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要完善收容教养制度

　　近日，李双江之子李某因寻衅滋事又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被北京警方处以收容教养1年，这件事引起社会对收容教养制度的关注。

　　收容教养制度的法律根据，来源于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从立法本意来说，该条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对那些虽然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既不能给其贴上犯罪标签，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管，因而规定一种类似保安处分措施的收容教养制度。

　　但是，从实践看，该款规定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具体表现在：

　　首先，适用的标准不明确。究竟何为“在必要的时候”?

　　我认为，应确立以下基本标准：

　　第一，如果家庭有能力管教，就不必由政府收容教养;只有对那些没有家庭或者家庭没有管教能力的未成年人，政府才应当将他们收容教养。

　　第二，凡有家庭，且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愿意加以管教的，则原则上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时应由其家庭管教，但如果再出现第二次违法行为，则要考虑收容教养。

　　第三，对有些恶性案件，虽然其有家庭且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愿意加以管教，但如果综合考虑其行为的危害后果和行为人的人格危险性，觉得需要送交收容教养场所采取必要的矫治和行为干预的，即使是第一次发现，也可以实行收容教养。

　　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笼统地规定一句“在必要的时候”，这样弹性太大，不利于执法的严肃性。在李双江之子李某案中，许多人就认为是其父李双江的名气坑了李某，因为一般而言，这种情形都不会收容教养，而是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其次，适用的程序存在瑕疵。所谓“由政府收容教养”，实践中就是由公安机关来代表政府实行收容教养。根据公安部的有关规定，收容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三年。如此长的剥夺人身自由期限，不经过法院审理，是说不过去的。

　　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对人身自由各种性质的剥夺，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其他案件，都得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

　　从这一精神出发，应当对收容教养制度的适用程序加以改革，将决定权从现在的公安机关转移到法院，并赋予被收容教养者及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有公开听审的权利、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和上诉的权利。

　　否则，就会出现现在实践中的尴尬现象：本来立法本意是要保护未成年人，结果在同一个案件中，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有公开听审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和上诉的权利，反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失去了这些程序保障，这样显然有失公平。

　　有人可能会说，实行收容教养毕竟没有给其贴上犯罪标签，因而相比而言，仍然是保护了他的利益。问题是，这种保护不能以牺牲正当程序为代价，因为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法院的裁决来实现这种保护。

　　再者，收容教养的期限和执行也有待改进。现行的一至三年收容教养期限太长，应当加以缩短。另外，现在收容教养的场所管理也不规范，收容教养的方法更是单一。如何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真正摸索出一套教育、感化、挽救的有效办法，而不是简单地一关了之，甚至变成变相的刑罚，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