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法》第九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从法律层面分析，法院判定“收养关系无效”，合理合法。方崇财在收养刚刚出生的女婴时，才刚满31岁。从这个角度说，被“抛弃”的养父与养女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到四十周岁，这意味着当年的收养行为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的收养行为。

并且，养父收养女婴时，虽征得女婴亲生父母的同意，但未与对方依照《收养法》规定的收养、送养条件订立书面协议，也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综上所述，养父的收养行为，不符合《收养法》相关规定，理应认定无效。

《收养法》第三十条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

养父与养女之间的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虽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了，但这并不等于养女绝对已经没有了赡养责任了。养父有权要求养女补偿收养期间的抚养费用，包括生活费、教育费。

换句话说，作为单身汉的养父在被养女“抛弃”之后，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还没有子女赡养，那么，已经没有收养关系的养女仍然依法需要向昔日的养父支付生活费，给养父养老送终，让养父老所有养。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存在无序收养的现象。一些人出于爱心和其他目的，通过各种渠道收养孩子，既不办理收养手续，也不注重保护收养双方的合法权益，对法律的无知与漠视导致纠纷不断，甚至出现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过去收养弃婴可以说乱象丛生，像这位养父这样因年龄不符和无收养手续失去收养权的还在其次；借收养弃婴之名、行拐卖儿童之实的违法事件也时有发生。

严禁私自收留弃婴，并非是禁止个体收养弃婴，而是对收养行为进行规范管理。

首先需要公共救助机制挺身而出，在收养弃婴上担负大任，充当主力，不给民间非法收养预留空间。毕竟，对于弃婴来说，来自政府的救助远比民间个体的收养更有保障。政府应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救助措施，专门救助这些失去父母关爱的幼童。司法部门应积极提供法律救济，帮助他获取应得的抚养赔偿。

同时，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社会救助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多元化筹集资金，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使民间收养规范有序，能够温暖真正需要救助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