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因此，申请人是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原审仅以没有过户登记判决认定双方是租赁关系是错误的。三、申请人蔡元振的淮四字第2057号房产证被撤是因为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怠于举证导致，并不能否认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乡镇行政机关在管理房产登记时混乱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包括王洪祥本人的房产证登记的资料也不齐全，也只有一个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仅以申请人蔡元振的房产证被撤销就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四、二审法院认定此前的淮阳县临蔡法庭的诉讼是恶意诉讼，据此认定王洪祥在该次诉讼中承认的房屋买卖关系和房款已清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错误一、二审法院均没有审查清楚，所谓恶意诉讼仅是指以“李长中”为原告，以王洪祥为被告的诉讼。在被申请人王洪祥以后的两次诉讼中，均是以“王洪祥”为原告的诉讼，而在2006年10月21日和2007年7月26日这两次的撤诉申请中，王洪祥均承认了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因此，对王洪祥多次诉讼中的陈述应当认定双方是买卖关系陈述的真实性。王洪祥是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仅以恶意诉讼为理由而对出卖房屋的行为反悔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五、被申请人张存真等不知王洪祥卖房行为是不真实的首先，王洪祥是被申请人的“户主”，农村居民传统意义上的户主其实就是一家之主，在行使权利上是代表全家的，对有关家庭事务拥有处理决定权，应当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表见代理；其次，被申请人能以“李长中”名义起诉王洪祥，进行虚假诉讼，一定是经过商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对这一行为完全能反映出被申请人已经对卖房一事的后悔，以这种方式表示反悔正好印证了买卖房屋的真实性。再次，申请人蔡元振的父亲给被申请人张存真送房款时，其弟弟张存峰在场，而且在2006年2月19日向申请人的代理人作了陈述。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请求贵院再审，并撤销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2008）郸民初字第11143号和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周民终字第158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此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人：蔡元振王俊英2009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