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案缺少客观证据。
财产型的犯罪，特别涉及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向是“物”，客观证据是必须的！本案的犯罪对象是被毁坏的“物”（即树木的叶、根、茎等），这个物是什么样的？是杨树还是柳树？株距多大？行距多宽？直径多少？是栽在哪块地上？这块地地处何方？是旱地还是水田？多宽多长？即使是树被砍倒了，根还没有挖走，那么树桩的根径有多少？以上种种关系到“物”的客观证据，统统没有查明。
三、本案基本证据《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是无效的。
（1）根据《价格鉴定行为规范》（2010年版），该鉴定报告在程序上严重违法，有可能造成鉴定结果的重大错误。如：无附卷的检材资料；鉴定前没有听取各方意见；鉴定前没到现场勘查；鉴定人员没有在《结论》上签字；鉴定机构负责人也没有在结论上签字等。
（2）鉴定内容缺乏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
A、委托机关有没有附送检材？
B、该检材是不是取材于案发现场？是否封存且经在场的证明人签名？
C、检材的收集、保管和存放在何处？何人保管？
2、本案的另一基础证据《出警证明》违法，应该按证据规则进行排除。
（1）出警记录形成于案发后半年多，违反法律的办案期限的规定。
（2）无接警记录，违反法律的程序规定。
（3）无出警记录和出警人记录。违反法律的程序规定。
（4）“派出所到达现场”的表述是不确切的，“派出所”作为一个组织，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是不可能到现场的！
（5）派出所出警的结论是：因土地纠纷在有争议的土地上砍伐杨树，当场安排去法院处理。其出警理由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刑事案件，甚至也没按治安案件处理。而是“安排去法院处理”。此结论和目前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互相冲突的。故该证据对于本案无证明效力。
四、主观证据的相互矛盾之处：
笔录时间
砍伐时间
砍伐用具
被砍的树的处理结果
被砍数目
张庆东 2012年11月8日16时
当时上午8时
砍刀
让孙相君拉走当柴火烧了
一万四五千棵
崔茂国 2012年11月9日9时
上午出来干活时
是劈柴火的砍刀砍的
让孙相君的亲戚邻人拉走当柴火烧了
一万四五千棵
孙相君 2015年1月23日
11月份具体哪天忘了
找人用油锯砍的
我找人锯了一部分剩下的我给卖了
未定数目
刘自月 2015年2月10日
11月份具体哪天忘了
用油锯杀了一部分
杀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让孙相君卖了
未定
五、控方证据重大瑕疵：
1、张庆东、崔茂国所讲的砍伐数目不符常理常情。据《出警证明》和张、崔的陈述：砍伐的时间是上午8点。那么按时间推算，即使是四点开始，到8点砍完，砍伐时间四小时，即使是每分钟砍一棵，一小时砍60棵，四个小时才240棵，两个人砍才能砍480棵，离一万四五千棵还相距甚远。
2、根据“速生杨栽培技术规范”和平邑县的具体栽培实验，按照通行的株距、行距和垄距的栽培实例，每亩地一般不超过2500棵。
3、张庆东、崔茂国的证言不合理之处还有：就在砍伐的当日和次日，就断定“该树被孙相君当柴火烧了”，或“让亲戚邻人当柴火烧了”，不符合实际情况。
六、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法律、起诉书起诉的事实，应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但本起诉书离法定的证据标准尚有很大距离。
1、砍伐树木的行为人没有查清。
起诉书称“2012年11月8日，被告人孙相君等人砍伐该地上的部分杨树苗。”“等人”是谁？有多少人？
2、“部分”杨树苗是多少，其价值是否达到刑事追诉的标准？是数额较大还是数额巨大？
3、“2013年春天又将剩余的树苗私自卖掉”。剩余的树苗是多少？私自卖掉的是多少？私自卖掉的树苗是不是构成损毁他人财务罪？没有结论也没有作出法律的评价。
七、最后的处理建议
1、被告人砍伐树木的当时，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仍在争议状态，被告人砍伐的树木是一种权利待定的树木，故行为人实施砍伐的对象，并非法律规定的“他人财物”。行为人当时并没有损毁“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2、上述认定符合实际情况。也合当时接警的公安机关的认定相吻合。
3、尽管此后的民事判决通过法律界定的方式确认了被砍伐的是“他人土地上的他人的财物”，但法律是无法界定当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而刑事法律只是惩罚据有损毁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目的行为人的。
4、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已得到超额的赔偿。且已经出具了《谅解书》，被害人的本意亦不希望被告人再行遭受刑事处罚。
5、被告人已受到超出责任范围的经济惩罚，土地已经归还，地上附着物已经无偿交给被害人。
6、依照“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不应接受双重危险”的一般法律原则，公诉机关不宜再将其过往的过错旧事重提，且该过错已经得到处理。
特发表上述法律意见。
此致
平邑县人民检察院
提交人： 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
赴法追索园明圆流失铜兽首中国律师团首席律师
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刘洋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