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勋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民终7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吴某，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柠，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路某某，男，198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东天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因与上诉人路某某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5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路某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的理解了《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之规定，某公司主观上没有恶意不缴纳社会保险，不应承担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过错责任即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路某某虽自愿放弃被告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被告某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据此一审法院选择适用了《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之规定，认为某公司应当承担给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一审法院如此适用法律条文是对《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的曲解，《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的本意是针对恶意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给予惩罚，要求用人单位在主观上是恶意的，然而本案某公司不为路某某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路某某想要拿到手的钱更多，故而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某公司是基于路某某的要求才这样做的，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形，纯属自愿，所以某公司不应当承担因主观恶意的过错责任，因此不应当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2、路某某本身对于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过错责任。路某某之前作为某公司的总经理其本身的职能包含人事管理，其不可能不知道劳动法关于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其本身有职务便利的情况下，其仍然选择单位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也一直未催告用人单位即某公司，因此路某某在职期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不可归责于某公司，路某某在自愿放弃保险且拥有职务便利的前提下，离职后又要求原单位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此举违背了诚信原则，从权利可放弃的角度出发，其应当承担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综上所述，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请求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维护某公司的合法权益。路某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6）鲁0105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并改判为某公司应向路某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41166.66元，维持第一、三项判决；2、判令某公司承担本案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称某公司不负有支付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41166.66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路某某虽系某公司处的总经理，但这只是某公司聘任路某某作为一名劳动者，给的一个头衔而已，路某某开展具体工作内容时还需与某公司处设立的院办公室、财务科、人事科等其他部门商议，并最终由某公司处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吴某管理、决定；第二，某公司提供的芦泽惠入职单上也明确记载有“人事科”字样，并有人事科负责人的签名确认，由此可知在某公司处真正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是人事科负责人，这也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符；第三、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路某某的职责范围承担举证责任，但在一审过程中，某公司并未尽到该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某公司提交的岗位主要负责人工作职责范围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的前提下，却通过某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人事入职单、员工转正申请表等证据推断路某某的工作内容涉及人事管理，且有审批的职权是明显违背事实的。一审过程中，某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任命书等证据，恰恰证实路某某的职位及工作内容某公司可以随意调配，某公司应就其所主张的路某某任职期间有人事管理决断权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第四、与入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一基本法律常识，某公司处的人事科负责人也应知晓，假设如一审法院所称未签订劳动合同系“怠于履行职责”，怠于履行职责的也应是人事科负责人或董事长，与此相关的责任也应由人事科负责人或董事长承担。故路某某系在法定代表人的领导下负责经营管理工作，并不必然包含人事管理工作，现某公司未提供关于路某某工作职责范围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推论认定路某某的工作内容涉及人事管理且有审批职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称某公司不负有支付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41166.66元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路某某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纵然路某某是某公司处的总经理，但并不意味着在主张二倍工资罚则时就应由路某某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某公司尚未证明路某某确实具有人事管理决断权的职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理应承担谨慎注意的义务，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也非路某某所致。路某某在职期间一直勤勉工作，就签订合同及缴纳社保之事多次与某公司提出请求，但某公司拒不答应，且利用用人单位的优势地位要求路某某签订劳动合同放弃协议，路某某也是因担心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由的保护才提出了辞职，（有仲裁申请书及庭审记录为证）现一审法院却称路某某怠于履行职责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将用人单位的违法后果判于劳动者承担，实在有违我国劳动法公平公正及保护劳动者的立法本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依法改判，以维护路某某的合法权益。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某公司不支付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141166.66元及经济补偿金14500元；2、路某某赔偿某公司损失人民币5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路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9日，路某某到某公司处从事总经理工作，月平均工资145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某公司未为路某某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10月7日，某公司、路某某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放弃协议》，该协议载明路某某自愿放弃某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某公司每月补助路某某300元作为缴纳社会保险金。2015年12月23日，某公司出具董事会决议，载明：“2015年2月至12月期间，我院董事会任命路某某为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我院经营管理工作。路某某在我院任职的10个月期间，工作严重失职，经营不善，管理混乱，决策失误、导致医院严重亏损。经医院董事会全体成员研究决定：免去路某某总经理职务，自2016年1月1日起调到企划宣传部门主持工作。”2015年12月30日，某公司出具任命书，任命路某某为医院企划部总监。次日，路某某离职，某公司为路某某出具离职证明。2016年4月8日，路某某作为申请人，以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双倍工资159500元、经济补偿金14500元。仲裁过程中，某公司提出反仲裁请求：“请求依法裁决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经济损失223万元。”该委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济天劳人仲案[2016]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某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路某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141166.66元、经济补偿金14500元；二、驳回被申请人的反仲裁请求。”某公司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某公司不支付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141166.66元及经济补偿金14500元；2、路某某赔偿某公司损失人民币5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路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路某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某公司主张双方除签订劳动合同放弃协议以外还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未能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主张。但是，通过某公司提交的离职交接表、工资单、人事入职单、员工转正申请表等证据显示，路某某作为总经理，其工作内容涉及人事管理，且有审批的职权。庭审中，路某某亦认可其在院长的领导下从事全院的经营管理工作。路某某作为负责包含人事管理在内的总经理，应熟知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应该知道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会承担的法律后果。诉讼过程中，路某某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工作职责而用人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因路某某任负责包含人事管理在内的总经理10个月，仍未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说明路某某未能全面履行职责，其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路某某，而不在用人单位。路某某怠于履行职责，从而使用人单位处于不利地位，其再以用人单位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双倍工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对某公司主张不支付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路某某经济补偿金问题，路某某主张因某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离职。一审法院认为，因某公司确未为路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虽然路某某自愿放弃某公司为其缴纳，但缴纳社会保险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其不缴纳社会保险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某公司应支付路某某经济补偿金，其数额为14500元。关于某公司要求路某某赔偿损失5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原告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路某某经济补偿金14500元；二、原告某公司不负有支付被告路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41166.66元的义务；三、驳回原告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路某某与上诉人某公司于2015年2月19日建立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某公司主张其主观上没有恶意不缴纳社会保险，不应承担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过错责任即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缴纳社会保险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放弃协议》，约定路某某放弃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但该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某公司仍负有为路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因其未缴纳，路某某以此为由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路某某上诉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对此，本院认为，通过某公司提交的离职交接表、工资单、人事入职单、员工转正申请表等证据显示，路某某作为总经理，其工作内容涉及人事管理，且有审批的职权。路某某作为负责包含人事管理在内的总经理，应熟知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会承担的法律后果。路某某任负责包含人事管理在内的总经理10个月，仍未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说明路某某未能全面履行职责，其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路某某，而不在用人单位。路某某主张某公司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20元,由路某某和某公司各自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14民终2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某，男，198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某，男，195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2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马某某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向王某某催要，同时王某某也否认马某某的主张，据此诉讼时效应自马某某向法院起诉时起算，因此并未过诉讼时效。2.一审以马某某与案外人王正宇离婚诉讼中未提交该笔借款为由判定马某某与王某某不存在借贷合意，属事实认定不清。离婚诉讼案与本案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马某某深知在与王正宇的离婚诉讼中即使提及该笔借款也只会被告知另行主张，马某某的行为并非有违常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王某某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马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某某向马某某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2.诉讼费用全部由王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8日，王某某通过银行向马某某转款15万元，马某某于2012年3月19日在济南取现。马某某于2012年6月23日又通过银行向王某某转款15万元。马某某主张其向王某某转款，是王某某向其借款；但王某某称马某某是偿还此前的借款。马某某提供其与王某某女儿离婚时的庭审笔录，证明2012年3月19日其将提取的现金交王某某女儿支付购房款，王某某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女儿支付购房款的钱与马某某无关。王某某称马某某一直未就该借款事实向其主张权利，马某某认可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向王某某主张过权利，认为诉讼时效自主张之日起计算，本案起算之日为马某某起诉之日，因此马某某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从马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马某某在诉状中称多次催告，可以认定马某某是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的，但其未能提供在转款后向王某某催告的证据，足以认定马某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马某某仅提供转款记录，但对借款合意无法提供事实依据，且本案的马某某与王某某的女儿之间的离婚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历经多年，均是涉及财产认定及分割，在多次的诉讼中马某某均未提到过这笔借款，实不合常理。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马某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足以采信。综上所述，马某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马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马某某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马某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马某某于2012年6月23日转账给王某某15万元，至本案一审立案时间2019年4月8日，近七年时间，且期间马某某与王某某女儿王正宇2012年8月结婚，后2015年6月起诉讼离婚，至2018年3月2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如涉案借贷真实存在，在与王某某女儿王正宇离婚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马某某于2019年4月8日方才起诉，一审认定马某某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但未能提供向王某某催要借款的证据，认定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马某某提供了15万元转账证据，王某某提交2012年3月18日转账给马某某15万元的证据以证明马某某转账15万元系偿还的3月18日的借款。马某某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马某某不能举证证明双方仍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马某某主张其与王某某存在涉案借贷关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马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姚某与某公司、叶辉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发布日期：2018-03-16浏览：96次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6民初44号原告：姚某，女，汉族，1979年6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被告：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定代表人：尹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叶某，男，汉族，1974年2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原告姚某与被告某公司、第三人叶辉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被告高瞻远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第三人叶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9月1日所签《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2.被告承担原告在加盟经营期间的各项损失193299.60元；3.被告承担违约金79600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1月开始加盟被告公司，经营易视康眼镜，2015年9月1日，原告再次与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叶辉续签了为期两年的《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此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应尽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却不按合同约定，在距原告店面不足三公里的范围内另行授权开设新店，造成原告营业收入大幅下滑，致使原告所开设店面受损。原告多次与被告及其代理人叶辉及四川片区孟经理沟通协调均未果，请求查明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高瞻远瞩公司辩称，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错误，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合同，原告提供的合同与被告不具有关联性，由此提出的各项损失与违约金根本不存在。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叶辉述称，原告主张的各种损失和违约金没有合法证据证明，续签合同时第三人和被告未收取原告除销售货款外的任何费用；原告在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5月5日半年的销售量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基本任务，被告及第三人有权另行招商；合同里约定的3公里范围是原告的义务，并未约定第三人不得在3公里内授权第二家加盟店及3公里范围内原告独家经营；两份合同被告均未签字或盖章，但以实际行动默认并履行了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2日，被告高瞻远瞩公司与第三人叶辉签订了一份《易视康合同书（市代理）》，约定被告在协议有效期内指定第三人在规定区域成立易视康眼视光青少年近视服务机构销售易视康眼镜，第三人的代理区域为四川省德阳市；第三人有权在约定区域内发展普通店、标准店、旗舰店，发展店面前需书面向被告汇报，发展店面开业10天内需报被告备案，所在区域内发展的店面及分店由第三人负责培训、营销等支持，发展一个店面被告返第三人：普通店10000元，标准店13000元，旗舰店15000元；合同期限自2013年2月22日至2015年2月21日；并约定被告和第三人不因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形成共同投资、雇佣、承包关系，第三人不具有代行被告或为被告而发生任何行为的权利。被告同日向第三人出具了《授权书》，授权第三人为易视康眼视光青少年近视服务机构四川省德阳市市级代理商，代理易视康系列产品，授权时间与上述合同期限一致。庭审中，被告与第三人均表示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合同。2013年11月6日，第三人叶辉与原告姚某签订了一份《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约定第三人在协议有效期内指定原告在规定区域成立易视康眼视光青少年近视服务机构销售易视康眼镜，原告的代理区域为四川省德阳市北街（店周围三公里为区域保护范围），原告须缴纳给第三人项目启动费39800元，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6日至2015年11月5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启动费39800元，开始经营易视康加盟店，经营过程中，原告通过第三人订货并支付货款后，被告将产品邮寄给原告。2015年9月1日，第三人与原告再次签订了一份《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合同内容除代理区域为四川省德阳市东街33号，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6日至2017年11月5日外，其余条款与前一份合同一致，该合同封面及第一页上甲方填写为“某公司”，但未加盖被告印章。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被告授权第三人为德阳市级代理商的《授权书》（授权时间自2015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复印件，称该授权书复印件由第三人向其提供，但第三人与被告均否认存在该授权书。第二份合同签订后，原告继续经营易视康加盟店至2017年1月被告停止供货。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二份、《易视康合同书》（市代理）一份，第三人提交的《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二份、授权书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建立了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并提交了两份《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予以证明，但被告否认该两份合同与其有关。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第一份《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2013年11月6日）上甲方均为第三人叶辉，而第二份《易视康合同书（普通店）》（2015年9月1日）封面及第一页上甲方虽填写为“某公司”，但最后一页签名处甲方却为打印的“叶辉”及其地址、邮编、电话等，并由第三人签名及捺印，未加盖有被告的印章，故两份合同均不足以认定该合同系第三人以被告名义签订；其次，虽然在被告与第三人于2013年2月22日签订的《易视康合同书（市代理）》中约定第三人有权在约定区域内发展普通店、标准店、旗舰店，但该条款只要求第三人在发展店面时向被告备案，且由第三人负责培训、营销等支持，双方还在合同中特别约定第三人不具有代行被告或为被告而发生任何行为的权利，故不足以认定第三人在发展店面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同时，双方均表示在2015年2月21日代理期限到期后未续签合同，故第三人在此后已不具有市级代理商身份及发展店面的权限；再次，原告在经营店铺过程中支付启动费及货款均是向第三人支付，亦未提交任何被告对其进行实际管理的相关证据。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其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93元，由原告姚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某夫妇希望孩子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买优质学区房成为了两人买房的唯一标准，出去看楼盘先要考察周边的学校，在这期间听朋友说某某地新开了一个楼盘项目，这个项目属于重点小学的划片范围。陈某夫妇到楼盘了解后便购买了宣传能上重点小学的“学区房”。然而等到房子交房后，陈某夫妇却听说学校划片有调整，落实后得知购买的房产竟然不在重点小学的学区范围内，于是，陈某夫妇便找到开发商理论。开发商称就这个项目上学问题确实和学校谈过，合作意向非常积极基本已经明确，因此当时在楼盘的宣传上作了推介。但是最终是否能上学要根据教育部门划片为准，造成现在的局面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房子而言我们也是按有关政策和规定定价，没有因为属于学区房而虚高价格。陈某夫妇认为，开发商交付的楼房存在虚假宣传，一气之下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就该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发布的广告及宣传资料均属于要约邀请，其内容与预售合同、附件、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预售合同、附件、本补充协议为准。对于原告儿子是否能上重点小学，合同中双方未就该小区业主子女的就读学校进行约定，被告并未作出承诺和保证。且关于重点学区房的内容也没有列入到合同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子不能去重点小学就读造成的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如今身份证绑定互联网平台操作简单，子女用父母的身份信息注册微信十分容易，当儿子用父亲名字注册微信号向他人借款，是否谁收钱就该谁来还？儿子小刘用刘先生的身份信息注册微信号后，向朋友小李借款30万元。因小刘未按期偿还借款，小李将刘先生和小刘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父子共同偿还借款。法院经审理，判决小刘偿还小李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驳回了小李要求刘先生共同还款的诉讼请求。原告小李诉称，其与小刘是朋友，自2017年开始，小刘开始向小李借款，每次借款都能按期归还。后来小刘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与小李联系，称要借款用于个人的经营及生活。小李陆续通过微信向小刘转款共计30万元，但小刘至今未向小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小李通过调取微信后台转账记录发现，小刘使用的微信账号的注册身份信息以及微信号绑定的银行卡开户人均是小刘的父亲刘先生。小李认为，钱虽然是小刘向自己借的，但是钱款实际打给了刘先生，应当由刘先生父子共同偿还借款。故小李将刘先生父子共同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小刘及其父亲刘先生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被告小刘辩称，小李诉称的30万元款项确实收到了，但这笔钱是用来与小李一起做生意，双方之间一直就存在生意上的金钱往来，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这些钱已经做生意亏掉了，故不同意小李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先生辩称，小刘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身份证办理了银行卡、注册了微信账号，对借款30万元打到银行账户一事根本不知情。刘先生与小李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不应偿还借款。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据小李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小李与小刘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小李已依约向小刘出借款项，小刘作为借款人亦应依约偿还借款。小刘未在合理期限内还清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小李要求小刘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小李要求刘先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涉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小李与小刘，本案接收款项的微信号、微信绑定的银行账号虽是使用刘先生的身份信息注册，但实际使用人以及实际与小李发生借贷行为的合同相对方均为小刘，小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小刘与刘先生构成共同借款行为或其他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情形，故小李要求刘先生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小刘关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性质的辩称，因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该项辩称不予采信。最终，法院判决小刘偿还小李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本案现已生效。法院在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时主要依据借条、借款合同、转款凭证、有关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来认定双方达成借贷合意。本案中，借贷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借款人也未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法院认定借款关系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中出借人与借款人的陈述以及微信转款记录。本案中，小李在微信聊天中明知借款人是小刘，并将借款通过微信转账交付，虽实际上转入小刘父亲银行账户，但鉴于该银行卡已被小刘实际控制，小李属于受小刘的指示交付借款，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于小李与小刘之间，小李无权主张刘先生还款。因此，对于债权人而言，应摆脱“谁收钱就谁来还”的思维定式，应注意就双方缔结合同的真实意思主张权利并积极举证。同时，提示各位家长，子女冒用父母的身份信息注册微信、支付宝或其他平台账号并以父母的名义借款时，当出借方尽到了必要审查义务，对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情形非明知时，借款关系将可能被认定为成立于出借人与父母之间。因此，父母在生活中除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外，需注意手机短信验证提示信息等其他可以推定意思表示的行为，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拨打银行或平台客服电话并提出异议，阻却合同发生效力。

一员工在甲酒店任客服经理一职，未签订劳动合同，实际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甲酒店与乙人力资源公司在此前签订了《人力资源委托合同》，约定由乙人力资源公司代缴甲酒店员工的社保。该员工入职后便由乙人力资源公司按最低档（60%）缴纳社保。2019年某日，该员工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乙人力资源公司以其为主体，虚构了劳务派遣合同、劳动合同并申请了工伤认定，市人社局也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因员工认为其应获得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且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三金”计算基数与他本身的工资水平不一致，故与甲酒店及乙人力资源公司工伤协商无果，其遂以劳动合同法38条与二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并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二公司连带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二倍工资。处理结果甲酒店与该员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按本人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二倍工资。评析争议焦点：工伤认定中已经确定了劳动关系，在劳动仲裁中还能做相反的认定吗？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权请求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明确：“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工伤认定作为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具有公定力和拘束力，即一经成立，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及遵守、服从的法律效力，除非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根据该观点，本案中，乙人力资源公司以用人单位的身份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且并没有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以本案该工伤认定书具有公定力和拘束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劳动关系所具备的实质要件进行分析，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等因素综合认定。根据该观点，本案中，根据该员工提交的工牌、考勤记录、工资条、银行流水、规章制度、绩效考核记录等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该员工与甲酒店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根据甲酒店与乙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委托合同》，乙人力资源公司与该员工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其仅受甲酒店委托，为甲酒店的员工代缴社会保险。笔者持第二种观点，即在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案件中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即使人社局已经作出了工伤认定书，那也只能是认定劳动关系的证据之一，而且是待证证据，如果有其他证据可以推翻该证据，便不能仅依据工伤认定书认定劳动关系。而且，如果一旦认定乙人力资源公司与该员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乙人力资源公司就可能需承担工伤责任、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经济补偿等，这对乙公司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认定甲酒店与该员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有利于规范人力资源市场诸多“假外包、假派遣、虚构劳动关系”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