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婚姻法对离异后的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抚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一）第21条明确了抚养费的内涵，它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在当前我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离婚（包括解除同居关系）案件占了很大的比重，而随着现阶段离婚案件出现的当事人年龄低、结婚时间短、婚前感情基础差、大多只有一个子女等特点，夫妻离婚后往往涉及低龄儿童的抚养问题。因抚养低龄儿童需要的费用较高，而现阶段我国婚姻法在抚养费负担方面的规定又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针对抚养费负担的调解、审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当事人往往无法就抚养费负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依法判决，又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灵活性，导致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在目前离婚案件的子女抚养费负担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抚养费法定数额偏低，导致追加抚养费诉讼案件增多，浪费司法资源。婚姻法在有关抚养费数额的规定中，将离婚案件的抚养人简单分为有固定收入和无固定收入两种，负担比例也较为机械的固定为20%-30%。而在审理实践中，除少数公职人员或工作固定的人员外，相当一部分的非农业户口人员及绝大多数农业户口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即使有较为固定的收入，本人不承认，对方又举证困难，导致无法认定其有固定收入。当事人有无固定收入，对抚养费的数额会造成极大影响。以农业户口当事人每月固定收入2000元为例，他应负担的抚养费为每月400-600元，即每年4800-7200元，但如果对方不能举证证明他有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法院只能依据无固定收入的标准计算抚养费数额，那样计算的抚养费将非常低，仅仅能勉强维持一个孩子的温饱而已。即使在有固定收入的人群中，单纯依据其固定收入，确定抚养费的数额，也是不科学的。例如有些单位，工资低而福利高，其固定收入只占其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或者固定收入低而隐性收入高等，这些都无法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中得到体现。在某些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固定收入较低，但经济条件很好，法院也只能限于法律规定，让其承担很低的抚养费用，这显然不利于儿童权益的保护。

　　2、缺乏灵活的履行渠道。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当事人给付抚养费，可以分期给付或一次性给付，而在实际操作中，如分期给付，时间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仅凭当事人自觉履行，变数太多，若都由法院作为中介支付的话，又会挤占本就不富余的司法资源，所以大部分当事人都愿意选择一次性给付，而一次性给付抚养费，受当事人经济能力所限，其数额必定会低于分期给付，造成被抚养人权益的损害。

　　3、对拒不给付、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缺乏有威慑力的惩戒措施。有些当事人，明明有经济能力，但出于对前妻（夫）的怨恨，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导致被抚养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经济案件中，法院可以以通报黑名单等形式予以惩戒，直至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予以判刑，但在离婚案件中，很少有当事人因为拒不给付抚养费而受到相应惩罚，这就使得一些当事人有恃无恐，认为毕竟是离婚案件，我就是不出抚养费，法院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从而导致自觉履行支付抚养费的积极性不高。

　　针对上述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费负担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从道德、政策和法律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1、首先，针对目前我国法律对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费计算标准过低的问题，我们应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问题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限，不再仅限于固定收入，而是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财产、收入状况，使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更为合理，让有能力尽抚养义务的当事人，充分尽到对孩子的抚养义务。

　　2、其次，在抚养费的履行渠道不灵活便利的情况下，应借助社会力量，如在银行中开设抚养费分期或者延期给付的业务，由法院加以监督，让抚养人能够更灵活便利的履行抚养义务，这样一定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个例，如果能够加以推广普及，必将对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助益良多。 

　　3、最后，对那些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借鉴经济案件执行过程中的相关经验，予以严惩，直至公诉判刑。例如在美国，如果离婚后一方拖欠抚养费的，对方只要到法院递交申请，拖欠抚养费一方就随时会面临拘留甚至监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