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著名教育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这句话几乎被当下中国大学里的“教育家们”如校长、书记、副校长乃至各种部长、院长在不同场合引用，我本人在呆过的的三所学校里就至少听过十遍以上。 “教育家们”在作上述引用时的一脸严肃，这让听者绝不会怀疑他们就是大学精神最深刻的领悟者和最忠实的传承者，同时也表明其治下的学校一直为培育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提供了充足的阳光、空气和肥沃的土壤——术语叫做制度保障，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会在这片风和雨沛的土壤中自动生长出人们一直在呼唤的大师来。当然都不会具体说明这不久究竟是多久——一般的表述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不相信。 一、大师是怎样炼成的此处特指学术界的大师而言，不包括其他领域如文艺界、宗教界的大师，当然更不包括那些自称大师的江湖术士。大师一直被呼唤其实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当下的中国，可以被称为大师的人极少，一时的大师而后被证明为“伪大师”的倒极多。何谓大师？没有固定的标准。就我个人的理解，够格被称为大师者，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基本指标：1、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杰出的成就，能得到当世的公认或后世的追认。2、其理论或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创新性，甚或开一时风气之先。3、其思考和研究的动力源于思考本身的乐趣。4、其内心具有怜众生、惜万物的悲悯情怀。当然，大师不是完人、圣人，无需成为垂范后世的道德楷模，些许个人品格上的瑕疵不足以诟病其人格整体上的完整。大师被万人景仰，其成长之路自然不平坦，甚至靠着诸多机缘巧合。首先，大师一定是天才。唯有天才，方可以在较短时期内通达某学科领域的制高点、最前沿，也才具有在众多问题中分辨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的学术敏感。否则，皓首穷经，仍然只是在故纸堆里翻检新意，砸吧前人嚼过的口香糖。但是天才只能生成，无法培养，可遇不可求。其次，大师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大师的动力源于其对研究或思考本身的浓烈兴趣，在思考中体会到最大的乐趣，而非受迫于生计、职称、荣誉等外在压力。换言之，思考本身并未异化为思考者的对立面，成为绑缚在思考者身上的一副枷锁。因此大师一定是在心情极度放松、极度自由的状态下心旷六合、神游八荒，从而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的。不妨设想一下，当一个人身后有人拿着鞭子催赶的时候，他还会顾忌跑步的姿势吗？大师不是外在力量逼成的。再次，大师只有在宽容的制度环境中才能生长。大师往往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甚至苛刻的，自认为不成熟、无价值的东西绝不轻易示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是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机缘“偶得”“文章”，有的人终其一生仅一两篇著作问世，甚至长时期看上去并无所得，因此存在学术组织耗费巨大的成本而无所回报的可能。此时若无一种宽容的态度，则似乎白养了一个人。由此可见，大师不是轻易可以炼成的。 二、天才是如何毁掉的与大师的数量相比较，天才并不少见，不时见诸于各种媒体的神童、天才少年、青年才俊即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天才们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或困于感情耽于婚姻而沦为平庸，或甘于一时成就志得意满功亏一篑， 剩下来毅力坚执自控力强的少数人终于读完硕士博士博士后，到大学或研究机构谋得一教职，欣喜可以有机会沉下心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却胸中宏愿。此时，他们被聘任单位告知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定期出科研成果。人才难得，证明自身为人才的最好同时也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档次高低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申请各级部门组织的课题项目，同时，职称评定、福利安排等等也将依据此一可以量化的指标。至于论文是否有价值、有意义、有影响、以何种方式拼贴、通过何种渠道发表，课题是否解决实际问题，均在所不问。于是，全国的各种刊物被“权威”机构划分成了不同等级，并根据等级和行情的差异厘定了相应的市价——发论文？交钱来！至于这些刊物是否有人关注乃至问津，则在所不问。高校、研究机构里的天才庸才蠢才们也就都找到了可以忙碌一生的事业：“裁”论文、跑课题、拿项目、填表格、筹经费、争头衔，最终收获“喜人”的“科研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每年“生产”的“科研成果”如果放一起，基本上和该校产生的生活垃圾重量相当，区别仅在于，一个是物质形式，一个是精神形式。少数天才初出茅庐即在学界崭露头角，声誉渐起。正当他们暗定决心义无反顾实现自己的大师理想之际，校方高度重视了。我们历来重视人才是毋庸置疑的，其重视的形式体现为两种：收入、职位。职位的提升当然也能带来收入才剧增，因此人才一般选择后一种。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不少曾经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成为了处长、部长，在各种会议和饭局中发掘、展现另一方面的才华。毕竟，比起轿车洋房山珍海味来说，大师只是个虚名，飘渺得很。精神力量难敌物质力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数年后，天才们回头审视，发现离大师越来越远，唯一可以暗自欣慰的是，史上公认的大师们，“科研成果”都不如自己多。 三、大学是最富效率的学术工人培训基地在我国，如果制度得以严格执行，罗尔斯上不了博导——成果少且没有连续性，李时珍评不了教授——终其一生只有一部专著且没有外语注释，纳什只能给个助教职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不解聘，但只能付给基本生活费，……。但是指责我们的科研单位只看重科研成果的数量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他们也注重质量，比如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越高，申报课题的经费越多，则表明科研的质量越高，并将科研的质量等级换算成积分，人们的科研能力也就量化为一个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数字——那是相当的科学！同时，怀疑我们各种科研考评制度制定者的智商也是不准确的。在我国，官场的竞争是相当的残酷，智商不高者未到中途即被淘汰。让人不解的是，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种“学术大跃进”除了增加造纸厂的经济效益和环卫工人的负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为何举国上下的精英们偏偏不明白？ 如果说我这人还有优点，就是总是怀有最大的善意为人们看似荒唐的行为寻找最合理的解释。对上述悖论思考后，我也找到了其产生的几条理由。首先，随着大学的扩招和产业化改革，大学的功能早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了大众教育，其目标也从个人素质的培养转为技能训练，对老师的要求也更多地是在技能的传授而非思维兴趣和能力的培养上。因此，侧重后者的大师或准大师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质言之，学校其实不需要大师。但是口号还是得提，说的和想的做的不一致但是又极其和谐，这是我们的一贯特色。其次，科研和教学并重，是世界各大学的通例，咱们自然也不能例外，何况各学校的简介上基本上都有宣称要达至“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办学目标，总得拿点叫做科研成果的东西出来吧，所以人人都要搞科研——我一直很赞叹咱们汉语的表意功能，这个“搞”字就很传神。再次，在思考中得到乐趣仅是少数天才的专利，对大多数大学老师来说，思考和写作本身都是比较辛苦的，所以几乎人人都有成为懒汉的意愿。如果主张无价值的科研不需进行，可能几乎所有人都将失去思考的动力。为了避免非天才们变成懒汉，就必须从制度上要求无论天才庸才均向中间——即熟练制造科研产品的学术工人——靠齐，水平咋样不重要，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学校逐渐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培训基地，从基地中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熟练的拼接粘贴能力的学术工人，其中的佼佼者则被贴上科研能手的标签，甚至在某些需要的场合——如对外宣传——时被称为大师。只是那些有天赋有志趣有希望成为真正大师的天才们，也在这种蓝领化运动中慢慢被规训成了技术工。 四、没有教书匠，就没有大师当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位领导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不要满足于做教书匠，要两条腿走路”，可惜我自知天分不足，不敢奢望成为一代大师，极差的计算机水平和任性乖张的性格又注定无法被改造成学术工人，到头来连做教书匠的兴趣也没有了。简单讲，教书匠就是在学校里以传授知识——而非思想——为业的人。应该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教书匠在大学里应当有自己的位置。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大学很忌讳教书匠这个提法。学校不希望老师是纯粹的教书匠，老师也耻于不甘于做教书匠。学校里的大多数教师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人。但我以为，对某领域的专业知识有较为精深的把握并具有将之传授于学生的能力，即可算是合格的大学教师。这些老师之所以没向大师之路迈进，原因不尽相同，或安于现状，或自承天赋不足，或出于对环境的爱护不愿浪费紧缺的造纸资源。但是很不幸，这些合格的老师被贴上教书匠的标签，不被待见，因为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可以为学校扬名的潜质。事实上，天才只有极少数，大师更是凤毛麟角，大学不可能云集所有天才更不可能网罗全部大师。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大学里也仅只有少数人可能具有成为大师的潜质，大多数都是泯然众人，可以成为合格的教书匠而已。同时，大师的起点往往也是从一个合格的教书匠开始。我们的体制鄙视着教书匠，呼唤着大师，按照同一个标准制造着学术工人。因为我们要“建成国际一流大学”的“形势逼人”，没有时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