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佳杰律师

一、案情概述。

    1、2017年下半年，辩护人承办了一起由广东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组织卖淫案，该案由广东省公安厅指定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侦办，案件被告人二十余人，历时一年有余，公安在侦查终结移交审查起诉时，其在《起诉意见书》中认定被告人涉嫌组织组织卖淫罪，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联系了检察官，发表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和意见，认为被告人涉嫌罪名应调整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而并非组织卖淫罪，期后，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在《起诉书》中将被告人的罪名调整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罪名的变更对于被告人意义非常重大，因为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法定刑期是十年以上，即便认为组织卖淫罪其次要作用，为从犯，刑期也是五年以上，最后被告人被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不到两年。

   2、本案是比较传统的组织卖淫形式，嫌疑人开设固定的场所，并通过网络、广告、介绍等方式招募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失足妇女，场所有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整个场所的管理，有人负责招聘、面试、接送、管理失足妇女，有人负责管理业务，为客户提供套餐咨询服务，有人负责楼面管理，有人负责放哨、有人负责收银和记账。整个组织还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包括员工的管理、失足妇女的管理以及应对公安检查的管理和应对，而被告人在失足妇女的管理上存在一定的权限，所以在认定组织卖淫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上存在一定的争议。

二、组织卖淫罪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分和实践。

      1、从理论上来讲，被告人存在管理或控制失足妇女的事实，就应当被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具体的组织或控制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参与整个场所的管理或控制、为整个场所提供资金支持（即股东）、制定场所的管理制度、制定应对公安的检查方案等等。即便这种管理是辅助性的，也可能被定性为组织卖淫罪。而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是没有管理权限的，例如收银人员、水房人员、放哨人员、安保人员等。

      2、从实践中看，辩护人此后经办过多起组织卖淫案，这些案件中，股东都被定性为组织卖淫罪，这一点自然没有疑问，只是有些股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场所的总经理一般都认定组织卖淫罪，例如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的案例、江门市新会区法院的案例，但是业务经理、楼面经理一般管理职能的被告人均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三、组织卖淫团伙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组织卖淫罪的严重性。

      1、在辩护人经办的组织卖淫案中，组织形式很很多种，每种组织形式对于成员的约束力程度存在不同，像会所这样的形式是比较传统的形式，相对来讲，其对成员的约束力更强，成员的流动性相对较小，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多，拥有自己的基础客户，有些还有自己的保护伞，社会危害很大。有些组织比较松散，他们没有固定的场所，只是在某一个区域暂租出租房，通过站街招嫖的方式开展活动。有些组织是场所和租房都没有，他们通过摩托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宾馆工作人员介绍卖淫的方式，联系到客户后，通过酒店开房的方式开展卖淫活动，他们的联系都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这些组织的机动性更强，也更隐蔽，社会危险性也不小。

     2、按照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组织卖淫罪是比较重的罪行，按被告人的意见，一个组织要想盈利，则必然提供的服务中就有法律明确禁止的卖淫行为，失足妇女的人数太少也很难维持组织的运转，有些被告人进入组织一两个月时间，因整个组织情节严重，即便被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也可能是五年以上的刑期，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教育和指导，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给你划出了明显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