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 吕淮波） 枯叶渐落，时进深秋。又闻一名我知晓的律师被警方指控触犯刑律306条款，身遭刑拘。在这秋风秋雨的时节,由此平添愁绪和伤感。 自97年新刑法颁布实施不到十年的时间，这样的消息不绝于耳，全国因此被控，被拘过的律师人数恐已难计，仅我在的安徽近两年已近十人。就比例而言象我国律师这样因执行职务而多遭成罪指控，刚下辩护席即被拘入“狱”的现象，在其他职业群体中，在其他国度里怕是罕见。对此我们不能不问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而更应提及的是这些被控律师大多蒙受的是身心遭残的不白冤。律师的天职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的律师在执行职务时，不得不首先考虑的是保护自己，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与办案机关打交道。当一名律师连如何保护自己都不能有效把握时，何以指望其在执行职务中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能不说这只能是法律制度上出了偏差。 “辩护人伪证罪”即是冲着律师而立的由刑法306条款设定的一个罪名。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对这一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多有质疑，对其危害性也多有论述，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社会呼声也一直未衰。但我注意到在这些质疑、论述、呼声中少见有力度、有深度和有理性的分析与论证。这正是“废”声不足以抗衡“存”声，致立法机关犹犹豫豫不能痛下决心舍弃此条款的緣由之所在。我一直想从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充任的是为被告人防御的这一角色特点，以及因此角色的要求应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这一视角，为“废”立言。认为只有站在这一高度，才能为“废”言找到可立不败之地的理论根据。但苦于学识、笔力有限一直未动笔成文。我期望我的同仁中有人能拿出这样的大作。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二十五年来，我们在困顿中求生存，在磨难中图发展，藉着时代的进步，自身的努力，律师的执业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要达到应有的程度仍任重道远。在争取律师应有的地位和权利的过程中，我们的激情与理性应同在，我们的自律与维权应并举。面对律师执业中尚存的“地雷”，“暗箭”，我们不该消沉，绕道行，但我们也应装备必要的扫“雷”器，防“弹”衣。 多事之秋未曾逝，在此向同仁们道一声—— “天凉如水，请珍重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