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远保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刘某某亲属委托、并经刘某某本人确认，指派我作为其涉嫌抢劫案的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认真查阅了本案案卷，会见了上诉人，现结合案件事实、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发表无罪辩护意见如下：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包括：1、抢劫杀人的具体时间没有查明。2、捆尸的具体时间没有查明。3、抢劫杀人、捆尸的地点没有任何客观证据。4、被害人遇害最后一次的进餐时间没有查明。二、四上诉人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1、根据“一切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证人目击埋尸的时间应认定为11：20左右，而此时，四上诉尚在兴海县城邮政局附近。一审判决书第20页载“(3)证人公某某…我看见那辆车，是中午12点左右。”第21页载“(4)①证人旦某某某…10点左右我与女儿…②我和女儿早上11时左右去浇水，大概走了20多分钟，到了卡然公路两公里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第12页载“（5）证人王某某…旦某某某…浇水的具体时间为：…12点43分至2点15分…浇水要计算电费所以他们在记录浇水时间准确到分。”可见，公某某父女目击本案中的埋尸时间相当混乱。根据“一切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应推定证人目击埋尸现场的开始时间为：11：20左右。而此时，四上诉人尚在兴海县邮政局附近，故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性。2、根据手机通话记录及手机信号定位，结合发回重审一审之补充侦查实验、证人目击埋尸现场的证言，足以认定：四上诉人根本不具备足够的作案时间。详细分析如下：(1)玖某在2011年6月16日11点16分，人还在兴海县邮政局附近，即还在兴海县城，其到达同德县城的时间至少为当天13点09分之前。也就是说，玖某等四人从兴海县城到同德县城，行程共用了113分钟。(2)根据发回重审一审之补充侦查实验，两县城间行程为77.5公里以上、行车时间需80分钟，即速度为：77.5÷80=0.96875公里/分钟。(3)按照移动电话基站覆盖最大范围5公里，需要行驶的时间为：0.96875×5=4.84375≈5分钟。(4)根据公某某父女证言，目击埋尸时长在30分钟以上。(5)根据指控，四上诉人途中至少还有三次以上停车、倒车，也是需要时间的。假如本案系四上诉人所为，综合上述时间表，可以计算出“抢劫杀人”、“捆尸”的作案时间最长有：113分钟-75分钟[纯属行车时间(从移动基站的最大外围起算)：80-5=75分钟]-30分钟(证人目击的埋尸时长)=8分钟以下。再考虑上诉人途中停车、倒车3次以上所需时间，以及2011年的路况与2014年(侦查实验时)应为较差的条件下，可见，四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3、证人目击埋尸现场的日期不能肯定就是2011年6月16日，有可能为2011年6月17日。理由：(1)证人说的目击时间为阴历5月14、15或16日(即分别为公历6月15、16、17日)的一天、目击时没有下雨。(2)尸检报告也仅指明了为发现埋尸现场前的两周左右。(3)调取的天气状况资料，证实了2011年6月16日两县城有雨。(4)王某某提供的工作笔记残片，仅为传来证据；而原始证据浇水记录本却没有找到！三、目击证人公某某、旦某某某的证言及其辨认笔录能够显然证明：他们看到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本案上诉人。1、目击证人公某某、旦某某某均未能辨认出本案上诉人。2、埋尸现场只有两个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中最直接的证人是公某某和旦某某某，两人描述埋尸现场是多次反复强调“只有两个人”。而公诉机关却一直指控作案的是刘某某等四个人。3、埋尸现场可能有三辆汽车，其中运尸车辆作案后去往兴海。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中最直接的证人公某某和旦某某某描述的埋尸现场是“来了两辆车停到那个黑色轿车的左前方，这时黑色小轿车往兴海方向开走了，……我和父亲看了半个小时，那辆车也没从沟里出来，往兴海方向走了……”可见，埋尸现场的汽车数量和事后去向与公诉机关指控均不一致。四、STR分型DNA鉴定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不应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DNA鉴定书中的送检人(更某某、包某某)与实际送检人(更某某、崔某某)不一致。且更某某并非刑警，崔某某为实习生。2、DNA鉴定书中的委托人与实际委托人不一致，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后，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鉴定文书。”本案DNAA委托鉴定共四次，第一次为同德县公安局、后三次均为兴海县公安局，但鉴定机构仅向同德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鉴定书及补充鉴定书，没有向兴海县公安局出具鉴定书。3、庭审中查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证书仅为公安部颁发、而非中国国家认证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认证机构，故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信度较低。4、《刑警大队移交清单》（一审案卷591页）表明：2011年7月19日，鉴定检材尚在兴海县公安局，而鉴定书记录的送检时间却为2011年7月2日。同时，DNA鉴定书的原始记录也表明每个检材送检的具体时间并非都是2011年7月2日，故不能排除对检材是否为案发现场所提取的检材的合理怀疑。5、案发现场检材非由鉴定人或其他具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提取，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6、该鉴定书的形式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7、DNA鉴定送检的检材众多，却只有捆绑被害人手的绳索检测出了李某某、张某某、刘某某的DNA，而其他检材均无上诉人的DNA。结合：对张某海等人的(2013)尖刑初安第7号刑事判决书第9页所载“7、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证实：…一条细绳…在我腰上拴上绳子，拉绳子来回摇荡，…”“8、被害人玖某的陈述证实：…在我的腰上拴了一条藏服的腰带，羊科拉腰带来回摇荡，…”第11页所载“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有客观性、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表明，在本案涉及的刑讯逼供中，对李某某使用了绳子、对玖某未使用绳子而是藏服的腰带，佐证了DNA鉴定中使用的绳子并非埋尸现场提取的绳子的合理怀疑！8、DNA检测报告是载明的本案检材为70份，而原始记录记载的检材却是72份！这样一份连检材的数量都搞不清楚的鉴定意见，怎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使用？？？五、刘某某、张某某的有罪供述和指认辨认记录，不能排除系因遭受刑讯而取得的非法证据的合理怀疑。一审庭审中，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连续、完整的录音录像，来排除刘某某是否遭受了刑讯逼供，而刘某某、张某某当庭否认了有罪指控，结合同案的两个上诉人遭受的刑讯逼供已经确认，更加无法排除刘某某遭受了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上诉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上诉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六、本案的重要物证严重存疑，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同时，也表明本案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1、提取DNA的绳索未作为物证当庭出示，不能作为物证使用。2、所谓的埋尸工具铁锨下落不明。3、包裹尸体的床单的来源没有查清。七、侦查机关没有依法调取能够证明上诉人无罪的证据。1、2011年6月16日，李某某等四人乘坐李某某驾驶的比亚迪轿车于上午9点至10点半到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兴海县大十字营业部汇款，因等候时间过长，李某某排队片刻后离开，随即驾车到兴海县城东加油站加油，后四人驾车前往同德县，中午13点到达同中国农业银行德县营业部汇款。李某某等四被告于被害人失踪当日在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兴海县大十字营业部、兴海县城东加油站、中国农业银行德县营业部等三处电子监控录像中均留有影像资料，是证明四上诉人没有作案时间的重要证据，侦查人员没有对上述电子监控录像进行证据调取。2、警方没有对案发时对有无其他人的手机信号在案发现场出现进行排查。八、本案上诉人对主要作案工具的处置不符合逻辑。上诉人既然能把所谓的埋尸工具扔进河里，为何又要留下所谓的杀人凶器减震器？九、上诉人刘某某不具备抢劫的犯罪动机，也不具备预谋作案的条件。理由：上诉人玖某基本上听不懂汉语，刘某某也不懂藏语，且刘某某与玖某为初次相见。刘某某家境相当富足！综上，本辩护人认为，刘某某等人涉嫌抢劫一案，基本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或者自相矛盾、难以排除诸多合理的怀疑，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故上诉人的罪名无法成立！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再一次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杜绝疑罪从轻、坚持疑罪从无，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我想，此时此刻，本案真正的犯罪分子一定也在密切关注着今天的庭审结果！所以，冤枉了无罪的人，也就是放纵了真正的犯罪分子！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宣告：上诉人刘某某等人无罪！辩护人：吴远保律师2015年7月25日

[前言]现实中，有不少在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那么，在登记离婚后，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另一方能否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呢？如不能，该怎么办？本文就此以下面的案例进行解答。[案情简介]满先生与赵女士是高中同学，并在高中期间开始恋爱，但直到两人大学毕业后多年，双方均已届三十时，方才于2006年9月份领取了结婚证书。婚前，满先生的父母并不怎么同意儿子与赵女士的婚事，理由是满家是回族，而赵家是汉族。但在赵女士的坚持下，还是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婚后不久，满先生由公司派遣到澳洲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独守空房的赵女士怨言越来越多，终至夫妻双方口角、感情逐渐破裂。婚后四年，双方聚小离多，未有子女。2010年10月，满先生回国，在其父母的支持下，决定与赵女士离婚。夫妻双方进行了离婚协商，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约定由满先生补偿赵女士6万元，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然而，双方登记离婚后，满先生却不愿意按照离婚协议，支付赵女士补偿款。赵女士无奈，向律师咨询能否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律师解答说：不能。赵女士只得将满先生诉至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满先生履行离婚协议，支付其补偿金6万元。[审理结果]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体现，且已经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故而认定离婚协议内容有效，判决支持赵女士的诉讼请求，要求满先生向赵女士支付6万元补偿金。[律师分析]本案有以下两个法律看点：一、生效的离婚协议书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离婚协议虽然是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但是根据法律规定，离婚协议不属于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能仅凭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二、一方不履行生效的离婚协议，另一方该怎么办？按照婚姻法解释的规定，离婚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原协议内容。经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后，当事人依生效法律文书再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情简介]小孟是个刚退伍的军人。2015年4月28日，他刚来到北京，在地铁CY站候车时，遇到一个女子拿着一个IPONE6手机，问小孟不要？小孟说没钱。女子说，便宜卖了。小孟说，200卖不？女子说，给了。于是小孟给了女子200元，女子把手机给了小孟。随后，小孟上了车，准备打开刚“买”的手机玩玩，结果发现其实是一个模型机。小孟又气又恨，心想再让我遇见这类骗子，我一定得好好收拾她(他)们一下。到地铁CCJ站，还真的又有一个男子向小孟“推销”同样的IPONE6。小孟说，让我看看。男子便把手机给小孟看。小孟趁男子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真的手机跟刚才“买”的假手机调了个包，把假手机“还”给了男子，说不买了。小孟正要上地铁，男子发现问题了。于是与小孟发生了争吵，要求小孟还他的真手机。小孟说，我已经还你了啊。男子自然不肯罢休，就抓着小孟不让走，小孟说踹了男子一脚，试图挣脱男子。之后男子报警，两人被警察带走盘问。警方盘问后，对男子决定实施行政拘留十天；对小孟以涉嫌抢劫罪、实施了刑事拘留。[律师意见]本律师会见小孟后，认为小孟如想得到较好的处理结果，必须要求警方去调取CY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小孟的行为乃事出有因。[后记]警方在调取CY站的监控录像后，认为小孟的行为情有可原，最终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决定，释放了小孟！

【案例】被告人王某因参与打架于2012年4月3日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主动到案，同日被某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同年4月13日被释放，后王某外出打工，因被打之人经鉴定构成轻伤，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4月26日经某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后在逃，2012年5月6日被某市公安局抓获。后于同年5月10日被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0日被某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2年10月17日被法院变更决定逮捕，次日由某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颍上县看守所。【分析】先行因一案被行政拘留，后又被采取刑事拘留的，行政拘留能否折抵其后的刑期？对此，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的一种形式，因而不能将行政处罚的时间折抵刑事处罚的刑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因同一事由而受到行政拘留这一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其行政拘留的时间应当折抵刑期。笔者认为，基于羁押折抵刑期的基本原理，如果当事人因同一行为事实先被行政拘留，后又被判处有期自由刑的刑罚的，因行政拘留剥夺了人身自由，因此，为避免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和双重处罚的危险，对此行政拘留应当折抵有期徒刑的刑期。关于此问题，《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当然，这里尚需强调的是，被告人在此前被行政拘留的涉案行为应当同随后被判刑的犯罪行为是同一行为事实。因此，本案行政拘留10日应折抵刑期。

[案例简介]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对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作出终审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审理。今年1月，家住江苏省启东市的邵某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称，本案的施工合同有三个分包人，其中之一的邵某在启东市人民法院起诉，另外两位在山东起诉，工程款难以计算，且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山东省济南市威海路，应当移送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管辖。启东市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可由合同履行地即建设工程施工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邵某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遂裁定驳回被告对该案管辖提出的异议。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审理认为，该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在2015年2月4日《民诉法解释》颁布施行以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即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管辖权异议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据当时的相关规定，认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但在该案二审审理期间，《民诉法解释》已颁布施行，该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程序从新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规定，因该案涉案标的额不足500万元，故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即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终审裁定。[律师解读]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地域管辖沿革1、2005年1月1日前，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施工合同解释》)生效前，多数法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属于不动产纠纷，适用专属管辖。2、200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4日前，即《施工合同解释》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生效前，按照一般合同纠纷的管辖处理。3、2015年2月4日后，即《民诉法解释》生效后，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按照不动产纠纷受理，属于工程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二、哪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适用工程地法院专属管辖？(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15年12月31日生效)第九条规定，下列七个案由适用工程地法院专属管辖：（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四）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五）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六）铁路修建合同纠纷；（七）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

有些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看似详备，但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就成废纸了，根本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如何才能让公司的规章制度具有法律效力呢？本文将对规章制度的生效要件进行梳理。一、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适格一个规章制度要生效，首先它的制定主体得适格，即它必须具备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法律资格。《劳动法》第四条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都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从法律规定可知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应当是用人单位，而不是用人单位的某个部门、或股东会、董事会、甚至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等。二、规章制度的内容合法公司规章制度的内容必须合法，否则同法律相抵触的部分无效。《劳动法》第四条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只规定用人单位要“依法”制定规章制度，但并没有对法的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法的外延如此之宽泛，那到底应当包括哪些范围？原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1995年1月）第四条对"依法"作广义理解，指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民族自治地方，还要依据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关于劳动方面的行政规章。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劳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国家技术标准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4月）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还不得违反政策的规定。三、规章制度的内容合理公司的规章不但要合法，还得合理，不是说法律不禁止的，公司就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约定，如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规章制度的内容必须合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劳动争议时裁判机关有自主裁量权，那些明显违背常理或者过分苛刻的规章制度一般是很难得到司法裁判机关的认可的。实践中，有些公司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违法，但不合理、不适当。如，有些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一顿饭只能几分钟吃完；一天只能上几次厕所，一次只能几分钟；迟到一分钟、吸烟一次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等等，这类规章制度因为不合理，所以得不到司法裁判机关的认可。四、规章制度的制定需要经过法定的民主程序1、制定规章制度民主程序的内容(1)讨论程序，即规章制度需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2)协商程序，即用人单位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规章制度内容。一般来说，公司建立了工会的，则与工会协商；没有建立工会的，则与职工代表协商。2、需要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范围并非所有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均需要经过民主程序，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仅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其中包括“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俗称“八大项”）。3、规章制度的制定是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单决制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就有关于规章制度是单决权还是双决权的不同争议，立法者最后采用了折中的立场，即规章制度制定和修改是劳资双方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单决制。这样规定既满足了员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需要，又尊重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时不同于其他企业，不但要经过民主程序，而且还得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4、公司需要建立并完善的相关民主管理制度(1）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是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法定义务。（2）工会制度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公司应当建立工会，这样方便、简化规章制度制定的民主程序，况且在《劳动合同法》背景下，公司没有工会也无法完成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程序。5、规章制度制定缺少民主程序时效力认定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制定时缺少民主程序，该如何认定其效力？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果缺少民主程序应当无效，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的并没有那么严格。但随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会制度等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发展，对于规章制度制定的民主程序要素的审查将会越来越严格。6、履行民主程序证据的保存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由用人单位承担规章制度制定经过民主程序的举证责任，即用人单位要提供证据证明规章制度的制定经过了讨论程序和协商程序。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注意收集并保存选举职工代表的证据；在召开会议前，应制作签到表；召开会议时，应制作会议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要求与会职工代表签字并摁手印予以确认，以防出现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五、规章制度需向劳动者公示涉及到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要让员工遵照执行，就首先得让员工知道，因此公示是规章制度生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司法实践中，对规章制度公示方式的审查比较严格，若没有员工签字确认的已经收到或知悉规章制度内容等能够直接证明公司已经履行规章制度的公示程序的证据，劳动仲裁机构、法院很难认可公司已经向员工履行了公示义务。六、规章制度的内容应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保持一致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规章制度规定的内容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形，这时应当以哪个为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6年10月）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外，劳动合同或者集体合同的效力也要高于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这是因为，集体合同是由工会或职工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体现全体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是单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体现劳动者个体的权益；无论集体合同还是劳动合同都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因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单决制，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导致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流于形式，规章制度疏于保护甚至剥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在所难免。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在劳动立法范畴内，保护劳动者权益是劳动立法最为重要的目的和宗旨，所以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