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张某绑架案件发回重审阶段）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王国昌担任其涉嫌绑架案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曾参与本案原一审及二审诉讼全过程。多次详细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刚才再次参见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绑架罪的定性不准，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且应当以抢劫未遂进行量刑。现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与公诉人商榷，供法庭评议案件时斟酌采纳。
一、对起诉书指控事实的异议：
1、起诉书指控“六被告人便用砍刀朝刘海亮胳膊、腿乱砍”与事实不符。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王某曾用刀背对刘某进行过乱砍行为，被告人张某从来没有使用过刀具，更没有砍人。因此，不存在六被告人用刀乱砍的事实。
2、起诉书指控“逼张受害人打40万元的欠条未果”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关于打欠条的证据，曾有被告人张某的第一次供述中提及，但张某在此后的所有供述中都否认这一事实，据被告人张某供述，第一次自己曾指出这些笔录中的不实之处，但侦查人员以“签了字也没有事，以后还要做笔录”为由没有更正，打欠条的事实与其他被告人供述无法印证；欠条证据的主要来源还是受害人张受害人的陈述，但其陈述无法与受害人刘某证据佐证——刘某在陈述中称“在回来的路上张受害人告我说那伙人让打7万元欠条他没有打”，其指证“瘸子”曾打他让他打40万元欠条，与被告人刘某等人供述也无法印证。因此起诉书的该项指控事实不能成立。
3、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指使张某逼张受害人让家人拿1万元”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被告人王某庭审中供述不存在指使张某向张受害人家里要钱事实，被告人张某多次供述中否认向受害人家人要钱事实，也无法与其他笔录和其他被告人供述印证，受害人的陈述也能侧面证实被告人是向其本人索要钱财的——受害人张 陈述“剩下的大个子跟我说明天早上你给家里打电话准备1万……我当时求他们，给他们2000元算了，再多我就没有了，大个子不答应，坚持要1万……”从这种陈述可以看出，要钱的对象显然是针对张受害人个人而非他人。证人张女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也证实：“那个人（指张受害人）说‘大爷们你们说啥就是啥，明天12点前我给你们送钱来’，后又说‘明天我给你们送1万元’……”，也能说明是针对本人而非家人。联系全案证据，包括对刘受害人都没有存在向家人要钱事实，取钱还是自己回去取，何况张受害人曾自己答应给1万元，因此，指使让家人拿1万元证据不充分，更没有形成事实，不能成立。
以上事实恳请法庭严格审查确认。
二、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抢劫罪定罪量刑。
1、绑架罪（刑法第239条），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
绑架罪在主观方面现为直接故意，且以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或者以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所谓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指行为人绑架被害人的目的在于以加害被害人相威胁，迫使被害人的近亲属交给其财物，这里的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金银财宝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对象。绑架罪在客观上表现为绑架他人藉以勒索财物，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索取其他利益的行为。其中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的客观表现是，绑架他人之后，以被绑架人作为人质，要求其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交付一定数额的财物，赎回被绑架人，否则将对被绑架人加以杀害、伤害或者实施其他侵害行为。
联系以上法律理论，我们不难发现：本案的客观情况是，被告人王某以向受害人索债为借口当场殴打受害人，在现场出现保安人员制止并建议“要打出去打”的情况下，突发把受害人带离殴打现场的想法，到第二现场、甚至带第二被害人到第三现场继续殴打并向受害人本人索要钱财。被告人主观上没有绑架他人向第三人勒索财物的故意，更没有实施向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跟随受害人“刘 ”由刘 自己取钱给被告人的事实足以说明——被告人索要钱财的对象就是受害人本人！即使张某第一次笔录虽然存在办案人员诱供嫌疑，但内容也仅仅是“让我跟那人单独谈谈，意思是让他跟家里要些钱”，退一万步讲，揪住这句话不放过，正常理解该话语也仅仅是让他（张受害人）要，逼迫的对象仍然是受害人本人而非绑架罪中受害人家属。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陈祥国绑架案”——被告人让香港外商向朋友已经打电话要钱（同时报警）最终改判抢劫罪的判例，辩护人的以上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显然，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绑架罪的构成要件，按照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四要件说，显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绑架罪定性不准，该指控不能成立。
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应当以抢劫罪定罪量刑。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 抢劫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
抢劫罪与绑架罪的主要区别是：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财物的所有人、经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迫使其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将其财物劫走；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财物的所有人、经管人的亲属使用暴力、胁迫或麻醉手段，将其劫持，利用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迫使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人交出一定的财物，换取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因此财物不是当场取得，而是在以后的特定的时间、地点取得；不是由被绑架人直接交出财物，而是由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交出。
本案比较争议的是“当场”的理解，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暴力、威胁以及要求交付财物”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关联性，不间断性，时间上是不间断的，空间上是连续的，应该认定为当场。正如实践中有的抢劫犯罪几秒钟完成，有的几十分钟甚至长达几小时殴打最终取得财物，这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与本案时间上有类似性、对定性不存在影响；另外，实践中有的抢劫犯罪原地不动就会劫得财物（比如有的受害人，在被告人威胁“站住给钱，再动就打你”，受害人就会给钱），有的抢劫犯罪犯罪分子追逐受害人、耽误时间、也转移几个地点，最终劫得财物（比如在偏远的农村或者荒郊野外）就存在这种情况，虽然作案现场范围几经扩大，但存在连续性，受害人的暴力或者威胁一直处于连续状态，无论几个场所基于同样的恐吓同样的目的。因此本案符合刑法意义上的的当场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量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三、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客观认定为抢劫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被告人没有劫得任何财物。根据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著名刑法学专家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执行主编的“现代法学教材”《刑法学》第595页叙述：刑法第263条基本情节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应以是否劫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加重情节规定的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不存在未遂问题，情节加重犯则仍然以是否劫得财物作为区分即遂与未遂界限的标准。按照此理论，本案属于抢劫未遂。
即使按照目前理论通说已经基本形成的一致认识：虽然抢劫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但是实践中没有劫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果对受害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导致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仍应该按照未遂犯量刑。显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构成轻伤以上后果。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客观认定为犯罪未遂，对被告人在量刑时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临时起意决定殴打受害人进行索要钱财的是其他被告人；被告人张某就不认识受害人，是其他被告人向受害人索要欠款殴打受害人后，被告人张某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受人误导参与到犯罪中来的；如何殴打威胁，如何要钱都是其他被告人决定指挥的；被告人张某完全是辅助于其他被告人，按照其他被告人的安排实施行为；犯罪地点的选择、犯罪工具的选择都与被告人张某没有关系，其在共同犯罪中没有主动性，甚至存在乞求同案让张受害人 回家的具体情节。
《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本案参与犯罪的人员达6人，一起共同犯罪这么所的参与人员，他们彼此的作用差别是明显的，应该区分主从，才符合我国刑诉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就本案而言，区分主从才能依法对被告人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对被告人张某应当根据其参与的犯罪情节，依法认定为从犯，在量刑时对其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在量刑时应当酌情考虑。
1、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被告人在归案后基本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一直到今天的庭审中都能一致供述，属于坦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愿依法赔偿受害人损失，虽然受害人伤情并非自己直接导致，其仍愿意赔偿，表现出积极的悔罪意愿，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3、被告人文化水平低，仅仅上学到初中一年级，连我国规定的基本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在本次犯罪中又受到他人欠债理由的误导，错误走上犯罪道路，与那些目无国法，任意践踏法律的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可以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对被告人张某应当以抢劫罪定罪量刑，即应当在3到10年的量刑幅度内，考虑被告人从犯、未遂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对其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