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下午下班时间，天色已经有些昏暗，我在广州市某区看守所结束会见后刚走出大门，就被一群人围了上来。错愕间，他们自我介绍是一位刚被收监的被告人的家属，希望能咨询一下。我停下来跟家属们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他们都是江西人，他们的兄弟（或亲戚）谢某向工厂主管辞职并讨要工资去治病，多次被拒绝后在工厂扬言放火，被警察抓去，后因为检察院不予批准逮捕被取保候审。今天下午一审法院宣判，判决谢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当场收押，谢某拒绝接受该结果，当庭反应十分激烈，他们十分担心谢某在看守所里的精神状态和人身安全，并希望能上诉为谢某伸冤。直觉告诉我其中应有蹊跷，扬言放火就被定放火罪显然过于轻率，我当即表示可以接受委托为谢某辩护。事不宜迟，谢某的兄弟当即跟随我回办公室办理了委托手续。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11日9时许，谢某以患前列腺炎且无钱医治，到其任职公司厂区内要求厂方管理人员任某同意其离职并结算工资，任某以谢某未提前三十天提出辞职为由，拒不结清工资，且打算克扣谢某工资。多次遭到任某拒绝，甚至连下跪恳求都不能打动任某后，谢某回到宿舍拿了一把水果刀，一个打火机，到厂区拿了一瓶“白电油”，再次找任某索要工资。期间，谢某情绪激动，多次打着打火机，扬言要放火。公安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对谢某进行劝说，双方僵持近一小时。在厂方将工资支付给谢某后，谢某携带纵火工具离开厂区回到宿舍收拾衣物行李准备离开工厂，将“白电油”和打火机留在了宿舍，但走到宿舍楼下就被民警伏击抓获。

辖区公安局先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违法案件立案，随即变更定性，将谢某的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予以刑事立案。随后，该局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谢某，检察院以谢某无社会危险性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谢某随后被取保候审。

公安局仍然坚持谢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认为谢某无视国家法律，以放火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构成放火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对谢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一审时谢某辩称自己有错，表过悔过，但自己不构成放火罪，没有打算真的放火。一审法律援助律师提出罪轻辩护，认为谢某主观恶性小，是初犯、偶犯，公司对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建议判处谢某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并适用缓刑。一审法院认为谢某以放火相威胁，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构成了威胁，其行为属于以放火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符合放火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适用“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同时认定其有犯罪未遂的量刑情节，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二审辩护

在对案卷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后，我认为对谢某扬言放火的行为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并以极为严重的放火罪定罪，显然是过于严苛而极为不妥的。谢某根本没有放火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动机，其以放火相威胁目的是为了讨要工资，警察到场处理拿到工资后，其就回宿舍收拾行李离厂，期间根本就没有放火，显然不构成放火罪。

但是在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二审作无罪辩护存在巨大的困难，成功概率极低。而且谢某本人及其家属追求的结果只是尽快离开看守所，重获人身自由。考虑到谢某实际没有放火，一审法院认定谢某是犯罪未遂。但经过认真研究谢某本人供述的拿到工资后的行为过程和抓捕谢某的警察的证言，我认为即使谢某构成放火罪，其不是犯罪未遂，而是犯罪中止。因此，我提出谢某属犯罪中止，且其犯罪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并非犯罪未遂，应改判免除刑事处罚。且谢某没有社会危险性，没有再犯罪的风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即使不能改判免予刑事处罚，也应当改判减轻量刑，并宣告缓刑。

    为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力争二审法院改判立即释放谢某，我还为谢某争取到其原工作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其出具《谅解书》，请求立即释放谢某。同时我提出谢某虽然不认为自己构成放火罪，但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仍应予从轻处罚。谢某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和基层人民政府也就谢某的家庭情况、个人过往表现等出具了《情况说明》。

    在提交精心研写的辩护词和相关证据材料、参考案例后，我让焦急不安的家属耐心等待，并满怀信心地期待二审法院作出公正、正确的判决。

经多次催促，二审法院终于做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谢某当时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虽多次靠近生产原料打着火机，但并未显现要点燃生产原料的意图，谢某当时的情绪、言语可以反映出其是为取得工资而以扬言放火的方式相威胁，并宣泄心中的怨恨，在民警到场后也是为了不被抓获而以此相威胁，而不具有放火罪的故意，而且以放火相威胁的行为也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与放火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谢某关于其并非真心要放火的上诉意见，二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审法院还认定谢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适当的考虑。但是二审法院认为谢某扬言放火的行为，对公司财产的安全和在场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其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全部判决，改判谢某犯破坏生产经营罪，拘役四个月，在宣判后几日内谢某即恢复了人身自由。

争议焦点

1、谢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放火罪？

关于“放火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依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名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必须严格掌握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定构成要件，只有行为人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该罪。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辖区公安局一开始对谢某以治安行政案件立案是正确且公平的。

2、谢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在本案当中，谢某的行为显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案卷证据材料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因此遭受了什么具体损失。将谢某的行为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犯罪，并予以定罪判刑显然不符合该罪名设立的本意和立法的目的，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谢某进行治安行政处罚足以惩治和教育谢某。

3。如若谢某构成犯罪，其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

对于“犯罪未遂”刑法理论上通常表述为“欲达目的而不能”。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得出犯罪未遂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二）犯罪未得逞（三）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犯罪中止则通常表述为“能达目的而不欲”。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可见，构成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必须在犯罪过程中停止犯罪（二）必须自动地中止犯罪或自动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三）必须彻底地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具体到本案中，谢某拿到工资后回宿舍收拾衣服行李，并且将纵火工具留在宿舍，只携带衣物等行李下楼的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谢某已经没有犯罪动机，其行为属于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且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符合犯罪中止的全部要件。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不属于犯罪未遂。而犯罪中止和未遂，两个字之差，刑罚量刑将产生重大错别。

判后反思

1、针对现实中频繁出现“农民工讨薪”铤而走险的情况，本律师劝广大的劳动者如自身遭遇此类事件一定要冷静理智处理，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同时建议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部门要及时响应劳动者的投诉，依法严厉查处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让用人单位不敢再恶意拖欠农民工友的血汗钱。

    2、孔子说：“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故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又云：“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本案谢某，是一名来自江西山区的90后男青年，勉强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就外出打工谋生，一贫如洗，且家境也十分贫寒，无依无靠，其人生际遇和处境，令人十分同情。就其所犯过错，公检法内部和律师的处理意见显然都有分歧，从最初的定性为治安案件，到检察院侦监部门不批捕，到本律师的积极履行辩护职责，最后二审法院的改判立即释放，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宝贵的责任心、良心和慈悲之心。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中，本案的处理过程虽不完美，但二审法院能够果断改判并立即释放谢某，仍然值得庆幸，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