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入律师行业，当法官的姐夫就嘱咐我：你现在的目的不是图挣钱，而是积累经验，等你经验丰富了，自然有人上门找你。如果用书面语言对姐夫的话进行总结，就是“厚积薄发”。

24岁时，我取得了律师资格，还是当地年龄最小的一名律师。就案源而言，仍然靠同行前辈“救济”，况且，同行中靠救济的兄弟姊妹还不少，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根本不允许你挑肥拣瘦，挣不挣钱倒无所谓，只要能办案，哪怕是法律援助案件。在2001年，我就独自办理了6件法律援助案件。要知道，同行前辈把案子交给你，是看得起你，你就驾起马儿跑吧！

正是想办案，想多露面，想出人头地，想成为知名律师，就要付出代价。有时这样的代价就成了笑谈。

有一次，一位儿时老师找到我，说他老家的亲戚与邻居发生纠纷，相互都有受伤，一直解决不了，准备请律师打官司，要求我办理。我当即一口应承了下来。

某天，我的老师陪同他的亲戚到了我的律师所。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客户”来找是件挣面子的事。见面后，我假装老道地询问了情况，然后红着脸谈妥了价钱――律师代理费用600元。等委托代理合同一签订，当事人就唯唯诺诺地开口了：

“彭律师，我今天来没准备（钱），你到当地调查的时候，我再给你”。

“那还是有问题，必须先交律师费”。

“你放心，我们都是直道人，费用不得少你的，事情办好了，我还要好好感谢你，”。

“请你理解一下，所里规定了的”。

这时，我的老师打起了圆场：

“小彭，我保证没问题，你相信我嘛”。

结果，几经软磨硬泡，当事人交了100元。“不过，再怎样也算接了一起案子。并且，当事人不交齐费用，按代理合同约定，我不取证就是了。”我心理盘算着。于是，抽了一个晴天，我乘上客车，兴致勃勃地前往事发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到了一个小镇后，当事人按约定的时间早早在车站等待，见面后，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还要转车呢？”

“啊…….”我分明看见了他眼角的一丝狡黠的笑，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提前忘了问。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极不情愿地跟他挤上一辆卡车。

在一条蜿蜒的乡道上，一个年轻小伙子头发整齐、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半坐半蹲在破旧的车厢里，随着车子的颠簸不时地去扶身边的栏板、不时地拍打身上的灰尘……相信这是你看到的最滑稽的一面。

一路上，我问他：“车能直接坐拢吗（抵达目的地）”？他说：“坐不拢”。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念头问他：“要走多远的路”？当事人笑笑说：“半个多小时吧”。

下车已经快下午5点了，他从路边的一家小卖部出来，冲我说：“彭律师，走吧”，说完，他变戏法似的背起一个背篼，里面装满了肉、菜、酒。看来他要好好的款待我这位城里来的“大律师”。

好家伙，一路上紧赶慢走，半路上又碰到打着火把来接我们的人，上山路足足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他家，进了门，我才注意到他们这儿居然连电都没有用上。一家老少围着火塘同我这个远到的稀客有句无句地摆谈。原来，他家的牛没有拴好，吃了别人的庄稼，加之两家人原有间隙，先是口角，然后两家人发生纠殴，他的老婆在纠纷中形成手指骨折。

农村人很好客，好不容易挨到吃完饭，我提出加班取证，当事人说了一句话，我差点跳起来。“彭律师，证人我还没有联系，干脆明天吧！”

“那怎么行，我来了这里，对方一知道，就会做准备，说不定会买通证人，结果可能对你们不利”。这个鸟不生蛋草不长的地方，我是半天也呆不住。我急得说了句客观和自私的话。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连夜进行了证据收集，大多数证人都是被我们从床上叫起来的。睡到床上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心里盘算着，明早该提律师费的事了。

一觉睡到天亮，吃过早饭，我站在院子里欣赏着农村冬天的早晨。晨雾笼罩着宁静的山，清新的空气中偶而传来几声鸡鸣犬吠，山顶上还停着白白的雪。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而陌生。

当事人过来了，他客套了几句，然后说出了在我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话：“彭律师，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钱准备好了的，哪知我兄弟昨天出去打工，带了一些做路费，这里凑了300元，你先收下，下次到城里来，一定给你”。除了只差给受害人做伤残鉴定外，取证工作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被清泠的风一吹，初来时的浮躁居然不再有了。于是我笑笑说：“没事，方便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