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辽宁汇律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亲属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们担任A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一案的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A、查阅本案的卷宗材料，在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辩护人认为，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人A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无异议，对起诉书中认定的A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为积极参加者有异议，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A构成开设赌场罪，但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首先，A未参与提供赌具、筹码、资金，未实施赌场的开设行为。根据W的《讯问笔录》，茶楼是其和B合开的，由W投资，麻将机和飞子都是由W购买，房子是Z提供，后期由Z接手。而A只是经W介绍在该茶楼工作，负责管理茶楼的人员和日常工作，系属赌场雇佣人员，赌场的开设与A毫无关联。

其次，A在赌场的经营过程中，仅提供资金转接帮助，作用较小，应属从犯。A来茶楼工作时，麻将社已经开始营业，并且规定了抽红方式。根据D在2014年6月23日的《讯问笔录》，赌场经营过程中，主要系D和Y负责抽取红利、收桌钱，交由A记账；根据B和C的供述，赌场收的钱是由该二人定期到A处统一取走，并由该二人负责存入Z物业三楼的保险柜，即A在整个过程中仅起到记录和转接的帮助作用，在犯罪活动中作用并不大。除此之外，A更不存在积极协助招引、接送赌徒的行为，根据D、A的《讯问笔录》及参与赌博的李X、候X、张X、曹X等人的《询问笔录》，参与赌博的人都是Z的母亲（王X）找来的，人手不够时也是由其负责招揽赌徒，大家都是冲着王X去的。另外，B在12月4日的《讯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并没有具体的人员负责茶楼的经营管理，鉴于B系茶楼设立人之一，且其与Z关系极其密切，而连B都不认为A是负责人，也就是说A在茶楼经营的过程中其实际作用并不大，赌场能否经营与其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再次，A并未获利。据现有证据，除被告人供述外，并无任何证据证实A因赌场的开设实际获利。其中，A在《讯问笔录》中明确承认，并未开过工资，只有W和C先后给过其四万元钱，是给工人开工资、平时茶楼运转的费用，用剩下的，都放在茶楼的保险柜里了，也有账本明细。C在2014年5月9日的《讯问笔录》中明确表示，给过A2万元系用于茶楼日常花销，并非A个人获利；除此之外，Z称给付A工资，但并无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A并未收到过Z给付的工资钱。鉴于上述事实，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A在本起犯罪中实际获利。

最后，A在赌场工作时间不长。A是2月23日来到茶楼工作，3月末便离开了，期间仅一个月左右。对此，A在4月25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感觉这个茶楼金和麻将社不正规，平时有这打架的，楼上还打着大麻将，我也认识到楼上的麻将社就是在赌博，我在3月底和Z请假的，因为我有一个房子装修，我也是想趁机会离开这个小茶楼和麻将社。”可见，A主观恶性不大，对社会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A在开设赌场罪中作用较小，系属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A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公诉机关此项指控不能成立。

  首先，本案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4个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无明确的分工、层级，充其量只是依托老乡、朋友、战友等关系凭吃、喝、工作相互结合起来的一帮内部关系松散、来去自如的团伙，其多数行为都是临时起意而为之，并无有组织的策划，更未对当地经济、社会秩序形成绝对的控制力、垄断地位和重大影响力。

  其次，退一步讲，即便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被告人A也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为其成员，并参加其活动。构成该罪，在主观上，必须有明确的故意，即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积极参加；客观上，必须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指使或者安排下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A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A不具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

根据A、Z的的《讯问笔录》，A虽和Z住在一个小区，但并没有什么联系，且A之前一直长期在外地，对Z及组织的活动根本不了解。最初A也是作为普通雇员从事Z安排的活动，并未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后期系W找到A，说自己开了个茶楼，让A去帮忙买些家具、设施，经由W介绍，A才来到Z经营的茶楼，负责管理茶楼的人员和其他日常工作；在茶楼工作后，A也只是作为员工，按照雇主的安排履行工作职责。结合B、Z的《讯问笔录》，A与Z只是一般朋友关系，A在茶楼工作，两人并不经常见面，交往不深，互相不了解，A根本不可能知道Z是否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更不可能产生加入该组织的意愿。

综上，A自始不存在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更加谈不上积极参加。

（二）被告人A不存在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客观行为。

    根据案卷材料，以Z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早在2005年就开始网罗、纠集成员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被告人A则是2013年才受雇于Z、2014年2月才开始在Z的茶楼工作。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以Z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实施了五起犯罪、八起违法活动，而其中与A有关的有一起犯罪活动、两起违法活动，具体如下：

1.犯罪活动

1.1开设赌场

A系该起犯罪的从犯，作用不大，仅起到次要的帮助作用，具体理由上述辩护意见已充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2.违法活动

2.1、偷采河沙事件

公诉机关指控Z指挥A等人偷采河沙后对外出售，辩护人认为A系一般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实施违法行为。根据B的供述，第一次偷采河沙发生在2005年11月份，是Z带着B、L等人在XX镇郎家村附近的沙坑里偷沙子，当时A并未参与。第二次偷采河沙是Z与M合作，W负责看着M，A同样未参与。直到2013年秋天，B想卖沙子赚钱，于是收购汪红偷采的沙子约20多车，也就是在此时，B才找到了A，并让A负责买筛沙机、电线以及调试设备。也就是说，A是2013年才牵扯到买卖河沙的生意中，但其也仅属于一般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实施违法行为。后期B回河南老家，A暂时负责管理采沙场，在其管理的这段期间，A只是白天在沙场工作，而根据赵X的供述，沙子都是后半夜运进沙场的，故沙子从何而来A并不知情，更不可能参与偷采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在沙场工作，便认定A参与违法活动。

2.2、非法销售鞭炮事件

2013年春节期间，A帮B运送过一次鞭炮，当时其只是按照指示，将鞭炮运送到指定地点，卸下鞭炮后便离开了，对于鞭炮以何价格出售，A并不知情。被告人A在此起事件中，仅充当司机的角色，负责运送了一次鞭炮，并未参与实施销售行为。

综上，A的行为并不符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客观要件，应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退一步讲，即便指控的此项罪名成立，其也不属于积极参加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中坚成员，为组织者和领导者依靠的主要力量，并直接接受组织者、领导者的指挥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其不仅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且应当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即应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具体犯罪的主犯，A显然不符合上述标准。且根据公诉机关指控，Z自2005年起纠结社会闲散人员、以恐吓、威胁、殴打等暴力手段实施多起违法犯罪行为，B、C等人都称Z为“哥”，而A与Z平时接触较少，并不存在密切的关系，更未实施任何暴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认定A为“积极参加者”显然不合情理，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A具有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第一，被告人A系初犯，无犯罪前科，本次犯罪是因为其识人不慎，才被带上了犯罪道路。但A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见其已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有悔罪的表现，不致再发生社会危害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的相关精神，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第二，被告人A患有严重的X病，身体状况极差，在看守所期间几次命悬一线，日后也需要长期不间断护理。2014年X月X日，XX医院经确诊，建议A进行手术治疗。鉴于上述情况，A不适合在监狱长期服刑，考虑到其未实施暴力性犯罪，且已真诚悔过，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请合议庭酌情从轻处罚，并对其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

综上，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A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为积极参加者不能成立，且A系开设赌场罪的从犯，鉴于其主观恶性不大，在本次犯罪中作用较小，具有改造可能性，请法庭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从轻、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望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王萌

                                      2015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