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识判决书上我的代理人李某，我当初委托的是王律师！”拿到判决书后，劳动者小刘向海淀法院的承办法官表示。

　　承办法官查阅了小刘案件的卷宗后，肯定地答复他：“当初来立案，并且代理你出庭参加诉讼的人并不是律师。授权委托书中清楚地写明了：你的委托代理人是法律事务所的职员。”而根据新近修改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小刘的委托代理人李某不能代理其进行二审或执行阶段的诉讼程序。

　　法官告诉记者，事实上，《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小刘的困境已经不是个案。像小刘这种被“黑律师”以律师的名义所欺骗的，在实践中大量存在。

　　2007年10月28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作为其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社会上也随之逐渐出现了一批“黑律师”，他们专门以从事民事诉讼事务为职业，但又不具备律师资格。

　　“黑律师”没有俗称“律师证”的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但在与当事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多数以律师的名义招揽案源。他们中有的人单打独斗，也有在形成了一定人数的规模后，以“法律事务所”、“法律咨询中心”、“法律调查所”等名义开展业务，而这些“单位”也大都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

　　由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当事人一方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情况较多，其诉讼能力相对偏低，劳动者常常无法分辨律师事务所和“法律事务所”的区别。因此，劳动争议案件一直是“黑律师”现象的重灾区。而当事人委托“黑律师”进行诉讼，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案例1

　　仲裁委门口请了个假律师

　　新年伊始，小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咨询，在仲裁委门口与自称律师的王某结识。在“王律师”的鼓励下，小陈向单位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并委托“王律师”作为其仲裁阶段的委托代理人。

　　然而，“王律师”收取了小陈的费用后，并没有如约代理其出庭，小陈只得自己参与全部的仲裁程序。后来仲裁委告知小陈，其委托的“王律师”的真实身份并非律师，小陈这才恍然大悟,懊恼不已。

　　法官提示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可以被自然人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被限定于“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海淀法院的刘凯法官认为，根据这一规定，王某已无权代理小陈进行仲裁或诉讼。而委托王某这样的公民进行代理，一旦发生损失，则很难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例2

　　被空白委托代理书钻了空子

　　小张与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李律师”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约定“李律师”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代理小张与原单位进行仲裁。在“李律师”的指示下，小张签署了数份空白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但小张的仲裁请求全部被驳回了。“李律师”告诉他，如果要到法院起诉，就需要另行付费。小张就没有再委托“李律师”诉讼。近一年后，小张却突然接到了仲裁委的电话。原来，原单位以“赔偿在职期间造成的损失”为由，向他发起了仲裁申请。

　　直到开庭时，小张才从原单位代理人提交的证据中发现了一份判决书。“李律师”竟然在没有跟他沟通的情况下，以小张的名义继续起诉。虽然最后法院还是驳回了小张的诉讼请求，但原单位认为小张一再跟单位过不去，为了出气，也向仲裁委发起了仲裁申请。

　　小张这才意识到：“李律师”是利用当初自己所签署的几份空白委托书，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小张再去找那家法律事务所和那位“李律师”，却根本找不到了。

　　法官提示 法律事务所只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而不能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民事诉讼行为。当事人千万不要图省事，提前给代理人写好数份空白的委托代理书，以免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而“被诉讼”。

　　案例3

　　这个“律师”不便宜

　　小赵与原单位产生争议，找到了自称“劳动争议专职律师”的孙某。孙某与小赵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只收取几百元的车马费作为启动费用，最终另收取执行款的20%作为报酬。不过，孙某同时收取了小赵的身份证原件作抵押。小赵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最终，在仲裁委的调解下，小赵的原单位当庭支付了3万元赔偿金。“孙律师”作为小赵的委托代理人，签署了调解书，并领取了赔偿金。但是，“孙律师”并未及时与小赵联系。

　　由于久等不到结果，小赵就跑到仲裁委查询，才知道原来早已结案。小赵找到孙某，索要3万元的赔偿金。孙某则要求提高报酬至1万元，否则拒绝返还赔偿金以及小赵的身份证。小赵想找孙某的单位反映情况，却始终找不到孙某当初所说的该律所的工商登记信息，也根本找不到律所的办公地点。万般无奈之下，小赵只好向这个“黑律师”支付了1万元报酬。

　　法官提示 刘凯法官说，2006年12月1日实施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明确规定，在办理涉及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中，律师事务所不适用风险代理。另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