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冯女士因其丈夫在北京益而康公司工作，单位为照顾其家庭，安排其妻子冯女士在生产部门从事包装工人的临时工作，冯女士于2013年入职，然后一直干到了2019年8月16日。在此期间，单位社保、劳动合同确实存在未依法缴纳，依法签署的法律漏洞。

离职后，冯女士突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1、 未签单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2250元，

2、 绩效公司6000元。

为了其后续社保做打算，其一并要求仲裁委:

3、确认其2013年入职后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公司于仲裁委开庭前一日找到信之源律所，讲述了大概的事实经过。难点是，大兴仲裁庭和海淀、朝阳仲裁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庭提交证据，也就是说去开庭前，完全不知道员工手里有多少证据，会提交哪些证据，是否也有代理王瑞律师，其申请请求所支持的依据在哪里。

那么针对没有拿到对方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王瑞律师的答辩意见工作就不是能够一概而论的，对此王瑞律师做了多种开庭预案。

咨询过程中，单位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希望证明单位曾经找员工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员工却拒绝签署，因此不应当支付员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王瑞律师问单位，这份录音的时间呢?单位说是2019年7月份录音的。王瑞律师认为：

员工2013年入职，一直未签署劳动合同，其要求单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仲裁时效早已经经过。如果提供这份录音，一方面，这份录音对方不同意签署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含糊不清，未有明确语句来达到单位证明员工明确拒签合同的目的。另一方面，2019年的录音，可能带来中断仲裁时效的后果。因此，最后在王瑞律师的建议下，这份录音未提交仲裁委。

本案的庭审，因王瑞律师对于对方的申请已经做了各种预案，因此庭审过程一直朝着有利于单位的方向进行。开庭到最后，基本王瑞律师心里也有了裁决的结果，对方基本一分钱都拿不到。

最终结果:

最后，单位为了尽早了结此事，单位领导自愿支付一万元作为调解。员工也从调解要求的十万，五万，最后只能答应单位的调解方案。并签署了关于不再因社保问题向单位主张任何权利的协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